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 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 冯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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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 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 冯天瑜-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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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侵腔壑В谴庸畔@肮吹模罢堋本褪穷V牵蠹曳幌麓堑洌罢堋本褪穷V牵苋耍苋似湮 R桓龊芰瞬黄穑苡兴枷氲娜巳ナ懒耍蠹倚吹课哪兀K嫡苋似湮懒司褪钦苋苏馐呛苡兄腔鄣娜耍芩季褪侵腔壑迹苎Ь褪侵腔壑АD蔷陀盟捶隤hilosophia,应该说在含义上非常贴切,而且“哲学”这个词,也非常带有中国汉语,特别是古汉语那种韵味,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是非常成功的。所以传到中国来以后,中国人也都接受了它,像这样的创造的新的汉字的术语,翻译西方的还很多。比如像“抽象”“客观”,“主观”“否定”“民族”,“动员”“动产”“命题”等等,在这一系列的一些术语,都是日本人用汉字以及汉字造字法创造出来的,但是这是主要的这样两个方法,当然其他还有几个方法,我略微提一下。譬如有一些是利用日本人自己的固有的词汇,它们叫做固有语,日本的固有语,它古代就有,中古就有,他用它来翻译一个对应的。比如像“干部”等等,像“取缔”,这都是从日本那儿过来的,但是它也不是创造出来的,它是在中古就有,原来是一种一般的生活用语,用它来翻译相对应的法学的或者是哪个领域的一种术语,这也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日本人还创造了一些汉字,日本人在日文当中还有一些日制的汉字。也就是说从19世纪的中叶,那么到了20世纪的初叶,日本人用上面的这样诸种的办法,创造了汉字的词汇来翻译西方的术语。这一项工作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已经大体完成,基本成型。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在中国兴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不仅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是规模空前的,而且这是研究留学生运动的,一些专家得出的结论,就是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一次空前的,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那就是中国从19世纪末期,具体地说就是从1896年开始,为什么是1896年?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没有把日本人看在眼里,所以中国人近代在被西方人击败以后,船坚炮利的西方人击败以后,慢慢地认为要学习西方。哪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反正认识到要学习西方,以洋务派为代表,所以留学生运动应该从19世纪的70年代已经开始了。那么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居然被一向,被中国所瞧不起的小小的东洋人打败,所以说就这次对中国人的震撼之大,梁启超说了中国人真正地觉醒起来,感觉到危机,危机感,忧患意识,大大地焕发起来,觉得中国要改弦更张,是什么时候开始,并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这个国家太大,文化的惰性也太强,仅仅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或第二次鸦片战争,还不足以使中国人比较多的中国人清醒起来。真正是大清醒是从80年代的中法战争,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都是19世纪的中日甲午战争,那么这个之后,中国认为要学西方,有一个捷径是中国人当时认为是一个捷径,那就是日本人。因为他学习西方有成效,所以呢中国人就去,通过日本人来学西方,所以这点要搞清楚,就是即使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从1896年开始,到20世纪初期,到1905年 1906年那个时候,达到高峰,派学生留学日本,也要搞清楚尽管是派了,加起来可能有几万人留日学生。但是仍然不是去学日本,而是学日本人所学的西方,西方文化,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概念。是把日本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二传手”或者叫做“走廊”,有些学者把日本明治时代作为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走廊”。所以这样就大批的留学生到日本去学习,另外还有一种人,那就是梁启超他们这一批,康梁、康有为、梁启超,当然康有为呢,由于思想已经越来越僵化,他到日本去以后,倒没有学多少,很多的新东西传进来,应该说康有为的贡献主要在前面,但梁启超到日本,梁启超当时还年轻,另外梁启超这个人的思想非常活跃,他经常是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他是经常在改变观点,但是不要把他看成,说他这个人是很轻佻,不是他确实是在不断地探索。

    那么梁启超,这一批政治流亡者,外加大批的留日学生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到达日本,来如饥似渴地学习,日本人所学到的西方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就是这样的两个现象。一个是借用这个张之洞的《劝学篇》的外篇,上篇是谈的“中学为体”,这是内篇“中学为体”,下篇是谈的“西学为用”,在他的外篇或者是叫做下篇,外篇里面有两篇,一篇叫做《游学篇》,一篇叫做《广义篇》,广泛地翻译,留学,而且他认为,要学习西方文化,就要游学,要出去留学,我至今认为,“游学”这个词比“留学”要好,“留学”到那儿去了就不回来了,“游学”到那儿“游”,学好了东西,回来报效祖国,所以我主张“游学”好,我主张大家多多地“游学”,“游学”回来以后,报效我们的国家,当然留在那个地方也好,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你学得更深一些,但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但是还是不要忘记,报效我们这个多灾多难,但是又文化非常渊深,极有前景的国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

