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发表了《阿狗文艺论》一文，他自称“自由人”，一方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方面则对当时“左联”所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进行攻击，认为“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反击。洛扬（冯雪峰）在《文艺新闻》第五十八期（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上发表了《致文艺新闻的信》，指出胡秋原的目的“是进攻整个普罗革命文学运动”
，揭露了胡秋原在“自由人”假面具掩盖下的反动实质。由此苏汶（即杜衡）就在《现代》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七月）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认为当时许多作家（即他所说的“作家之群”）之所以“搁笔”，是因为“左联”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霸占”了文坛的缘故；并在文中对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于是“左联”也就继续对胡秋原、苏汶等加以反击和批判。本篇及瞿秋白
所作《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九三二年十月《现代》第一卷第六期）就是在这
情形下发表的。
〔２〕 这里所说的论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当时胡秋原曾冒充“马克思主义”者，并和托洛茨基派分子相勾结；托洛茨基派同国民党反动派一鼻孔出气，诬蔑中国工农红军为“土匪”。
〔３〕 “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 这是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的话：“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作者，老实说，是多少带点我前面所说起的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气味的。”
〔４〕 这是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中所说的话：“诚哉，难乎其为作家！……他只想替文学，不管是煽动的也好，暴露的也好，留着一线残存的生机，但是又怕被料事如神的指导者们算出命来，派定他是那一阶级的走狗。”
〔５〕 苏汶（１９０６—１９６４） 又名杜衡，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人，当时《现代》月刊的编辑。这里所说苏汶的文章，即上述《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现代》第六期（一九三二年十月）所载《“第三种人”的出路》。
〔６〕 “左而不作”见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不勇于欺骗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而别人所要的却又拿不出，于是怎么办？——搁笔。这搁笔不是什么‘江郎才尽’，而是不敢动笔。
因为做了忠实的左翼作家之后，他便会觉得与其作而不左，倒还不如左而不作。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
〔７〕 苏汶的这些话也见《“第三种人”的出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经有了三年的历史。在这三年的期间内，理论是明显地进步了，但是作品呢？不但在量上不见其增多，甚至连质都未见得有多大的进展。固然有人高唱着克服什么什么的根性和偏见。但是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吗？”
〔８〕 苏汶说过“笑话”，也见《“第三种人”的出路》：“容我说句笑话，连在中国这样野蛮的国家，左翼诸公都还可以拿他们的反资本主义的作品去从资本家手里换出几个稿费来呢。”
〔９〕 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说：“譬如拿他们（按指”左联“）所提倡的文艺大众化这问题来说吧。他们鉴于现在劳动者没有东西看，在那里看陈旧的充满了封建气味的（这就是说，有害的）连环图画和唱本。于是他们便要作家们去写一些有利的连环图画和唱本来给劳动者们看。……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得出好的作品吗？确实，连环图画里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的。这一点难道左翼理论家们会不知道？他们断然不会那么蠢。但是，他们要弗罗培尔什么用呢？要托尔斯泰什么用呢？他们不但根本不会叫作家去做成弗罗培尔或托尔斯泰，就使有了，他们也是不要，至少他们‘目前’已是不要。而且这不要是对的，辩证的。也许将来，也许将来他们会原谅，不过此是后话。”
〔１０〕 托尔斯泰 指列夫。托尔斯泰。他曾特别关注俄国农民的悲惨处境和命运，编写了大量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民间故事、传说和寓言。这类作品，鼓吹了宗教道德，同时也揭露了沙皇统治的罪恶，因而有些遭到了当局的删改和查禁。弗罗培尔（ＧAＦｌａ？酰猓澹颍簦保福玻薄保福福埃ㄒ敫Ｂグ荩ü∷导摇Ｖ谐て∷怠栋ɡ蛉恕贰ⅰ肚楦薪逃返取？
〔１１〕 密开朗该罗（ＢAＭｉｃｈｅｌａｎｇｅｌｏ，１４７５—１５６４） 通？朊卓淑髀蓿囊崭葱耸逼诘囊獯罄窨碳摇⒒摇；婊碜饔小洞词兰恰泛汀蹲詈蟮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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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旧约》 即《旧约全书》，基督教《圣经》的前部分（后部分为《新约全书》）。
