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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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之躯-劳伦斯传- 第6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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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册,每本1 先令6 便士,5000  册以上,每本2 先令。
    与此同时,美国新兴的小出版社托马斯·塞尔特译出报社也在与劳伦斯和缪恩
特塞磋商出版《恋爱中的女人》的事,这是那年12  月所出的一种高档的版本。那
时,劳伦斯已甩掉了平克,他在贫穷的战争年代为他的利益所作出的真诚努力大部
分是徒劳的。两人十分友好地分了手。在此后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平克偶而也给劳
伦斯寄去一张支票,支付他的一些拖延出版的作品。
    他还寄回了一份手稿,这手稿中的故事,不久便卖给了柯梯斯·布朗的杂志,
他是美国报人,创办了伦敦一家最大的报业中心。这些故事大部分收入了1922  年
的集子《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中。不过,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短篇小说《狐狸》,
它由劳伦斯在塔奥米那再次修订后,收进了1922  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集中:一本是
美国版的《上尉的玩偶》,另一本是不列颠版的《瓢虫》。
    完成《迷失的少女》仅两天,他就一头扎进了新小说《诺恩先生》的创作之中,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他由来已久的要创作一部关于英国中西部的罗伯特·彭斯的
小说的志向的一次实现。他以伊思猩为背景,在《迷失的少女》中称之为伍德霍斯。
甚至将阿尔维娜·霍夫顿也写成了一个次要角色。
    他的主人公,专嗜调情的校长吉尔伯特·诺恩,又是他的“堂璜式的”朋友乔
治·尼维尔,他曾在劳伦斯的戏剧《已婚的男人》中作为医生的形象出现过。迄今
为止,《诺恩先生》还只出版了第一部。不过,劳伦斯还不止写下这一部分,其余
的部分被发现于1972  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拍卖中,其卖出价为17000 美金。
    在他开始写作《诺恩先生》的同一个月,劳伦斯借同弗丽达和他的一个老朋友
去了地中海的另一岛屿。他在5 月28  号给凯瑟琳·卡斯威尔的信中写道:
    玛丽·加农在引诱我们去马耳他——我们准备只逗留两天,——不巧遇到了船
抛锚。所以,我们只好闲居了12  天后,于今晚才回去。呵,这里的东西极其昂贵,
我感到特别不舒服,马耳他是个怪异的世界——一个干燥,砖窑似的岛屿,它干燥
得使人们觉得自己会像爆米花一样爆裂开来,到处白光耀眼,使人牙齿发酥。瓦莱
塔港是一处游览胜地,景色非常优美!不过,我对英国政府很反感,我相信,这是
很正常的。只是有些扼杀生命的嫌疑,这阻碍了人的创造活动的充分发展,让人常
常产生出折衷而又不舒适的情感来,这是我全然不能接受的。
    我找到了你的两封信和支票,你明白,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动用的,我为你保
存在这里,以便你需要时用。