    这是他的《游学篇》,认为要“游学”,而且同时张之洞提出来了,游学东洋,比游学西洋划算。就是说游学西洋不如游学东洋,他为什么要游学东洋好呢?一个地近,就是相距很近,所以日本是中国的什么东西,是跟中国之间是一衣带水,就像一条衣带那么窄,很近。而且叫做“一苇可航”,“苇”就是一个“芦苇”,就是你乘着一个芦苇,都可以飘过去,形容其近而已,这是地近。同时与文字也相近,那么在广译东书的过程当中就把日本的大量的日本人翻译,我前面所说的,这样的大量的术语介绍到中国来,所以在清末民初在中国出现了一种什么现象呢?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满天飞的,这样一个局面,正像我们现在,特别一个社会转型的时候。经常是新名词满天飞,当时就是说,日制新词就是日本人制造的新名词,在中国到处满天飞,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现象,中国人当中,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人就是非常反感,当时有一个留日的学生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盲人瞎马之新名词》,认为这些新名词,就好像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是非常危险,而且他写了几万字。这个小册子后来我在日本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看了一眼。而且是他也写得当然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总的来说,他就是对这个现象,他是持一个反对的态度,就是认为这些新名词很不好,这是一种态度。另外就是包括像张之洞这样的人,张之洞本来是游学东洋,以及翻译广译东书的提倡者,但是一个人他往往是理智向着未来,感情向着过去,像张之洞这样的人,他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的人。他一方面认为要救中国,中国要富强起来,要赶紧学习西方,包括要学习日本,所以他游学广译。但是真正这些东西进来了,这就有点叶公好龙,那个龙要是来了以后呢,他又很反感,所以张之洞看了一些人写的著作。他派手下一个人就是要马上要出差,就跟他打报道,就说我要出差,就说我现在正在办手续,然后办完了以后就向大帅来报告。这个手续和报告都是日制新词,张之洞非常反感,后来张之洞就认为这些人是满嘴胡说,后来专门起草了一个文件来批判这种现象。就说今后写文章,说话都要注意,就是不要用日本名词,后来他的幕僚,张之洞的幕僚就说,大帅啊,这个“名词”二字,也是日本新词。所以这个就说明当时已经无法逃遁新名词的包围,所以这是一种类型,就是对这个现象比较反感,但是也无可奈何。

    另外有一种人,对这个问题采取一个分析的态度,有一种简单的分析态度,你比如像章太炎或林琴南,他们就提出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凡是在中国的古典当中找得到根据的,日本创造的,譬如像前面我们说的,“革命”“共和”。这些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凡是日本人现在生造的,我们要一概排斥,其实这也没有道理。对这个现象,就是对日本人翻译西方术语的这样的一些汉字新词进入中国,持一种比较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态度,我觉得最出色的那就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不要看到王国维拖着一条辫子,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最后居然还投昆明湖自沉。好像是为清王朝殉葬,实际上王国维他也是个非常矛盾的人物,他在政治上当然他是守旧的,但是这个人在学术上是有很多很先进的东西,包括对待新术语。他有很高水准的看法,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新学语》,他当时不叫“术语”,“学术”的“学”,《新学语》的这篇文章,他就是高度肯定这样一个现象。认为这个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极其必要的。而且他对这个现象做了一种历史主义的分析。他比如说中国古代,中国本身是有很丰富的词汇,但是总是不够用的。譬如当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个佛教以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那么伴随着佛教和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大量的印度系统的,术语和词汇传入中国,这个佛教词汇传入中国,这是中国语汇史,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现在我们使用的,很多重要的概念词汇,是来自于这个渠道的,譬如我们现在的世界、时间、空间,这些重要的词汇,一刹那,你这个人糊涂了,我当头棒喝,这些都是从佛教里面来,至于那些成语就更多,瞎子摸象等等。天女散花了,那就太多了。所以赵朴初先生说过一句话,赵朴初先生,当时就说那个牢骚话,因为那个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他说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些人要取消佛教,要消灭佛教,他就说了,如果在我们中国要把佛教和佛教文化取消的话,那么我敢说一句话,中国人无法开口说话,一开口就是佛教语言。因为我上面说的那么重要的一些概念,是从它这儿来的。而王国维先生在谈到近代,就是从包括日本,翻译、介绍西方的术语进入中国,他认为 他把这个现象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伴随着佛教和佛教文化进入中国,大量的印度系的这种语汇进入中国,像“比拟”,而且认为更胜一筹,更有必要,因为现在是包括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的那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我们要接受它,你就不可避免地而且必须要把人家的这些概念。人家的这些术语要拿过来,所以王国维先生,我们不说他别的很多很先进的思想。仅仅就是他对新术语的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都是十分了不起的。那么应该说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用汉字词译介、翻译,介绍西方的术语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之中,当然了后来中日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分途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日本呢从大正、昭和,特别是昭和的后期,就是二战以后,日本人在翻译西方的术语的时候,主要是音译,就是用假名,片假名或平假名,翻译西方的术语,就很少在继续地用汉字词来新创造汉字词来翻译。但是我们中国还继续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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