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劳伦斯的这些新朋友们邀请莫里一家到汉帕斯德·希斯去聚餐。
当劳伦斯、弗丽达、高登、堪贝尔和莫里夫妇在汉帕斯德地铁站出现时，一声
“劳伦斯”的尖叫声惊动了他们，他们听见并看到一个少妇，身着一件和服似的衣
服，张开双臂，朝山下奔去并热情地呼唤着。堪贝尔喃喃地说：“我的天啊！”凯
瑟琳·曼斯菲尔德说：“我巴不得这个！”当爱菲·罗跑到劳伦斯身边，他便转过
身来向他的朋友们作介绍，但他们都不见了。当他后来见到他们时，凯瑟琳向他解
释说，她看不惯那种感情的外露，假如她不跑开的话，她会显得满脸不高兴的。
当劳伦斯和弗丽达结婚时，莫里夫妇在场。婚礼于7 月13 日在肯辛顿登记处
举行。莫里和堪贝尔作为证婚人出席婚礼，而马什无法从外交事务中脱身，没有参
加婚礼。这里有个有趣的巧合：劳伦斯在20 世纪英国小说作家中最有力的对手詹
姆斯·乔伊斯于1921 年也在肯辛顿登记处与他的情妇诺拉结婚。
劳伦斯立刻将他的喜讯告诉了霍普金夫人：“我觉得婚礼高雅庄重，我没有感
到自己有什么变化，但我想象自己是个新人了。”他和弗丽达计划去德比郡的埃达
家，但他说他们可能不会去访问伊斯猩，他说他们8 月将去爱尔兰西部旅游。
在他婚后第二天，劳伦斯给加纳特写了一封事务信，讨论达克华尔斯出版社打
算出版的那部短篇小说集，最后加纳特为这本书命名为《普鲁士军官》，劳伦斯当
时则建议用《鹅市》为名。在信的末尾他随便提到了一句他私人之事：他和弗丽达
正式结婚了。他不知加纳特是否会认为婚礼是无聊的排场而已。接着劳伦斯又说：
“孩子们的麻烦十分突出。”弗丽达设法在律师办事处见到他们：就像她女儿巴巴
拉回忆的那样，那是惶恐不安的半小时，弗丽达含泪强笑，孩子们则十分紧张。
劳伦斯在这时期写给马什的信中讨论到他的小说和一本在蕴酿中的关于托马斯·
哈代的书。自从离开加格兰诺以来，他好似只写了很少的诗文。在《瞧！我们过来
了！》这本集子中，只有三首诗——《维得洛克》、《历史》和《过来人的歌》—
—创作于一首注着“桑·高登基欧”（劳伦斯最后在那里是1913 年4 月）和另一
首标着“肯辛顿”（劳伦斯曾于1914 年6 月底到8 月底住在那里）的两首诗。他
在肯辛顿写了一首《众妇之妇》之后，在整个系列中只增加9 首；这9 首至少是在
两年之中陆续写成的，因为最后一首是在康沃尔的乔诺写的，劳伦斯夫妇在1916
年2 月至1917 年10 月住在那里。
《瞧》后面的部分诗作全是表现一种满足的诗歌，但它们并不回避问题和冲突，
它们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并正视它们，在心理的“平衡”中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
——像早先提到的那样。劳伦斯后来采用了“极性”这个名称，正是这种“平衡”
——就像《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所寻求的——一直是劳伦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
精神和肉体之间所寻求的一种理想。
这段时间内劳化斯虽然诗写得不多，但仍被看作是个诗人。他的诗引起了美国
诗人艾米·罗威尔的兴趣；她是知名的新英格兰家族的成员，是维多利亚女皇时期
的大臣、诗人詹姆斯·拉塞尔·罗威尔的旁系亲属。艾米·罗威尔于1914 年初夏
来到伦敦后，她邀请劳伦斯在匹克迪利的伯克利饭店共进晚餐，此饭店目前已不存
在了。艾米·罗威尔的同伴埃达·拉塞尔和英国诗人理查德·奥汀顿及夫人美国诗
