步的本能性迎合和渴望，因为一个贫穷的又及庞大的社会在长达４０年的时间里竟人为地保持了统一而没有发生社会分层毕竟是非常不自然的。（城乡之间以及干部和民众之间已经具备了分层条件，由于同样的人为原因而没有形成真正的分离）。
但是，社会分化的速度过快和民众态度的过于天真和乐观，实在是蕴含着台大的风险。因为当完整地完成了这一阶段的各种变化以后，社会将在惯势作用下，加速度地进入下一个分化阶段，光中的心理根本来不及做出调整，无法接受哪些接踵而来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政府大约会针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反击以安抚民众，但是这类反击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不可能取得效果。
因此，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社会在进入分层的第二阶段时，社会环境将发生恶变。不仅一般的对抗行为会以更激烈的方式进行，而且某些至应该在第三阶段才可能出现的特征性行为也会提前出现。
激烈、政治化和非理性，很可能成为中国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行为特点。
无法建议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制止社会的这种自然滑动，因为作为一个自然过程它是无法扭转的。中国人曾做过努力。１９７８年开始进入改革进程以后，几任政府首脑和当的总书记都非常明智地甚至是带有预见性地对社会的“堕落”进行过严肃的斗争。这期间曾开展过几次以净化道德、纯洁意识为目的的社会性运动，包括重提学习雷锋、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建设精神文明活动以及反对精神污染、反对和平演变等等，如果再计入先后几次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那么这十几年的时间几乎是由一连串的运动组成的。然而，这些社会运动显然带有太多的官办色彩，最热情的一方是政府本身。关于这些运动的效果，官方与民众的评价也相去甚远。官员们在对外国来访者的谈话中坚决否然这些运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似乎一切都是满意的。一般青年知识分子却乐于看到官方的努力付诸东流。
幸灾乐祸是一种对抗情绪，也是心理是衡的反映，无非是以恶毒来发泄而已。
承认分化并找出造成分化的加速度进行的真正原因，这是中国领导人目前应该致力的一项工作。
西方的专家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在观念上犯了一个重要错误，他们似乎根本不能理解政权内部也有一个利益对抗和分层问题，而且这种对抗是一种天然行为。
中国人正在重犯他们的祖先在纪元前一千年时的“错误”。周天子裂疆封侯，是因为中央政权没有力量有效地治理如此广阔的疆域。因此天子给了公爵、伯爵和南爵们以相当充分的自主权，调动他们开发封地经济的积极性，希望枝荣而本固，中央政权和中央之国可以收到更多的税奉因而更富强。但是事与愿违，演化的结果是诸侯纷争，百家争鸣，中央政权一再衰败终成傀儡。
中国人人为那个时期是本民族最值得骄傲、最辉煌的时期。天子、诸侯、大夫、家臣，层层分权，层层架空。当最终失去了权威和中央控制之后，生产发展了，思想学术空前繁荣（诸子百家即出现在这一时期），社会迅速进步，由残酷的奴隶制过渡到比较文明的封建制农业社会。
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强调的是简政放权，给地方或企业以自主权和积极性，其出发点与三千年前相似，希望枝荣而本固，或用《人民日报》引用的民谣语言：小河有水大河才有水。
在改革初始，中央政府即规定了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收益分配原则。１９８３年这个原则又被具体为“个人拿小头，企业拿中头，国家拿大头”的指导性分配方案，各地方政府甚至用文件形式从法律上确定了“大头和小头”的百分比率。但是，十几年的执行结果却是大头与小头的倒置。国家的相对贫穷和地方及个人的绝对富裕成为鲜明的对照。
问题发生在观念上，传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化竟使政府主持者陷入认识的误区，他们天真地认为在共同理想的大旗下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天然一致；而不是天然对抗！
一个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没有任何理由要牺牲地方利益去效忠，特别是当官吏任免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地方的人民代表会议以后，地方官吏与国家利益的“一致”就完全失去了一切基础。他不再和国家或全局利益有任何道义伦理的关联。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性这时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国家将地方政府官吏的选拔权和任免权交给急切盼望迅速致富的地方上的“人民”，又将选择企业主管人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干部权绝对是资产权，因为一切干部从来都只向直接有权任免他的“人”负责。干部任免权的这种变动，从一开始就表明中央政府决心牺牲资产国家所有制的完整，以换取较高的经济效率。或许中央政府仅仅想到了效率而对其深层后果茫无所知，不懂得干部任免权的迁移完全等同于资产所有权的迁移，企望从新增效益中由国家收回“大头”。这是天真的。党指挥枪是因为党有决定干部命运的权力。当党中央放弃这项权力以后，枪只能听命于各个山寨中的“山大王。”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曾被各级地方干部虚夸浮报成绩的恶劣行为气得捶胸顿足。如果按照下面上报的“成绩”进行估量，中国仅仅再用３、５年的时间就会“超英赶美”，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的梦想。毛等人后来在经济指导上一再犯错误，肯定与地方虚报成绩有关，他们无法看到真实。３０年以后，中国的地方基层干部仍在向上封锁，但他们这一次却是瞒报收入、产量和增长。瞒报的目的无非是封锁财富以利己利地方。中央政府仍无法看到真实，低数字汇总隐瞒了超速增长的客观事实。
依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社会分配有两个古老的公平原则，即按劳分配和按资本占有产品。当一个社会的分配制度中前一个原则从属于后一个原则，即通过劳动来分享和占有生产成果从属于按资本占有产品，那么这个社会就完全具有了资本主义公平准则的特征。
