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 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
后来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四年至一九○八年，他周游
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兰西、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吉利等
十一国。这里所说的事，见他的《欧东阿连五国游记。游塞耳维亚京悲罗吉辣》：“王宫三层，黄色颇丽，然临街，仅如一富家屋耳。往闻塞耳维亚内乱弑君后，惊其易，今观之，乱民一拥入室，即可行弑，如吾国乡曲行劫富豪，亦何难事。
如以中国禁城之森严广大比之，则岂能顷刻成弑乎？“（见《不忍杂志汇编》二集卷四）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１〕
《文学》第一期的《〈图书评论〉所评文学书部分的清算》〔２〕，是很有趣味，很有意义的一篇账。这《图书评论》〔３〕不但是“我们唯一的批评杂志”，也是我们的教授和学者们所组成的唯一的联军。然而文学部分中，关于译注本的批评却占了大半，这除掉那《清算》里所指出的各种之外，实在也还有一个切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学术界文艺界作工的人员，大抵都比他的实力凭空跳高一级。
校对员一面要通晓排版的格式，一面要多认识字，然而看现在的出版物，“己”与“已”，“戮”与“戳”，“剌”与“刺”，在很多的眼睛里是没有区别的。版式原是排字工人的事情，因为他不管，就压在校对员的肩膀上，如果他再不管，那就成为和大家不相干。作文的人首先也要认识字，但在文章上，往往以“战'G”为“战包”，以“已竟”为“已经”
：“非常顽艳”是因妒杀人的情形：“年已鼎盛”的意思，是说这人已有六十多岁了。至于译注的书，那自然，不是“硬译”，就是误译，为了训斥与指正，竟占去了九本《图书评论》中文学部分的书数的一半，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
这些错误的书的出现，当然大抵是因为看准了社会上的需要，匆匆的来投机，但一面也实在为了胜任的人，不肯自贬声价，来做这用力多而获利少的工作的缘故。否则，这些译注者是只配埋首大学，去谨听教授们的指示的。只因为能够不至于误译的人们洁身远去，出版界上空荡荡了，遂使小兵也来挂着帅印，辱没了翻译的天下。
但是，胜任的译注家那里去了呢？那不消说，他也跳了一级，做了教授，成为学者了。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４〕，于是只配做学生的胚子，就乘着空虚，托庇变了译注者。而事同一律，只配做个译注者的胚子，却踞着高座，昂然说法了。杜威教授有他的实验主义，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义，从他们那里零零碎碎贩运一点回来的就变了中国的呵斥八极〔５〕的学者，不也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么？
要澄清中国的翻译界，最好是大家都降下一级去，虽然那时候是否真是都能胜任愉快，也还是一个没有把握的问题。
七月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八号，署名洛文。
〔２〕 《〈图书评论〉所评文学书部分的清算》 傅东华作，载《文学》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三三年七月）。该文就《图书评论》一至九期发表的二十二篇文学书评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３〕 《图书评论》 月刊，刘英士编辑，一九三二年九月创刊，南京图书评论社出版。该刊发表的梁实秋、罗家伦等对当时一些外国文学译本的评论，态度十分粗暴，往往抓住译文的个别错误，就指斥为“荒谬绝伦”，“糊涂到莫名其妙”，“比毒药还要厉害”，“误人子弟，男盗女娼”等，并且定出所谓“标准”，企图限制和打击别的译者。
〔４〕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语出《晋书。阮籍传》：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５〕 八极 《淮南子。形训》：“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八极，边远的地方，引伸为世界。
沙〔１〕
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
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２〕，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
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
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
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喽罗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有“蒙蔽”。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
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
然而沙漠以外，还有团结的人们〔３〕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走进来了。
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变。当这时候，古人曾有两句极切贴的比喻，叫作“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４〕。那些君子们，不是象白鹤的腾空，就如猢狲的上树，“树倒猢狲散”
，另外还有树，他们决不会吃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蝼蚁和泥沙，要践踏杀戮都可以，他们对沙皇尚且不敌，怎能敌得过沙皇的胜者呢？
然而当这时候，偏又有人摇笔鼓舌，向着小民提出严重的质问道：“国民将何以自处”
呢，“问国民将何以善其后”呢？
忽然记得了“国民”，别的什么都不说，只又要他们来填亏空，不是等于向着缚了手脚的人，要求他去捕盗么？
但这正是沙皇治绩的后盾，是猿鸣鹤唳的尾声，称尊肥己之余，必然到来的末一着。
七月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八号，署名洛文。
〔２〕 跪香 旧时穷苦无告的人们手捧燃香，跪于衙前或街头，向官府“请愿”、鸣冤的一种方式。
〔３〕 这里所说“团结的人们”和下文“沙皇的胜者”，隐指日本帝国主义。
〔４〕 “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 《太平御览》卷九一六引古本《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
给文学社信〔１〕
编辑先生：
《文学》第二号，伍实〔２〕先生写的《休士在中国》中，开
首有这样的一段——
“……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
是的，见萧的不只我一个，但我见了一回萧，就被大小文豪一直笑骂到现在，最近的就是这回因此就并我和梅兰芳为一谈的名文。然而那时是招待者邀我去的。这回的招待休士，〔３〕我并未接到通知，时间地址，全不知道，怎么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当口诛笔伐之前，似乎也须略加考察。现在并未相告，就责我不到，因这不到，就断定我看不起黑种。作者是相信的罢，读者不明事实，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还不相信我竟是这样一个势利卑劣的人！
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
但那是小报，是敌人。略具识见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为什么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至于到这地步呢？莫非缺一个势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学戏台上跳舞一下，以给观众开心，且催呕吐么？我自信还不至于是这样的脚色，我还能够从此跳下这可怕的戏台。那时就无论怎样诬辱嘲骂，彼此都没有矛盾了。
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
不过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的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这无关政局，决无危险，况且我们原曾相识，见面时倒是装作十分客气的也说不定的。
临末，我要求这封信就在《文学》三号上发表。
鲁迅。七月二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三号。
〔２〕 伍实 即傅东华（１８９３—１９７１），浙江金华人，翻译家。当时《文学》的编者之一。
〔３〕 休士（ＬAＨｕｇｈｅｓ，１９０２—１９６７） 美国黑人作家。一九三三？昶咴路盟辗得劳揪虾Ｊ保虾５奈难纭⑾执又旧纭⒅型庑挛派绲仍衔傩姓写帷？
关于翻译〔１〕
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２〕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啡说某ど溃虾５囊晃豢犊胰匆蛭盅嵫蠓堑昧伺圩雍吐砉印７胍驳沽嗽？，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不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