人H ．D 也在场。奥汀顿十多年后回忆在战争前夕的这次晚宴是“无意义的”，虽
然他对劳伦斯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和既带有讨好又怀着敌意的谈吐“有深刻的印象”。
劳伦斯踏着“轻巧自如的步子”走进了艾米·罗威尔的套间，带来了战争危机
的消息。当他们坐在闪闪发亮的餐桌旁时，黄昏已降临了——整个欧洲的灯光尚未
完全熄灭，匹克迪利灯火通明——罗威尔小姐和参加宴会的客人们谈论的只是在诗
坛发生的那场大战，英国的艺术家和知识界人士当时对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的可能性
想得很少。男学生们在夏日里参加军事训练，他们盼望秋季能进入他们所选择的大
学读书。
当时，在诗坛冲突中，艾米·罗威尔正领导着意象派运动（当时这样称它），
此运动是埃兹拉·庞德两年前根据T ．E 休姆的几首诗和一些理论倡导的。伯克利
的晚宴旨在加强艾米·罗威尔的地位，庞德像一只企图挫败一只大熊的豪猪一样，
竭力想抵制这位刚刚摆脱了传统诗歌的、来势凶猛的、热心而且富有的波士顿人，
当时庞德说：意象主义应被称为艾米主义了。
（Amygism 艾米主义与Imagism 意象主义偕音——译注）在当时，这成了一个
贬意的双关语。
现在她要以庞德的标准把劳伦斯作为站在她一边的现代派阵营中的年轻一员。
当她要求劳伦斯成为她的团体中一员时，他回答说他不是意象主义者。
作为答复，她引用了他的诗《婚礼之晨》开头的几句诗：“晨曦喷薄而出，红
光闪耀／像一朵怒放的石榴花……
劳伦斯友好地答应了并同意在意象派出版物中露面，虽然他从来没有公开对他
们的信条表示过支持。他也不断地在马什的《乔治派诗集》中出版作品，但他和对
方流派的成员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诗中的自然景色，那种对“大自然”的后期浪
漫主义式的热烈拥抱，与乔治派诗人的那种对自然景色的温雅的描写有着天壤之别。
乔治派诗人的诗句只是偶而表现出一种支离破碎，模糊不清的自然，好像是从网球
场的一端瞥见的景物。
不论是意象派，或者是乔治派，或者是别的什么派，劳伦斯显然觉得1914年7
月30 日在艾米·罗威尔的套间里餐桌旁交谈的一席话很有意思。次日，他写信给
哈利耶特·门罗，说他和艾米·罗威尔及埃丁顿夫共餐并“一起读了些诗”。
这至少是送别旧时代的一种好方式。
（二）战争之犬滑脱颈圈
7 月31 日，劳伦斯启程步行去湖村旅游。他是和一个在俄国法律局工作的名
叫霍恩的人一块儿去的，霍恩带了另一位朋友同去，临行时。他又劝说与他在法律
局一起工作的同事S ．S ．柯特连斯基一同前去。柯特连斯基是几年以前来到英国
的。据说，他得到了基辅大学的奖学金，来这里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另外一种说法
是，他母亲资助了他这笔来英国的旅费。作为一个激进的学生，他虽然曾是沙皇秘
密警察的怀疑对象，于是，他只好继续呆在英国。他肤色黝黑，有一头卷曲的头发，
层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劳伦斯发现，这位萨缪尔·所罗门诺维奇·柯特连斯基有点
像耶和华。他和劳伦斯一见如故，他认为劳伦斯天真直率，但他对弗丽达一直没有
什么好感。
这个步行团体——其中还包括一位俄国律师R ．S ．斯拉脱斯基，还有一个劳
伦斯的朋友路易斯，即那个工程师——开始时是相当快乐的，虽然战争已经逼近。
8 月5 日，在位于钢铁厂和战舰工厂之间的弗尔尼斯·巴罗的路易斯的家中，这个