〔１３〕 这句话和末句的“怎么办呢”，均见《“第三种人”的出路》。
“连环图画”辩护〔１〕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有一天，在一处筵席上，我随便的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
自然，这话里，是埋伏着许多问题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样的电影，倘用美国式的发财结婚故事的影片，那当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却的确另外听过采用影片的细菌学讲义，见过全部照相，只有几句说明的植物学书。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学，就是历史地理，也可以这样办。
然而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
前几天，我在《现代》上看见苏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艺论者的立场，将“连环图画”一笔抹杀了。自然，那不过是随便提起的，并非讨论绘画的专门文字，然而在青年艺术学徒的心中，也许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再来说几句。
我们看惯了绘画史的插图上，没有“连环图画”，名人的作品的展览会上，不是“罗马夕照”，就是“西湖晚凉”，便以为那是一种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进意大利的教皇宫〔２〕——我没有游历意大利的幸福，所走进的自然只是纸上的教皇宫——去，就能看见凡有伟大的壁画，几乎都是《旧约》，《耶稣传》，《圣者传》的连环图画，艺术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书上，题之曰《亚当的创造》〔３〕，《最后之晚餐》〔４〕，读者就不觉得这是下等，这在宣传了，然而那原画，却明明是宣传的连环图画。
在东方也一样。印度的阿强陀石窟〔５〕，经英国人摹印了壁画以后，在艺术史上发光了；中国的《孔子圣迹图》〔６〕，只要是明版的，也早为收藏家所宝重。这两样，一是佛陀的本生〔７〕，一是孔子的事迹，明明是连环图画，而且是宣传。
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这种画的幅数极多氖焙颍茨苤豢客枷瘢虻轿淖值哪谌荩臀？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的陀莱（ＧｕｓｔａｖｅＤｏｒé），他是插图版画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乐园》，《吉诃德先生》，还有《十字军记》〔８〕的插画，德国都有单印本（前二种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书的梗概。然而有谁说陀莱不是艺术家呢？
宋人的《唐风图》和《耕织图》〔９〕，现在还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于仇英的《飞燕外传图》和《会真记图》〔１０〕，则翻印本就在文明书局发卖的。凡这些，也都是当时和现在的艺术品。
自十九世纪后半以来，版画复兴了，许多作家，往往喜欢刻印一些以几幅画汇成一帖的“连作”（Ｂｌａｔｔｆｏｌｇｅ）。这些连作，也有并非一个事件的。现在为青年的艺术学徒计，我想写出几个版画史上已经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连续事实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应该举出来的是德国的珂勒惠支（ＫａH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
夫人〔１１〕。她除了为霍普德曼的《织匠》（ＤｉｅＷｅｂｅｒ）而刻的六幅版画外，还有三种，有题目，无说明——一，《农民斗争》（Ｂａｕｅｒｎｋｒｉｅｇ），金属版七幅；二，《战争》（ＤｅｒＫｒｉｅｇ），木刻七幅；三，《无产者》（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木刻三幅。
以《士敏土》的版画，为中国所知道的梅斐尔德（ＣａｒｌＭｅｆｆｅｒｔ），是一个新进的青年作家，他曾为德译本斐格纳尔的《猎俄皇记》（ＤｉｅＪａｇｄｎａｃｈＺａｒｅｎｖｏｎＷｅｒａＦｉｇｎｅｒ）〔１２〕刻过五幅木版图，又有两种连作——一，《你的姊妹》（ＤｅｉｎｅＳｃｈｗｅｓｔｅｒ），木刻七幅，题诗一
幅；
二，《养护的门徒》（原名未详），木刻十三幅。
比国有一个麦绥莱勒（Ｆｒａｎｓ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１３〕，是欧洲大战时候，像罗曼罗兰〔１４〕一样，因为非战而逃出过外国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书，只有书名，连小题目也没有。现在德国印出了普及版（ＢｅｉＫｕｒｔＷｏｌｆｆ，Ｍüｎｃｈｅｎ），每本三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见过的是这几种——一，《理想》（ＤｉｅＩｄｅｅ），木刻八十三幅；二，《我的祷告》（ＭｅｉｎＳｔｕｎｄｅｎｂｕｃｈ），木刻一百六
十五
幅；
三，《没字的故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ｏｈｎｅＷｏｒｔｅ），木刻六十
幅；
四，《太阳》（ＤｉｅＳｏｎｎｅ），木刻六十三幅；五，《工作》（ＤａｓＷｅｒｋ），木刻，幅数失记；六，《一个人的受难》（ＤｉｅＰａｓｓｉｏｎｅｉｎ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木刻二十五幅。
美国作家的作品，我曾见过希该尔〔１５〕木刻的《巴黎公社》（ＴｈｅＰａｒ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ｅ，ＡＳｔｏｒｙｉ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ｅｇｅｌ），是纽约的约翰李特社（ＪｏｈｎＲｅｅｄＣｌｕｂ）出版的。还有一本石版的格罗沛尔（ＷAＧｒｏｐｐｅｒ）所画的书，据赵景深教授说，是“马戏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