中国是否已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向它的国民讲清楚。一方面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不断生产出来，并不断积聚成富裕和贫困的分化，另一方面又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去教育国民。观念的虚幻和无依据，与现实的残酷和不可逆转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而这种落差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一旦虚幻破灭，社会将处于受骗被愚弄的绝望之中，一般公众和干部的心理是无法承受这种打击的，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危险。
１９８９年以后，邓小平一再告诫他的继任者必须时刻警惕“舆论导向”问题，绝不在新闻自由问题上后退半步。但是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国的官办传媒却从两个方面极力使邓的意见发展为一种错误。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杜绝一切“自由化”痕迹，向社会灌输虚幻的美妙的空想；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的争论中却极度自由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地方向中央争权的战斗中。一位德国游客在中国逗留的１０天中，至少有３次从官办电视节目中看到企业主管人对中央政府的公开抱怨。这３位国营大企业的主管人说，他们的企业之所以竞争不力是因为中央放权不够。他们强烈要求与私营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这种言论在西方人看来如同政变宣言一般令人惊心动魄，但是中国官办电视台却不受约束地为他们提供讲坛，而官员和公众听到这些宣传几乎全都无动于衷。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邓小平的结论；中国社会维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主要依靠这些国营大企业的支撑。而当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摆脱了对国家的义务的负担，“同私营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时，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还能够存在吗？
取消社会主义，在将来是否可行暂不去讨论，在目前是绝不可行的。社会和社会公众都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在中国，私下里发表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违宪的，但是可以公开地做诋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宣传，堂而皇之，大义凛然。这种现象是不可思议的。问题仍然是人们的心理承受问题，当有一天一切都从基础发生了变化，公众还天真地以为他生活在安定的社会主义中。受蒙骗是凄惨的。
人们对毛泽东的误解是多方面的。毛在晚年重提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绝不仅仅是梦呓般的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叹，他决定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权利”进行妥协，肯定是考虑到了公平与效率的尖锐矛盾。毛不惧怕任何人，但他惧怕他的国家永远贫困，他必须向效率妥协。
没有人理解他。张春桥奋起对这个资产阶级权利进行口诛笔伐，已经违反了毛的初衷；文革结束后人们对毛的批评，又误解了他的本意。
在中国，维持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解决人民温饱需要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公平；而刺激生产积极性和加快国家经济建设速度，则必须借助“资产阶级法权”以提高效率。公平是对效率的损害，而效率也会打破公平。
毛在两难选择中肯定没有忘记效率问题。因为他赞扬了列宁而批评了斯大林。他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
茂说，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毛在这里有发牢骚和自我解嘲的意思，表达出对国家状况的不满意，但更主要的是表明了他无法在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中做出两全的选择。他的晚年经历表明，他试图用革命的办法打破怪圈，既维护公平又用革命热情和思想觉悟提高效率，但是他失败了。毛的伟大和令人尊敬，就在于他明智地承认这种失败的结局。
毛泽东失败了，毛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呢？毛的失败是说明在中国绝不能将公平与效率截然分开呢，还是说明可以反毛泽东之道而行，放弃公平而追求效率？
能否正确地总结毛泽东，决定着以后的中国领导者和这个社会的命运。
一些激进的经济理论家向中央提出一个新思路，暂时牺牲公平，以高效率实现财富迅速增长从而实现新的高档次的公平。这是一个诱人的然而却是有害的建议。且不说由效率产生的收益根本无法成为国家政府的财富从而成为新公平的物质基础，效率由于起点的不同而不均等，这种不均等将不断放大不公平；即使这条建议完全合理，那么也是一个时间延续很长的过程。在最终达到新的公平之前社会现有的公平将严重瓦解，社会能够承受如此沉重的牺牲吗？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时间说明，这个社会的公众难以容忍对公平准则的放弃，即使是暂时的局部的。
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之后反复告诫他的继任者，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这是又一道难题，稳定的基础是要保持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