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袖、权威以及树立必要的个人威信的问题上，邓是否在认识上曾陷入了一个误区以后又有所觉悟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变化发生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之后，这个事件肯定会给邓某些极为重要的启示。
一位英国记者在北京事件发生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一面绣着“国务院监察部”大字的深紫色旗帜的后面，缓缓地走着一支近千人的队伍。这些纪律的检查维护这也公开地违反了纪律，向自己的领袖们进行抗议。这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当这个国家失去权威以后，一切似乎都乱套了。
邓小平如果接受他的一些同志的建议，建立起个人的更大的权威，那么他的劝诫和忠告是否可以使公众不至于陷入迷狂呢？是否可以避免这一场悲剧呢？当然，这也是无法做出准确结论的。但是，如果没有思想的权威，就只能动用物质的权威去恢复秩序，这就是军队。这是人类生活的又一个真理，只是在有权威的情况下社会才能保持安定和秩序，因为秩序是半自觉半畏服的产物。
中共的另一个判断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个党坚持认为，在文化革命的疯狂和混乱中，国家和社会之所以没有崩溃，生产之所以没有完全停顿，是因为有了党的存在。这个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的整整两年里中共在组织上已经完全瘫痪了，也没有地下组织的存在和活动。而恰恰就在这两年中社会公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达到了最热烈最疯狂的程度。维持了社会秩序的力量，肯定是信仰而不是组织。
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的国情是贫穷和落后，他还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民众的信仰方式不可能是高度文明的理智行为，它肯定带有“落后”的色彩，即迷信的色彩。当这种“迷信”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时，妥协比斗争更明智。
从毛泽东开始，中国开明的领导者和所有知识分子都渴望在这个国度里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烈活泼的政治局面。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如此。他们聪明地看到了真正的智慧和高明的哲学是从争论中产生的，但是他们又过于天真地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不要条件的。事实上，社会真正处于这种局面之前必须做出重大牺牲。首先牺牲的就是共同信仰，继之则是权威和秩序。春秋战国，战争持续了８００年，儒道墨兵农法各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中国现在能够承受和容忍这种局面吗？
毛泽东以他的浪漫和勇敢，在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６６年曾亲手作过两次试验。第一次或被点燃以后立即就烧向了共产党和他自己，他不得不迅速扑灭了它。而第二次，他连扑灭火的力量都没有了。
在信仰问题上，社会从来不会留下空白。所谓信仰危机在实质上是主体信仰受到挑战。中国的实际情况时，一旦允许对信仰和权威发起怀疑，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就会迅速地涌入以填补真空。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两年前的清明节事件平反，这是公正的。但是那次事件毕竟是民众自发地对毛泽东的权威地位的蔑视和攻击，平反就意味着这种形式的“造反”受到鼓励。这之后的一系列学生风潮和抗议活动不能说与此项平反决定有直接的关联，但是由中共中央出面为一次民众的政治反叛活动正名，这肯定是为后代知识分子提供一种随时都会选择的自由政治方式。
１９７８年以后，许多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理论涌入了中国。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开放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主体信仰被削弱了的结果，中国让出了空间，为它们开辟了市场。
对于中国的进步来说，新鲜的思想和理论不断流入肯定是一件好事情，至少他可以从中获得启迪，开阔自己的眼界。但是中国人首先要明确的是，这是一些在异国土地上生长出的花朵。记住，异国！不同的水土条件会生长出不同的果实。
一个明确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社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将保持自己的政治特点，例如要保持共产党以党执政的政治格局等等。如果承认这个前提条件是中国社会进步与稳定所必需的，那么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就从整体上是不是和中国的，因为这些理论产生的土壤上并没有诸如共产党一党专政这类条件。
西方的任何理论，包括纯科学的经济理论和社会政治学说，在进入中国以后大致会起两个作用。一是与这块土地上的政治条件发生冲突，如人权思想和民主政治设计等；二是起到诱导和启发进步的作用，如许多微观和宏观经济学说和现代管理观念和方法等等。人权思想的启发作用也是巨大的。但是，任何思想都不可能直接指引中国人走上发展的道路。它们只能在被中国人自己加以改造以后才会成为有用之物。马克思的学说是辉煌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知识分子毛泽东对它的改造利用，它在中国也仅仅只能停留在辉煌的水平上。它至多唤起几个勇敢的反叛者，但反叛不可能获得成功。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中国目前也需要再造一个“毛泽东”。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至今无法看清的，即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决策层的组成情况。毛泽东向来对高级知识分子嗤之以鼻，他相信中国是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度，只有了解工人和农民的人才有对中国决策的建议权和发言权。