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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现代系统研究可以提供一种更能适当地处理社会文化系统的复杂性质和动力性质的基础构架”。近些年来，世界上已经出现了用系统论、控制论方法研究历史的工作。人们会问：这种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指导下，把控制论和系统论作为一种具体方法或工具来使用，是可以尝试的。当然，这的确也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理论问题。我们这本书，则仅仅是一种尝试。我们力图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故指导下，应用系统论、控制论方法，从总体上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具体分析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结构，揭示阶级斗争激化的条件，探讨社会危机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等等。我们认为，我们的这种尝试和唯心主义史学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把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有的同志认为把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不是简单化了。这实际上涉及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的问题。马克思早就说过：“自然科学往后将会把关于人类的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正如同关于人类的科学把自然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一样：它将成为一个科学。”
然而，要运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探索其长期延续的原因，会碰到很多困难。由于这一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包括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所有方面，其时间尺度涉及到两千余年，所以对这个特大系统的重大历史现象的研究，人们往往有望而生畏之感。但是，我们发现中国封建社会所具有的某些特点，正好为利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众所周知，中国史有两个特点。第一，中国文明绵亘数千年而始终没有中断过，又有重视历史的良好文化传统，史料的丰富和具体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与民族都无可比拟的。这些丰富的史料又被历代学者考察研究过。解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历史工作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第二，直到近代世界市场形成、国家之间的联系不可分割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相对孤立的系统，不象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是一些互相渗透的开系统。在系统论、控制论中，研究相对孤立体系的方法比较成熟。中国史的这两个特点，对我们的研究是十分有利的条件。科学发展史也充分表明，那些成功的科学研究最初总是从资料丰富而又是相对孤立的系统入手，然后再把所得到的认识加以推广的。
这一切给了我们鼓舞和启示：从整体研究和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封建社会要比西方封建社会更容易入手。
1。4社会结构及周期性、停滞性
当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用系统论、控制论的具体方法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时，我们发现，这一古老难题的令人迷惑之处，有可能一步步清晰起来。
系统论、控制论认为，要理解一个系统，特别是象社会这样的复杂的大系统的整体特征，就必须剖析这个系统的结构和作用机制，也就是分析大系统是由哪些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之间又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人类活动的组织形式，是由人结成一定的关系组织起来的。而人与人的关系除了血缘关系而外，无非是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文化关系。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社会结构时，就把它看作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结构三部分组成的（见图1）。图1所示的社会结构框囹中的双箭头联线，代表三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调节而又相互适应的关系。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也就是要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结构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也即从社会组织方式上来把握结构的特征。只有理解了这种结构在相互调节方式上的特点，才能从整体特征上去追溯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原因。
从控制论角度来看，所谓某一社会的停滞，就是指这个大系统的结构有着巨大的稳定性。必须指出，稳定性是控制论、系统论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停顿僵滞和不变的状态，而是指某种结构在运动发展中保持某种固定形态和基本上致的适应方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其社会生活，包括生产水平、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它决不是一个停滞僵死的社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社会组织结构又是处于不断重建和瓦解的振荡之中。也就是说，从整个形态上看，它并没有发展到新的结构中去。以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的鸦片和炮舰打开古老帝国的大门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微乎其微，没有形成建立新的社会形态的力量，而是呈现出一种社会结构在变动中保持固有形态的巨大稳定性。
控制论在研究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对，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出发点，这就是它不是从不变性来讨论稳定，它不是去追溯那些使事物及其关系保持不变的因素。恰恰相反，它从揭示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动态角度来考察系统的稳定性。特别是当它研究系统术稳定状态时，注重系统内部会发生什么变化，哪些不稳定因素被系统内在调节力量克服了，从而回到稳定状态的动态过程。这种方法对历史研究应该说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一条长河，无论是在自然发展史还是社会发展史中，变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大陆的漂移，宇宙的膨胀，物种的遗传变异……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一个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不论它的结构是怎样保守，怎样稳固，它都不能置身于发展变化的长河之外。在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也都在发展变化着共调整着相互关系。尤其是最活跃的经济因素的不断发展，势必导致三个子系统之间的不适应，从而使社会结构出现不稳定和危机。当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极不适应。就要求社会变革，即以革命的形式来调整社会结构。调整的后果会怎么样呢？系统论、控制论的研究指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情况是人们早就熟悉的，旧结构被破坏瓦解了，失去了恢复的能力，同时，在原有社会结构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结构，革命到来时，新结构就会取代旧结构，社会演化为新的形态。显然，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学家们经常提到的欧洲社会演变过程。控制论指出，大系统的演化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当社会结构中三个子系统偏离适应状态以至于旧结构无法再维持下去时，引起原有旧结构的崩溃，其后果是消除了各子系统中互不适应的因素，消除和压抑了三个子系统中尚未成熟的新结构的萌芽，这样就使得大系统回到原有的适应状态。这种系统由于存在着不断消除和压抑内在不稳定因素的振荡机制，所以从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控制论把这种系统称为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 system）。它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振荡。也就是说，这种系统的巨大的稳定性，是依靠它本身具有周期性振荡的调节机制而得以实现的。这个理论是控制论专家艾什比在五十年代研究有机体怎样适应环境时提出来的。
用控制论关于稳态结构的理论来剖析中国封建社会，我们发现，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在其结构形态上有长期停滞的特点外，恰好还有另一种不能忽略的重大历史现象——封建王朝的周期性更替。以大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直到显露出社会危机，暴发动乱，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现出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人们自然会问：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是不是由于它正好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呢？ 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周期性改朝换代，这两个重大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具有特殊的调节机制，使它每隔两三百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崩溃（即振荡），消灭或压抑不稳定因素并恢复旧结构。正是这种特殊的调节机制，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延续状态，使之呈现出社会结构的巨大稳定性。换句话说，中国封建制度是不能仅仅靠每个封建王朝长期延续而静态地继承下来，而是必须通过周期性的动乱和复苏一代一代地保存下来的。
本书的任务是，力求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控制论方法，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根据这一假说，使中国历史上一些令人迷惑的现象和难题，如大一统的组织能力、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的原因、农民战争的特点和作用、对外来文化的融合能力等等，都得到统一而又明白的说明。这样，也许可以使我们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们深深感到；运用控制论方法研究历史，有可能使我们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时做到细致化，为具体分析问题提供有效的工具。诚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基础制约着上层建筑。但是，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也具有反作用。实际上，早在189O年恩格斯在给康。施米特的著名的信中，就明确论述了国家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同的演化道路。他指出，这种反作用可能有三种情况：如果国家权力沿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就会促进其向前发展；如果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就会造成“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第三种情况是“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后两种情况又可以归为一类，它们都是“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长期以来，很多人一谈历史唯物主义就想到欧洲社会的历史演化模式，而对经典作家讲到的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造成的一个大民族的崩溃形式，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显然，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周期性崩溃的研究，将可以加深我们对过去忽略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论述的理解。
以下各章中，我们将根据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构造，及其内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第二章中，我们以研究社会内部的及外部的交往程度为起点，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功能，揭示这种结构与“大一统”的关系。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