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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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卷4- 第4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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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上节所说的是非。
  但作者是聪明的,他听过“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谈论……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9〕,并且考据中外史传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较切“民族主义”这个题目的剧诗,这回不用法兰西人了,是《黄人之血》(《前锋月刊》七号)。
  这剧诗的事迹,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10〕元帅,真正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11〕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们且看这黄色军的威猛和恶辣罢——
                  …………
  恐怖呀,煎着尸体的沸油;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
  美人螓首变成狞猛的髑髅;野兽般的生番在故宫里蛮争恶斗;十字军战士的脸上充满了哀愁
  ;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秽的恶臭;铁蹄践着断骨,骆驼的鸣声变成怪吼;上帝已逃,魔鬼扬起了火鞭复仇;黄祸来了!黄祸来了!
  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这德皇威廉因为要鼓吹“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黄祸”〔12〕,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华人赵构〔13〕,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
                   四
  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己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
  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14〕,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吗?!
                   五
  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军人的作者还未喊出他勇壮的声音,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这也是势所必至,无足诧异的。理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于是小勇士们要打仗了
                   ——
  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杀尽我们的敌人,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浪涛在脚下吼叫,热血在心头燃烧,我们向前线奔跑。
  去,战场上去,我们的热血在沸腾,我们的肉身好像疯人,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战场上去,凭着我们一股勇气,凭着我们一点纯爱的精灵,
  去把仇人驱逐,不,去把仇人杀尽。
  (甘豫庆:《去上战场去》。《申报》载。)
  同胞,醒起来罢,踢开了弱者的心,踢开了弱者的脑。
  看,看,看,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邵冠华:《醒起来罢同胞》。同上。)
  这些诗里很明显的是作者都知道没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用“尸体”。这正是《黄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随拔都元帅之后,主张“友谊”的缘故。武器是主子那里买来的,无产者已都是自己的敌人,倘主子又不谅其衷,要加以“惩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实在只有一个死了——
  我们是初训练的一队,有坚卓的志愿,有沸腾的热血,来扫除强暴的歹类。
  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快起来准备去战,快起来奋斗,战死是我们生路。
  (沙珊:《学生军》。同上。)
  天在啸,地在震,人在冲,兽在吼,宇宙间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哟,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徐之津:《伟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发扬踔厉,一群是慷慨悲歌,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然而,却也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六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15〕,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
  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16〕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17〕,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
  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这,正如连“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已经知道一样,不会有这一回事。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六、七期
  合刊。署名晏敖。
  〔2〕 “民族主义文学” 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3〕 “为王前驱” 语见《诗经。卫风。伯兮》,原是为王室征战充当先锋的意思。这里用来指“民族主义文学”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制造舆论,实际上也就是为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开辟道路。
  〔4〕 宣言 指一九三○年六月一日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连载于《前锋周报》第二、三期(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六日)。这篇胡乱拼凑的“宣言”,鼓吹建立所谓“文艺的中心意识”,即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意识”,提出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它剽窃法国泰纳《艺术哲学》中的某些论说,歪曲民族形成史和民族革命史,妄谈艺术上的各种流派,内容支离破碎。
  〔5〕 《前锋月刊》 “民族主义文学”的主要刊物。朱应鹏、傅彦长等编辑,一九三○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四月出至第七期停刊。
  〔6〕 指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在陇海、津浦铁路沿线进行的军阀战争。这次战争自一九三○年五月开始,至十月结束,双方死伤三十多万人。
  〔7〕 腊丁民族 泛指拉丁语系的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人。腊丁,通译拉丁。
  〔8〕 条顿民族 泛指日耳曼语系的德国、英国、瑞士、荷兰、丹麦、挪威等国人。
  条顿,公元前居住在北欧的日耳曼部落的名称。
  〔9〕 这是黄震遐《写在黄人之血前面》中的话,原文说:“末了,还要申明而致其感谢之忱的,就是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的谈论。傅君是认清楚历史面目的一个学者,我这篇东西虽然不能说是直接受了他的指教,但暗中却有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
         (见一九三一年四月《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10〕 成吉思汗 参看本卷第144页注〔4〕。他的孙子拔都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四年先后率军西征,侵入俄罗斯和欧洲一些国家。
  〔11〕 鞑靼、女真、契丹 都是当时我国北方的民族。
  〔12〕 威廉 指威廉二世(Wilhelm Ⅱ,1859—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黄祸”,威廉二世曾于一八九五年绘制了一幅“黄祸的素描”,题词为“欧洲各国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向王公、贵族和外国的国家
             首脑散发;一九○七年又说:
  “‘黄祸’——这是我早就认识到的一种危险。实际上创造‘黄祸’这个名词的人就是我”。(见戴维斯:《我所认识的德皇》,一九一八年伦敦出版)按“黄祸”论兴起于十九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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