毛的这个主张无疑是偏激的，但是绝非毫无道理，因为这是中共几起几伏终于取得全国政权的留血经验的总结。毛的告诫应该为他的继任者们牢牢记住，绝不能给予那些有学问但不了解中国社会地层状况的人单独做出决策的机会。赵紫阳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几位留洋归国的青年才子对他鼓吹管理就是生产效率。 并由此而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极热闹的“优化组合”热潮。优化组合是现代管理科学的一种系统优化方案，它不仅是科学的，而且完全是一种非政治的通用管理思想。但是，当这项纯技术的管理措施被引入中国的机关和企业以作为对从业人员和干部进行重新组合的依据以后，它立即就被生命力更强的中国底层社会固有的政治所操纵和利用了。“优化”被普遍地改造为“净化”。有权势的基层领导人借此机会排除异己、打击意见不同的人，净化自己的权利环境，清洗报复举报者和一切对权位造成威胁的人。权力被“优化”以后，不再受到监督。一些优化后的领导班子出现集体腐败趋向，公开的行贿受贿行为开始发生；另一些净化后的班子又开始了“同志”间的新一轮权力竞逐。
管理新技术的引用，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加强中央权力的统驭能力，相反，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基层单位却加固了割据、离心力量，使中央政权对地方和企业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降低。
这是可笑的，然而也使中国的一种真实。人们一旦了解了中国的真实状况以后，立即就会对那些怀有优越感的，试图对中国人进行启蒙和训导的欧洲人、美洲人和亚洲人产生极度的厌恶。
１９３４年，中共在与它的敌人蒋介石先生进行决战的关键时刻，把溻的１５万主力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德国人奥托·布劳恩（李德——译者注）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周恩来，而把领导班子中的农民知识分子，桀骜不驯、出言怪异的毛泽东放逐到远离权力的山区去了。权力“优化”或“净化”的结果是，仅仅八个月时间，中共的根据地损失了９０％，红军主力部队被迫开始了长达１万公里的大逃亡。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也使用了两名德国军事顾问。但与德国人相配合的却是土豪出身的地方军阀和更优秀农家子弟统领的黄埔系正规部队。这种组合很难说是优化的，但是他们却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者。
在失败以后，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转变是一种“信仰”转变的过程。从笃信遥远的普鲁士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坚信身边的中国人毛泽东。他的后半生始终是克勤克俭地按照毛的指示而工作的。
邓小平与周恩来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似乎独立地自然地完成了由洋到土的转变，他并没有转向毛泽东而是转向了他自己。而这个“自己”又恰恰与毛泽东完全一致，邓因此被列入毛的宗派组织成员而被放逐。这种殊途同归的现象完全可以说明“毛泽东思想”这种信仰的建立不是由于天才的出现，而是那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正确的价值取向，是社会生活本身提出的需要。
作为个人，邓对毛是保持独立的。因此他可以在对毛的个人缺点很不以为然的情况下笃信毛泽东思想，因为这个思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自己的思想。当他按照自己的思想提出一整套改革、开放、文明进步的理论时，他实际上是在作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进行持续性发展的工作。
信仰危机的出现说明中国认证面临着一次转变。抓住机会，以更丰富、更适合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思想体系，即获得了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作为全社会的共同信仰，这个民族就能保持统一并获得发展；集会放过，任由德国的、美国的、传统的或超现代的各种思想理论流派参与决策和招兵买马发展势力，这个民族很快就会遭受重大挫折。
没有人真正愿意看到中国受到挫折。如果几千万吃不饱的矮个子中国人经俄国而进入欧洲大陆就食和寻求发展，那时就是欧洲人的末日。在中国问题上，世界的最佳选择是既不干预又不“帮助”，即不用那些漂亮然而对中国无用的思想开导他们，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干自己的事情。
作为信仰危机的一个社会后果，职业行为的非职业化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现象不断毒化和污染社会生活环境，又会进一步动摇社会的共同的信仰。
职业行为非职业化一般被区分为职业道德堕落和职业权力利益化这两大类，而在具体行为上实际并不存在区别，例如，以权谋私的警务人员实际上也是背叛了职业道德，而漫不经心的医务人员常常是因为没有利益的驱使。之所以要在类别上做出区分，是因为它们的行为主因和对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上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在发展趋势和解决途径上也完全不同。
以权谋私的非廉行为从比较单纯的角度看，是社会管理的必然性缺陷在行政行为上的表现，属于物质的或技术范畴的问题。因此，这类问题无法反映社会的属性或社会道德气氛，任何国家几乎都有此类问题的发生。中国的报纸大量刊载西方国家发生的诸如：吸毒、艾滋病、官员受贿、极端性宗教活动和官场丑闻、金元政治等等，并试图以这些事例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甚至做出西方社会正在衰亡的盛气凌人的预测，这是既无根据又十分浅薄的。上述的所有社会丑恶在中国大陆已经悄悄地发生了，而且发展势头迅猛，一两年之后肯定会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引起公众的强烈愤怒。但是我们却无法据此做出中国社会已经腐败的结论，因为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