侥幸不死之后是更大的惶恐，历尽劫波之后人类已全然没有了兄弟之情，彼此之间再也不存在信任。惊魂未定的我们在频繁后顾的同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驻足前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旅途上，它的前方是一片坦途呢还是早已布下另一个致死的泥潭？或许，我们只能在安全岛上喘息片刻，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更大的诱惑、奸诈和风险？人类已经走上了另一次坠毁的边缘？
人类已经不再信人，也不再自信，每一步前行的脚步没有踏空，都使人疑惧丛生，深信自己已经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正在一步步地走进既设的圈套中。问题是，下一次毁灭到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希冀神灵的庇护和侥幸再一次降临吗？
我们不得不环顾自己的周围，心事重重，疑神疑鬼，在这许多的同行者当中，谁是那个伪装成信徒的犹大，他将在我们面临深渊时狠狠地踏上一脚，使我们飘然坠落，再也无法生还？谁是那个害群之马？野心勃勃，倔犟粗蛮，为了自己的私利和某种虚幻的理念而胡踢乱咬，扭住我们撕打，从而使人类同归于尽、集体自杀？
世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集体安全的基本概念就是尽早发现这个潜在的命运死敌，在它最终有力量做出危害性举动之前把它扼杀掉。
可疑者的名单是长长的一列，如果我们认定联合国安理会是公正的，它没有屈服于强权者的意志（事实上，美国人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联合国的事例比比皆是，且这种局面以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或者说，几乎已构成了联合国的历史。）那么这份名单上已开列出下列国家的名字。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古巴、北朝鲜、塞尔维亚、红色高棉……。潜在的名单是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赤贫国家。
这个名单远不是公正的，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反映了强者的意愿和好恶，联合国的“大多数”通常屈从于强者和富者。如果有上列各国组成“安理会”，那么开列出的名单上的第一个国名将是美国。
问题在于，强者和大多数是否真正代表世界的主流？如果我们放弃虚伪的自尊，理智地理解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认为强国和富国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合理性、政治上的先进性因而才富强的，这种榜样性不正是光明和未来的代表吗？人类各民族不都是企望着富足和强盛吗？
事实并非如此，强国往往是世界性危机的起源。特别是当一个强国处于由盛而衰的转折期时，它所表现出的惰性、自私、愚昧、疯狂以及企图拉住世界前行脚步的阴暗心理和无理行为，正式世界最黑暗最反动的力量的根源，战争往往由此而起。说到这里我们将提及苏联帝国的最后一位君主戈尔巴乔夫先生。人类将永远赞颂他，为他祝福。当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强盛的军事帝国行将崩溃的时刻，他为自己选择了屈辱，但是为世界选择了和平。
同样，弱国或贫困国家也不必然具有理性。伴随贫困的往往是孤独、极端、虚妄和铤而走险的思维方式。国家贫弱，不正是政治落后、经济不合理造成的吗？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去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经对全球安全构成了威胁呢？这个标准又按照哪些可供参照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去制订呢？
二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处在不间断的变化中。变化的结果和方向不仅影响本民族的命运，而且会极大的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因为一个国家的变化或者是引起别国变化的原因，或者是别国变化的结果。
因此，国家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往往呈现出潮流性状态。本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上同时出现了德、日、意三个法西斯政权；战后及整个五六十年代，在全球几乎同时出现了近四十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到了八十年代末期，这些政权纷纷易帜，又相继刮起以改革为名的资本主义政权、产权改造之风。任何一个国家的微小变化都可以找到国际潮流的影响，这说明国家或政权的脆弱性或可塑性，说明独立发展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幻想。
这一特点也使我们对世界的未来及安全前景有了乐观的理由。
但是，国家变化的这一特征也同时说明了所谓变化的虚假性，它是不稳定的、由利益取向决定的。特别适当这种变化的直接推动者是国家的当权者时，变化的方向就不必然表现为前进性。当非洲的干旱国家宣布其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你很难判断这个民族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而红色高棉占领柬埔寨时，那个民族实际上有整整两年时间陷于原始的宗教性野蛮之中。
从来的统治者都是改革家，或者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即使是复古也往往在改革的旗号下进行。但是，从来的这些权威改革家推动的改革都是盲目的，某些重大灾难甚至正是由这些改革引发的。毛泽东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他领导的中国的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在１９６６年，当他一相情愿地企图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进行彻底改造，推动中国社会进行更理想的改革更新时，他使他深爱着的民族蒙受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劫难，从而使这个伟人的形象受到了大大的贬损。
