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０〕 尼采的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郭沫若译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的第一部，一九二八年六月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６１〕 “严正态度” 指新月社在《新月》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辞《新月的态度》中所表示的态度。他们提出所谓“健康”和“尊严”的“两大原则”，认为当时一切进步的和革命的文艺，都是和他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
在该刊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的《敬告读者》中，又说“我们的立论的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地步”。
〔６２〕 《告压迫言论自由者》 罗隆基作，载《新月》第二卷第
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
习惯与改革〔１〕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阴历〔２〕，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
这真像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
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
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３〕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４〕，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５〕，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６〕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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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 禁用阴历 指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国民党当局发布的通令，其中规定：“凡商家帐目，民间契纸及一切签据，自十九年（按即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起一律适用国历，如附用阴历，法律即不生效。”
〔３〕 《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指《一百二十年阴阳历对照表》，中华学艺社编，上海华通书局印行。
〔４〕 浪漫古典 梁实秋曾出版过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宣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５〕 “好人政府” 是胡适等人于一九二二年五月提出的政治主张，见《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今日政治改革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这里所说的“好人”
、“社会上的优秀分子”，都是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标榜。一九三○年前后，胡适、罗隆基等又在《新月》上老调重弹，目的在于参加国民党政府。
〔６〕 乌略语夫 通译乌里扬诺夫，即列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页，一九七二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１〕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２〕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我先前为叶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３〕以为已经为社会尽了些力量，便是这意思。书中的主角，究竟上过前线，当过哨兵（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单是抱膝哀歌，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实在也切实得远了。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后来在《申报》上，却看见了更严厉，更彻底的批评，〔４〕因为书中的主角的从军，动机是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满。
《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称似的，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使那批评的灵魂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
其一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饕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艺，就要彻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艺，一有时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皱眉，以为不值一哂。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只要一个爽快。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５〕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这种史例，是也应该献给一碰小钉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东窜东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样“革命文学家”的。
其一，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他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６〕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用英尺来量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一切，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７〕，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总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烦难了，至于做革命家，那当然更不必说。
《申报》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而略带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想吃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 “大同世界” 原是古代人设想的一种平等安乐的社会，后来常用以指“理想世界”。“大同”一词原出《礼记。礼运》。
〔３〕 叶永蓁 参看《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及其有关注。
〔４〕 这里所说《申报》的批评，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申报。艺术界》“新书月评”栏倜然评《小小十年》的文章。其中说：
“我们的主人翁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最初只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无法可想之中的办法，至于那些冠冕堂皇的革命理由，差不多都是事后才知道，事后才说”：“书中很强烈的暗示着，现在革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目的不是求民族复兴而是在个人求得出路而已。”并断定“《小小十年》这样的作品就不算是可贵的了。”
〔５〕 波特莱尔（ＣA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１８２１—１８６７） 法国诗人。？渭臃ü话怂陌四甑亩赂锩嗉渡缁嵘繁ā罚⒉渭恿肆碌慕掷菡健５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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