    卡斯威尔夫人又拿出的这50  镑,是她的小说《打开门》获头奖所得的奖金的
五分之一。5 月31  日,劳伦斯给她写信说:“至于支票,我突然决定把它烧掉。
我从美国得到了两千里拉,足够花销了。我为什么要用你的钱呢。
    所以,我虽然把它作为礼物接受下来,但还是将它烧了”。一个自己并不富裕
但又不愿意接受友人慷慨解囊的人,是有权对马格纳斯这样的寄生虫发牢骚的。当
然,尽管道格拉斯高傲地嘲笑劳伦斯保持着“中产阶级的传统”(道格拉斯语),
即守着“介于我和世界之间的数镑钱”(劳伦斯语)。
    在马耳他的旅途中,劳伦斯自然又遇到了马格纳斯,首先是在锡拉库扎,因为
轮船抛锚,他被阻留在那里。他又一次给劳伦斯一张旅馆费帐单,劳伦斯又为他付
清了。在马耳他,他发现要避开马格纳斯是不可能的,因为马格纳斯将他介绍给了
两个年轻的马耳他人,而他们又是蒙特·卡西诺旅馆主人的朋友。以后数月,每当
马格纳斯那无法躲避的债务必须偿还时,这两个马耳他人就表现出劳伦斯似乎应当
为他的困窘负责的样子,尽管他们在遇到劳伦斯时就知道了马格纳斯是个什么货色。
    一回到塔奥米那,他“庆幸自己又在家里了”,并确信马格纳斯“也被安全地
禁闭在那令人厌恶的岛上”。但没有多久,劳伦斯又一次离开了“家”,——正如
他后来在同年于一封未曾出版过的、写给凯瑟琳·卡斯威尔的信中所说:“6 月以
后的塔奥米那太炎热了”。——但他还不愿意陪同弗丽达去德国。所以,他们8 月
2 日回到大陆以后,分居了一段时间,于秋天又回到佛恩塔那·威切娅。此时,劳
伦斯去了那不勒斯、阿马尔菲、菲乌济、(后来为安拉科利)。罗马、佛罗伦萨和
意大利北部的许多地方。
    劳伦斯后来重新回忆起1920  年穿越这个国家的那次旅行,觉得此行给他的印
象十分深刻:“佛罗伦萨正陷入持续不断的社会主义暴乱之中。突然枪声大作,石
块飞进人们还正在喝咖啡的餐厅,所有的商店都突然因遭禁而关闭。”当他再去佛
罗伦萨时,所见到的都是意大利法西斯党徒的游行队伍和书写着“国王万岁”的旗
帜了。劳伦斯颇富有洞察力,他在后来的几年中,将这些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写入了
他的《阿伦的杆杖》、《袋鼠》和《疯狂的毒蛇》几部“代表作”中。
    劳伦斯于9 月12  日在佛罗伦萨的边境写信给艾米·罗威尔说:“我已在绕科
默湖和威尼斯游览,眼下我正在一家被炸坏了的别墅里,我将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
这是一位朋友为我提供的。”——这位朋友叫罗莎琳·班尼斯(后来的A ·E ·波
费姆夫人),她前一年夏天在潘格堡时是劳伦斯夫妇的女房东。她在佛罗伦萨北方
的山地租赁的别墅的窗子已因附近弹药库爆炸而毁尽。她搬到了高处,住在菲索尔。
劳伦斯在住在无窗别墅中那段时间时常去那儿,坐在她的阳台上喝茶或者进餐。
    在这所卡诺威亚·圣·杰瓦西奥别墅里,劳伦斯写下了《鸟、兽和鲜花》中的
大部分诗篇,还包括《石榴花》,后者排在集子的前面,是以这么几句现在已经闻
名的诗句开头的:“你说我错了,/你是谁,谁有资格对我说我错了?我没错。”
在威尼斯这个“令人讨厌的、绿色的、使人难以捉摸的城市,”石榴花“像一个例
挂的、镶着绿色金属的皇冠,”不过现在塔斯卡尼的“石榴暖人之手……如果你有
勇气,不妨触摸它的裂缝”!在《桃子》一诗中,劳伦斯又一次找到了阴门的暗示
:“为什么有槽缝?/为什么有着两瓣可爱的圆唇?”这是在人工制作的桃子中找
不出来的,“因为我这样说,你会向我投掷什么东西,/来吧,你可以拿去我的桃
核。”《无花果》一诗叙述的是他在圣·杰瓦西奥的另一次经历:
    无花果是个十分羞涩的果子如果你注视着它竖立的茂枝,
    你马上会意味到它在象征
    生气勃勃的男性。
    不过,你若追究它的深义,
    你将会附和罗曼司,它是女性……
    此诗的另一些诗引是对女性之隐秘的探索和女性最终想摆脱掉这种隐秘的愿望,