步行团体才得知英国已经卷入战争。整个弗尔尼斯·巴罗都激荡着一种战争气氛。
劳伦斯还记得“我们当时都疯了似的”、但不久，他沿着海岸线走了几英里以后，
开始对所发生的事感到害怕起来，6 个月以后，他说他才刚刚从迷惘中明白过来。
返回伦敦以后，劳伦斯知道，他和弗丽达不能再乐观地打算在10 月份回意大
利去了。现在，甚至连到爱尔兰去的希望也都渺茫了。不久，他在离恰斯汉姆不远
的白金汉郡的贝林顿巷租了一间叫“三角”的小屋，每月租金为6 先令。在那里他
常常生病，5 个月后，也就是第二年的1 月份，他迫不及待地离开了那儿。
在恰斯汉姆时，劳伦斯夫妇经常见到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朋友加农夫
妇，他们住在离风车不远的乔勒斯伯里，吉尔伯特·加农，当时是个颇有名气的小
说家，与詹姆斯·巴里的前妻结了婚，她就是女演员玛丽·安塞尔。她是一个说话
时爱转动眼睛的美丽妇女，她似乎注定了要在劳伦斯夫妇未来几年的生活中匆匆出
现又勿匆消失。劳伦斯很喜欢她，但几年后他发现，她是个讨厌的人。
1914 年秋，有一个年轻的画家马克·戈特勒，成了加农家的常客，他由于热
衷于伦敦频繁的社交活动而使自己累垮了，可是他来到了乡间养病。此时，他也成
了劳伦斯夫妇的知心朋友，但过了不久，他就像《恋爱中的女人》中的罗欧克一样
并不受宠爱。通过加农夫妇，劳伦斯夫妇也结识了《罪恶之街》的年轻有为的作家
康普顿·麦肯色，（劳伦斯私下里把这部小说称为“俗气的装饰品”，然而，他喜
欢麦肯色本人）。
麦肯色后来在劳伦斯的一些讽刺作品中成了被取笑的对象。不过他在小说和传
记中却写了不少有关劳伦斯的情况。当麦肯色到风车那边去访问加农夫妇时，加农
夫妇将他带到了劳伦斯在贝林顿巷的寓所。后来，麦肯色在回忆录中称它是“我所
见到过的最丑陋的屋子”。他发现劳伦斯在刷地板（“我们刚进去就看到那地方肮
脏极了）。他留着一小撮红胡子，一头红头发和有魅力的粉红带白的皮肤，看上去
不上29 岁。
劳伦斯（在1915 年1 月5 日）写给麦克列奥德的信中说，加农夫妇是他们
“很好的朋友”，他还提到了周围其他的人：“莫里夫妇——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他们办过《韵律》——在3 英里之外的黎伊有一所小屋：因此，我们并不十分与世
隔绝”。要不然，劳伦斯夫妇的外来客人就更少了。有一次，艾米·罗威尔乘着由
一个穿褐红色制服的司机驾驶的一辆褐红色的小车来到恰斯汉姆。后来与唐纳德·
卡斯威尔结婚的凯瑟琳·杰克逊那天也在恰斯汉姆，不过仅此一次。弗丽达后来回
忆说，高登·堪贝尔也曾拜访过他们，他看起来“像个爱尔兰的流浪汉”。柯特连
斯基也来看过劳伦斯好几次。
劳伦斯呆在恰斯汉姆的几个月中（从1914 年8 月至1915 年1 月），他向辛
西娅·阿斯魁斯描述到，他的“灵魂躺在坟墓里，但还没死去，它在一具已变得僵
硬、冰冷的尸体之中，在它的上面覆盖着一块大石板。什么人也不存在，因为我自
己不存在了。然而我并没有死——仅仅被遗忘了——被践踏了——但我一直很清楚
地知道，我一定会东山再起”。我们发现，他在此“死亡”期间被保存下来的信件
的数量比在这5 个月中的其它时间的信件要少一些。在战争后期，当他对战争更感
痛恶时，他就更加明了地谈论这个话题，其言论非常之多。从恰斯汉姆的信件中，
我们所看到的不总是那个“已死的”人；劳伦斯在表达他的厌恶和沮丧时还是充满
了活力的。
战争爆发不到三个星期时，他写信给艾米·罗威尔，“我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