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苏联ＭA唆罗诃夫作长篇小说，第一卷，贺非译。同上。）
《铁甲列车第一四——六九》（苏联ＶA伊凡诺夫作小说，侍桁译。同上，未出。）
所印行者，为：
《士敏土之图》（德国ＣA梅斐尔德木刻十幅。珂罗版印。）
《铁流》（苏联ＡA绥拉菲摩维支作长篇小说，曹靖华译。）
《铁流之图》（苏联ⅠA毕斯凯莱夫木刻四幅。印刷中，被炸毁。）
我所译著的书，景宋〔１〕曾经给我开过一个目录，载在《关于鲁迅及其著作》〔２〕里，但是并不完全的。这回因为开手编集杂感，打开了装着和我有关的书籍的书箱，就顺便另抄了一张书目，如上。
我还要将这附在《三闲集》的末尾。这目的，是为着自己，也有些为着别人。据书目察核起来，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
虽说做这些事，原因在于“有闲”，但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倒是近四五年没有先前那么起劲了。
但这些陆续用去了的生命，实不只成为徒劳，据有些批评家言，倒都是应该从严发落的罪恶。做了“众矢之的”者，也已经四五年，开首是“作恶”，后来是“受报”了，有几位论客，还几分含讥，几分恐吓，几分快意的这样“忠告”我。然而我自己却并不全是这样想，我以为我至今还是存在，只有将近十年没有创作，而现在还有人称我为“作者”，却是很可笑的。
我想，这缘故，有些在我自己，有些则在于后起的青年的。在我自己的，是我确曾认真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的投机。所出的许多书，功罪姑且弗论，即使全是罪恶罢，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块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开”，必须有较大的腿劲。凭空的攻击，似乎也只能一时收些效验，而最坏的是他们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淡去，消去了。
但是，试再一检我的书目，那些东西的内容也实在穷乏得可以。景致命的，是：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翻译又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所以徘徊观望，不敢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后来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会跨过的。但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３〕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并不明白文艺的理论而任意做些造谣生事的评论，写几句闲话便要扑灭异己的短评，译几篇童话就想抹杀一切的翻译，归根结蒂，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４〕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
当我被“进步的青年”〔５〕们所口诛笔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现在却真的过了五十岁了，据卢南〔６〕（ＥAＲｅｎａｎ）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饨吡Ψ乐拐馊醯悖蛭矣置髅靼装椎刂溃菏澜缇霾缓臀彝溃Ｍ窃谟诮吹摹５葡露雷阂褂直毒跗嗲澹阍诎倬仓校疟市戳苏庖环啊？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鲁迅于沪北寓楼记。
〔１〕 景宋 许广平（１８９８—１９６８），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鲁迅夫人。
著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
〔２〕 《关于鲁迅及其著作》 台静农编，收入当时关于《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十四篇，一九二六年七月未名社出版。
〔３〕 “绊脚石” 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琐记两则》中，暗指鲁迅为“青年作者”的“绊脚石”说：“我所唯一希望于已成名之作者，则彼等如无赏鉴青年艺术运动的特识，而亦无帮助青年艺术运动之雅量者，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豪兴也！”
〔４〕 “可怜无益费精神” 语见韩愈诗《赠崔立之评事》：“可怜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
〔５〕 “进步的青年” 指高长虹。他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
〔６〕 卢南（１８２８—１８９２） 法国作家。著有《耶稣传》等。
二心集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一年所作杂
文三十七篇，末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一篇。一九三二年十月由上海合众书店初版。出版不久即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后由合众书店送交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审查，将删余的十六篇，改题为《拾零集》，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出版。本版与初版相同。
序言
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１〕和《奔流》〔２〕，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１〕。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４〕，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５〕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６〕。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７〕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８〕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９〕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１０〕来，第一个就是遥罄春孟癫⒉辉僮鱿氯チ恕？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１１〕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１２〕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
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１３〕，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Ｆｒａｎｚ Ｍｅｈｒｉｎｇ）〔１４〕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
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１５〕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１６〕。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１〕 《语丝》 参看本卷第８页注〔１０〕及《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２〕 《奔流》 文艺月刊，鲁迅、郁达夫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