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非廉和社会腐化等问题，仍可在技术范畴内考虑解决。
公正地说，中国今天的社会风气和官员的廉洁状况根本无法与文革期间或文革以前比较，在那一个长时期里这片大陆是纯洁的、干净的，共产党曾为此而骄傲。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其经济发展逐步市场化并有着最终进入良性循环的前景，你能说社会在退步吗？
社会主义是纯洁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肮脏，这是中共的一个误解。当他们用这种误解去误导公众时，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公众对社会变化的承受能力，公众必然会因看到社会出现肮脏现象而对那个唯一的执政党产生无法解释的愤怒。
对权力不能进行严密监督和妥善管理，权力必然会成为谋利的手段，在任何国度或任何性质的社会里都是如此。相比之下，西方民主国家因为从法律上不相信道德对权力有约束作用，所以比较注重从制度上规定除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措施，权力还不能够任意胡为。而中国的传统是相信官员的道德良知，注重对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而疏于对权力的监控制度的制订，因此权力被利益诱惑并收买的机会要比西方大得多。这或许是文化传统或观念方面的不同。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用人哲学“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荒唐可笑的，可中国自己却认为只有如此才符合道德规范。错的一方应该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的所有哲理名言都是在非商品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而中国人现在正致力于建设商品经济社会。
用几百双眼睛日夜不停地紧盯权力，中国人慢慢就会明白这样做的必要性。公开打出不信任的旗帜，严格内部检控制度，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符合道德的。不信任就是一种督促和保护。
中国大陆目前出现了严重的官员腐败问题，这并不可怕。因为这个现象与社会阶级分化的其他现象不同，它除了说明管理观念落后和管理制度需要改进以外不能说明其他的任何问题，更不预示着社会将发生可怕的恶变。当然，因为腐败而引起公众的强烈愤怒，也会因此发生规模很大破坏严重的社会风潮，但这是对执政党管理无方的抗议和惩诫。一般地说，事态过后，社会仍会按照既往的步调发展下去。
但是，如果官吏腐败问题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能获得解决，并且有蔓延之势，那将是中共真正难堪的时刻。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如果出现了反对党，那么它的头一条政治主张一定是反腐败。它不仅要以此为纲领争取民众的支持，而且要把腐败这块招牌牢牢地挂在执政党的脖子上。这是世界各国普遍上演过的政治悲喜剧。
改善吏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合理的良性的政治体制将使官员不敢或不能任意行事。中国现在的难题是不能轻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方面的改革动作几乎成了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因缘。
邓小平在７０年代末重掌重权以后，曾疾呼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大力加强民主建设，但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反响是非常奇特的，他们端出了一整套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要求共产党接受，甚至提出了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邓小平理所当然地予以回击。
中共以后在全国进行了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其目的除了要稳定社会，制止不断发生的学潮以外，更主要的是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做准备。在１９８７年邓与总书记赵紫阳已达成这样的共识：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健康、顺利、深入地进行；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划清界限。
无论在什么事件和从什么角度去看邓与赵的这种认识，都是绝对正确的。
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是中国党和舆论界打呼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期，这比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要早一些时间。而且，中共在同一时间并没有忘记强化反自由化的宣传，这优势与戈氏做法完全不同的。这种周密的安排准备理应使计划中的改革顺利进行了。
中国的社会公众又一次做出了非常奇特的反应。不知是出于错觉，还是计划步骤本身除了问题，公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反应是恐惧。他们隐隐地感到自己的生活安全和职业稳定受到了巨大威胁。的确，包括“优化组合”在内的用工制度改革意在砸碎人们早已习惯了的“铁饭碗”。公众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对“改革”的愤怒。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公众的这种愤怒以充分表现了出来。
１９８９年以后，中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极为慎重。在一些公开的宣传材料和显然是有大人物撑腰的报刊“社论”文章中，竟庆幸中国没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将像前苏联一样陷入极度混乱中。外国的一些评论家也持此种观点。
中国人多少有点儿对苏联人的处境感到幸灾乐祸，这几乎是北京、上海和广州街头每一个被问及的人的共同情绪。但是苏联人也在看中国人的热闹。俄国的报纸谈及中国时几乎也是一个腔调：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中国人的麻烦在后面。
中国目前的状况远比前苏联各国为好，这个事实基本回答了两种选择的孰优孰劣。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提出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这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在进行改革时的根本不同点。由于这一点的不同，这两个国家将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