改革会引发灾难，除了因为它是受国际潮流左右，带有盲目性，以及是当权者推动带有主观色彩这两个原因以外，更可怕的原因是它的群众性。一般群众（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众，这部分群众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因为有着强烈的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愿望，所以是社会变化的天然拥护者。因此，这种由大多数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主体对社会变化有两个基本要求或倾向：一是要求社会变化合乎理想；一是急功近利，急于看到成果。一旦上述两个要求没有达到时，统治者与下层社会成员的改革同盟即有动摇瓦解的风险。所以，统治者往往为取媚于社会而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改革口号，这些假想目标进一步刺激民众的理想狂热，因因相循，使国家和社会的改革更新发生恶变。
哲理，我们得出了促使国家和社会发生健康性变革的三个限制性条件：不是单纯性受国际潮流影响的，而是发自本民族社会内部的一种经济、政治要求；不是出自于统治者的雄才大略和善良愿望，而是来自于社会主体；不是迎合社会大众的强烈呼声和愿望，而是社会优秀品级成员按照他们对理想的理解对社会进行切实的改造。
在这三个条件中，我们排除了外部因素对变化的激化影响，也排除了内部组成因素中贵族与贫民阶层对变化的主导作用，仅留下了“社会优秀品级成员”这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并将民族与社会更新变化的大任与希望寄托在这一阶层成员的身上。这并不等于说外部的与内部的其他因素对社会改革变化毫无影响，事实上，因为所排除的两个因素在社会变化的进程中往往显示出强大的力量，足以左右任何变革。但是，由于对这两个因素加以克服、限制和利用，可以在策略和技术范围内加以解决，我们有理由不予考虑。
这里，我们留下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优秀品级？
三
我们的地球是这样狭小。目前，拥挤在这个小小的星体上的人口已达５５亿，据最保守的估算，再过３０年（２０２５年）人类的总人口将达到或超过１００亿。
所有的民族，我们未来的１００亿地球居民都有生存的欲望和权利。他们要吃要穿，而且要求富足，要求发展，甚至他们还要求奢侈的虚荣心和自尊感，要求自己过得比别人更好从而支配别人，这个基本的动机就迫使各个种族以至于整个人类疯狂滥用和肆意开掘这个星球所能提供的有限资源，并且毫无顾忌地随意污染者人类自身的生存空间。而据最乐观的预测，人类最终能够突破地球的限制在其他星球上开辟自己新的生存基地，至少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不懈地奋斗３００年！３００年后，地球上有多少人口了呢？
前景黑暗得令人不寒而＋B！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自己将活不到那一天。
一方面是人口数量和人的欲望的无止境的膨胀，另一方面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资源日益枯竭。而人类赖以摆脱危机的唯一文明方法，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却相对缓慢。于是，这样两种作用力相背的力量就以极大的张力背离而去，撕扯着人类社会整体，像一根绷得过紧的皮条，最终会因达到极限而被扯碎。
人类社会整体被扯碎，这意味着什么？自相残杀因而由于热核武器的使用而同归于尽？
上帝既然缔造了人类，将不会再让它毁灭。或者如大多数人所相信的在冥冥之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造物主，他们在创造人的初始以及人类不断更新进步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高举着那把捍卫人类生存的利器。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则。
这一法则强调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竞争，它更注重的是适应。只有那些与世界相适应的个体、群体、种族或国家才当然具有生存发展的权力。而落后或不适应者，只有改变自己以求适应的权力，无权要求其他！
世界发展到今天，国家的独立和完整边界仍被尊重和承认，但是整个世界作为一个信息不断流动的大系统，其内部的阻隔和分界早已被冲得摇摇欲坠。因此，落后的民族国家在开放的世界系统中完全无法保持其自身，它们将被无情地改造、同化、消灭或者废除，从而为人类整体的生存和优化做出令人痛惜然而是必要的牺牲。
上述观点是本世纪初叶生物学派思想家们得出的一致结论。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虽然偏颇但却接近真理的结论由于希特勒先生的荒谬鼓吹和血腥实践而变得臭不可闻。然而战后者５０年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从未放弃过同化别的种族的政策，而落后的贫困国家从自身的悲惨处境中也悟出了同样的道理，或者已经看到了更加悲惨的未来，从而发出了改造自己挽救民族的呼吁。这或许就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世界性改革洪流最本质的原因。
作为一种报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段时期内，有两种思潮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和确认。
首先是马克思先生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二战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各国共产党人及其领袖，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这种学说作了善意的改造，从而使它成为一种伊甸园式的辉煌理想，并且由这种理想出发产生出深及社会结构各个领域的一整套治国安民措施。领袖和子民们都深信沿着这条健康的发展道路走下去，即可以达到光明灿烂的理想天国——共产主义。问题在于，无论各国的共产主义理论与方法存在着多大的冲突和歧解，它们的基本实践却是相同的，即在思想方法上鼓励克己，在经济制度上实行抑富扶贫。
共产主义思潮曾经在世界上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它不仅被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所认同，而且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现在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先生在竞选期间被老一代政治家们攻击为共产主义的朝圣者，因为他在年轻时曾热衷过参加某类政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