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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共面临的选择：放弃农民吗？
中共执掌全国政权以后，不仅它自己也处在了农民与其他阶级和集团利益冲突的火山口上，而且从自身成功的经验中它也很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力量的强大与可怕。更严重的是，当中共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方式的工业建设和改造以后，社会很现实地产生出一对新的矛盾，城市工人（也包括知识分子和中共的党政军干部）与农民的利益冲突。
对于旧的矛盾，中共在成为执政党的第一年就以瓜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办法解决了。但是对于工农这一对新矛盾却无法用简单办法解决。由于现代工业生产与手工畜力为主的农业生产在劳动效率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新中国这个工人农民的家庭中工人与农民两兄弟之间必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不仅如此，当一块蛋糕由两兄弟分吃时，你多吃一口就是对我的剥夺。
作为家长的中共此时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两难选择。安抚农民将放慢甚至放弃工业建设，而没有工业建设这个国家将没有进步；加快工业建设就必须剥夺农民。中共愿意把农民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去吗？
值得称道的是，中共高层干部几乎一致同意暂时放弃农民而在全国发展工业生产。（也有个别例外，如以立场顽固著称的彭德怀元帅因为为农民“请命”而与毛泽东发生激烈对抗，被解职。非常奇怪的是，目前中共的理论家们在重新评断这次争吵的是非曲直时，几乎众口一词地对毛泽东进行非难和职责，而替彭德怀元帅鸣不平。这是不公正的，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何尝不愿意为农民多争一杯羹？如果有对农民过分剥夺的过失而应受到指责，也应辨清最本质的“路线”是。）中共的这种选择是既痛苦又充满风险的，但又的确是非常明智的。在以后的２０多年里，中共以政权的力量勒紧了农民的肚皮而在国门被紧密封锁的困难处境下独立地建成了自己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成了世界核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事过之后我们可以做这种设想，假如中共党史做出相反的选择，那么它的工业化道路将是一条由富裕农民积累资金再转而手工作坊再进而办工厂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而中国农民经过两千多年的积聚又办起了几个工厂呢？一个没有工业的中国，在周边国家的觊觎下能够完整的生存吗？
从理论上说，中共从农民立场转向工业立场，是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放弃而走向国家资本主义。虽然因为又不得不时时顾及农民的利益，不得不心怀不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坚硬教条修正自己，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并不典型。但是，在剥夺民族资本使却做得既典型又漂亮，在敲锣打鼓声中就把小鱼小虾般的工厂主们剥得干干净净。
国家集权的资本主义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点，但是也因为不可避免的原因而在国家肌体上留下了深深创痛、累累伤痕和种种极权主义弊端；同时，也是国家形象受到极大的损伤。这个穷汉还没有学会使用刀叉，饿极了时他的就餐姿态很不优雅。
但是，历史将记述下这个事实：在中共不优雅或相当粗暴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起步。
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是：怎样对付农民？
三、 解决农民问题的两个方案：禁锢与解放。
世界上任何国家在对付或治理对社会整体秩序构成破坏、冲击或威胁的人群群落时，无非是采取这两种办法，或限制它在一个范围内活动，或彻底消灭它的特性，使它不再成为威胁。这两种方案当然以后一种更为理想，但由于受条件所限你根本无法同化它，于是只能采取禁锢的办法。由此可见这两种方案本身并无积极与否的区别。美国的欧洲移民们曾将他们的黑奴禁锢了一百多年，《解放黑奴法案》之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同化，至今仍在不断发生种族暴力冲突事件。
中国农民对中国城市社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仅仅由于教育状况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化与意识的巨大差异就完全可以把这两部分中国人划分成两个种族。种族间的排斥感明显存在。高傲与自卑、怜悯与嫉妒、隔膜与挤入，成为城乡交往中的普遍性心理。
同化的机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存在，因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根本不可能为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工作位置。在这一时期内，任何试图同化的举措都将以整个社会的倒退为代价。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末，一千几百万城里的学生上山下乡当农民，使毛泽东浪漫主义的典型作品。其结果是整整一代人的教育进程的中断。８０年代以后的农民进城的浪潮所造成的社会道德和秩序问题也是极为严重的，已经对社会造成了许多现实的麻烦与威胁。
毛泽东的方案：把农民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
毛泽东的农民治理方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由多种思想成分混合而成的辩证体系。这里面既有田园诗般的幻想又有共产主义的空想；既有充满温情的教育和诱导又有严厉冷酷的管制与强迫措施；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硬性原则又有历史遗留的大量统治经验。如此丰富的内容被包罗在一个体系中，不仅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天才和创造性（我的学生们在讨论中国的问题是常常被毛的天才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种的一半人愿意接受毛是个神而不是常人这种说法），而且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６亿（以后发展为８亿）贫困而缺乏教育又富造反传统的中国农民竟驯顺地被禁锢在土地上达３０年之久，终于为中国的工业建设赢得了充分的时间。