从而得到即刻的“证实”。但是,“绽开的无花果将不再为人珍爱”,这些诗句以
及那些描述佛罗伦萨近郊生活的诗引,都不是纯粹抽象的了。《山楂树和花楸果》
一诗赞美了俄耳浦斯和狄俄尼索斯在地狱中的恋爱,以及在“地狱的风飕飕、浓荫
遮日的宁静小道”上的永别。他发现“它的自我孤独”在“所有奇异的伴侣中最奇
异,/也最美丽”,“最终陶醉于浓醇的孤寂”。
    这一组诗中的最后一首《葡萄》,赞美了浓烈的美酒,它将人带进“一个碧绿、
模糊、蹼足、全然无声息的世界”,它是《圣经》中大洪水之前的世界。
    但是,现代人紧紧攫住了他们,“种种民主的权利、林荫大道、电车、警察”,
寻求着苏打水以保平安。
    左圣·杰瓦西奥,劳伦斯还创作了《传道的野兽》,是关于《福音书》的四位
作者的。在这段时间,他可能还在佛罗伦萨或附近写了《乌龟》。当他回到威尼斯
与弗丽达相会时,他于弗丽达到达的前一天10  月7 日告诉凯瑟琳·卡斯威尔:
“我在佛罗伦萨写了一本我极喜欢的小诗集。”也许是指六首《乌龟》组诗。在乌
龟的形象中,劳伦斯渗入了男人的性经验,在处于一种同情、取乐和介入的心情的
劳伦斯看来,它是细腻而又浮躁的。乌龟是一个“可怜的、世俗的、喜欢居家守室
的地狱判官”,它外壳上的痕纹是性的十字架。
    在那封从威尼斯写给卡斯威尔的信中,劳伦斯说他“仍在我的那部小说《阿伦
的杆杖》的写作之中。但在塔奥米那,我将加紧工作并开始新的计划”。
    同时,“威尼斯看上去挺漂亮,但生活很不景气。是个渡假胜地,意大利唯一
的一个。意大利让人觉得很难以捉摸,我第一次感到有些惧怕,意大利人在一种突
如其来的‘红色’情绪中会干出什么来。不管怎样,西西里将是相当安全的”。
    在他的漫游中,劳伦斯曾写过一篇散文,《阿美利坚,听听你自己的声音》,
此文登载在12  月的《新共和国》上。他描述了美国人对欧洲的博物馆陈列物的敬
仰,然后说他们“必须步红种印第安,阿兹台克,马雅和印卡斯人生活的后尘……
他们必须继续被考迪斯(1485—1547,西班牙征服者——译注)和被哥伦布扼杀了
的生命之脉搏……他们的总统该回顾的不是格兰斯通(1808—1898,英国政治家、
首相——译注)、克伦威尔或希尔德布兰(即英国国王乔治二世——译注),而应
该回顾一下蒙梯佐马(l466—1520,阿兹台克国王,被西班牙征服者所杀——译注)
哦,阿美利坚,听听你自己的声音吧,别去听欧洲的声音。《新共和国》杂志的编
辑之一沃特·利普曼对此文作了答复(是通过玛丽·奥斯汀作答的,她后来在新墨
西哥遇到了劳伦斯)。利普曼说,美国“是一个移民的民族占据了一片几乎是空无
人烟的土地,”消灭或拘禁他们在那里发现的“土著人”。利普曼在1920  年曾指
责美国人以压倒多数的优势选了一个总统(哈丁),他在反对优秀人材方面可谓登
峰造极,他认可美国人的低级趣味,认可那些官僚主义者禁止劳伦斯的小说邮寄入
境。然而,在利普曼看来,劳伦斯对美国及其传统的“高贵而野蛮”的看法是“相
当肤浅的”。显然,利普曼没有读过劳伦斯登载在《英文周刊》上的《研究》,或
也许没有看到文章中那些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明显的独到之处。劳伦斯也许没有
理解利普曼对他那些半诗化的陈述所作的书面答复,显然,他没有再作辩驳,尽管
他的一些去新墨西哥以后的作品表明,他已改变了他的观点。在诸如《骑马出走的
女人》和《癫狂的毒蛇》中,他虽然赞颂了古代印第安人的礼仪,但他常常意识到
他与红种人之间是有一种差异的。他1923  年的文章《印第安人与英国人》阐明了
这一观点,尽管这篇文章,像在他的新墨西哥诗作《红狼》中一样,展示了他的一
种矛盾心理。在《印第安人与英国人》的末尾他说,“我从不想否定他们,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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