但是，中国是否不需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更新呢？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和日益败坏的社会风气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未能在这方面做出强有力的动作，中国人将真的要在未来的某一天遇到很大的麻烦，甚至这个社会将无法驾驭。
１９８７年政治体制改革尝试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也是一个谜。邓领导的这场革命的真正困难之处在于触动民众的利益时民众将予以回击，而民众的利益是个弹性很大的概念，它可以做出诸如物价、政治自由和住房困难等各方面的让步，仅仅在两个基本点上要坚守阵地，即：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给予了的在平均水平之上的终身保障制度和心理上获得的社会主人公地位。改革一旦碰击到这两个基点，那将是改革领袖们的滑铁卢。妥协是必须的。
这两各级点要求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用工制度改革时只能在职工已获得的利益基础上作向上的调整，在守住既有平均线的前提下拉开贫富差距，而不是打破平均线作有上有下的调整。中国社会固有的复杂有力的权力辐射效应使社会成员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往往具有非经济性质，民众在自己基本利益不被触动的情况下对这种不公正有很大的承受力。毛泽东已经给了民众的东西，邓或其他的人不能再拿走。中国在１９８７年以后突然出现一股强烈的“毛泽东热”，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的这种情绪。
１９８７年改革是同时向干部的“铁交椅”和一般职工的“铁饭碗”下手的。作为有资格的中国领导者，在作者中设计时应预想到这种情况：由于干部可获得各种保护，铁交椅在短期内难以打破；一般职工缺乏保护而使针对他们的改革立即就会成为事实。这种“时间差”实际上使这次改革蒙上了单向的对民众基本利益进行挑战的色彩。
改革初始就先向一般民众下手，使贵族精英意识还是单纯的计划不周？
另一个谜则更令人费解。在此期间中共的宣传机构却在极不准确地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小孩子得了白血病获得了社会的同情和热情捐助。诸如此类事迹在报刊上被大力宣扬，这是明显的误导。改革的冲击与人们心理上的承受力之间有着必然矛盾。正确的宣传应该是打破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不正确的幻想，而不是以虚假的事是来鼩避矛盾或麻痹自己。要明确地没有任何误解地告诉社会公众：这个国家使贫穷的，不仅无力解决许多儿童的医疗费用问题，而且也无力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你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在关于个人生活和保障的许多问题上，你们将不能依靠国家和社会，你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奋斗。
承认这一点对中共是痛苦的，这个党的老一代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他们毕生的愿望是让全体公众都过上富足的无忧虑的有保障的生活。但是，如果这不是乌托邦的幻想，那么也只能是将来才会实现的理想。而现在，国家和社会绝没有这样的能力。
要把真实告诉民众，使他们的心理得以必要的锻炼，积极推进社会心理机制的“转轨变型”，这是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的宣传内容。
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共来说又很难。他们必须不断宣传社会的“光明”，以维护社会人心的安定。又是一个艰苦的两难选择。
在结束本书的叙述之前，我们无可回避地要对下述问题做出回答或预测：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社会的长久稳定？中国的现代化设计能否按期实现？中国政府将在社会危机发生时采取什么对策？以及如何评估这些对策的社会价值，等等。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保持长久稳定的可能性极低，这几乎是一个充满风险、不断冲突、挫折、错误甚至是激烈对抗的过程，一系列的两难选择形成发展与安定之间的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难。但是这个过程并非是人力无法控制的，如果政府的对策正确、全面且有一定预见性，社会完全有可能以妥协的方式消化矛盾，使对抗和冲突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最大的或最现实的危险来自于中国决策集团对社会发展的错误理解。在处理危机时，意识偏差将导致对策失误。这是一个不断发生错误和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但是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条件对中共是极为苛刻的，它们不允许这个执政党在重大问题上及关键时刻犯错误。任何类似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整个过程的中断。
我们已经反复阐释过，中国在目前阶段尚不具备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和决策反馈机制的条件，虽然新的领导人力求对决策进行尽可能充分的咨询、论证、预演，但是决策仍有较强的个人色彩和传统色彩，这又增加了犯错误的机会和可能。
如果说传统的意识上的偏见是决策失误的陷阱，那么中共在引导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将遇到下列几个伪装得极好的预设陷阱。
1。 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钥匙，速度与安定同步运行。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陷阱。虽然经济增长缓慢会诱发政治的信任危机，但经济高速增长也会刺激社会固有矛盾的计划，而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却是中共最不熟悉的。
中国十几年的改革和经济发展使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正处于旧的结构和体制趋于瓦解而新的可以替代的结构和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关键时期。应该明确的是，这种新结构和体制不是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厅里能够生产出来的，它只能作为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才是有效的。因此，过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使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