㈠合作化运动
中共自建国伊始即开始在农村开展合作生产的试验，以后便以行政权力（几乎是暴力）强行在农村推行合作化改造，直到１９５８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最终将农民的私有土地全部收缴集中以后才告一段落。但从此以后，农业生产合作化或称人民公社化被写入宪法，成为任何人不许擅动的一个铁的原则。
最初的合作化设想应该是善意的。农民分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以后，由于生产条件的差异还会出现两极分化，共产党绝不远在自己手里又制造出一个新的地主阶级。而且合作化有利于推广良种和使用新技术，有利于农田基础建设，因此可以说这种设计带有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主观善良动机。
但是在以后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却使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初始设计发生了预料之外的偏移，转而成为对农民治理的一种最现成的借用模式。
一是发生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热潮。毛泽东似乎是被他的热情的下属们的工作热情所迷惑，迅速堕入一种奇迹即将发生的神奇预感中。它将中国比作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一旦爆炸，社会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能够做到以前从未做到的事情”。
人民公社恰好是原子弹爆炸的一个良好组织形式；而且，这似乎也是一个一举解决工农差别从而根本消灭旧式农民的千载一遇的时机。于是，人民公社立即被履行成了一座专事各种生产的兵营（或可称集中营）。与小农生产有关的一切都在一夜中被抛弃，甚至农家厨房也被共产主义的大食堂取代。公社的成员被分派去进行工业、农业、矿业等各种门类的生产，几乎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钢铁厂，并建立了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
这件是真实地暴露了毛的意图，以提高农民的方法消灭农民，而人民公社恰当地为实现这一想法提供了组织形式。毛先生本人对地方各级官员上报的显示大跃进辉煌成就的各种数字并不太相信，也不甚感兴趣，他更注重实现乌托邦幻想的过程而不是终极目的。因为在奋斗的过程中，人的精神将变得美好，心灵趋向纯洁，这种由旧道德迅速向共产主义道德过渡的办法很可能是彻底改造农民的一条简捷的道路。此后，毛泽东这个农民的儿子，在他的有生之年始终没有忘掉教育、改造农民这个目标。
另一件事是大跃进失败后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抬头。作为对虚幻共产主义的一种惩罚，农民以偷窃、流浪、集镇黑市等手段向共产党政权发出了挑战，特别是黑市上高价出售粮食和蔬菜，直接威胁到了城市工人的稳定。这些事实不仅对毛改造农民的热情计划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而且也在证实着毛头脑中那个可怕的预感，农民这个巨大的群落，是一个不断滋生毒菌的温床，“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从这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不再对他们心存幻想，而且开始产生了潜在的恐惧心理。
历史将搞清这个谜：农民与毛泽东，究竟谁背弃了谁？
６０年代中晚期，毛泽东在全国农村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对“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扫荡。１９６４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几乎把公社以下的所有基层干部全部列为可疑分子，由城市工人和职员组成的工作队深入到乡村，发动农户中的懒汉和赤贫者，对干部逐个进行审查清洗。毛泽东说，我们对付的是国民党。
１９６９年开展的第二次运动的目标仍是打击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这一次运动的对象甚至扩大到一般较富裕的农户和手工匠人。这些人仅仅因为比较一般农民有更多的挣钱机会，生活稍显宽裕而被列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运动结束时，这些农民游离土地的谋生方式被严格禁止。
这两次运动不仅把农民牢牢地钉死在土地上，而且也把农民的思想牢牢地束缚住了。农民对政权的权威深怀恐惧，噤若寒蝉，甘居贫困而不敢口吐怨言。
中国封建时代历来有在农村实行保甲连坐制度的管治措施，以钳制民口，约束行为。农民跟随共产党取得了对地主的战争的胜利，但他们并没有从而彻底解放自己。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这三级农村管理网络所达到的管理效果已经类同甚至超过了旧式保甲制度。因为不仅要限制农民的言论和行动，而且还要从根本上消灭他们发财致富、通过奋斗走进上流社会的妄想。
事实是，１９７７年逾１９４９年相比较，中国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收入虽然有了明显的增长，但由于农村人口增多，城市用粮急剧上升，农民年均口粮数量几乎没有提高，低粮价政策使农民极少有余钱扩大再生产。农业始终在原有水平上悲惨地徘徊。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将共产党政权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旧政府并列或等同看待。同样是对农民的粗暴统治，目的或动机却有着极大差别。毛泽东有难言的苦衷，他必须在敌人的包围和威胁下（这期间，美国人至少有三次准备用核武器袭击中国，苏联则有一次）进行艰苦的工业建设。如果农民用自发资本主义的方式从内部瓦解建设计划和政权，他难道能袖手旁观吗？而且，按毛本人的说法，大道理管小道理，为了大道理（国家工业实力的增长）而对自己的农民兄弟动粗，这也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毛泽东的方式肯定是错的，他的动机则没有大错。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