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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机构门阀化在官俸上也有体现。两晋官俸主要采取禄田形式。政府把公田按照俸禄等级分给官员，官员自行收禄田（亦称菜田）的租税，同时配给一定的劳动力耕种禄田。官员对禄田有管理、支配收入的全权。禄田上的劳动者称为“田驺”、“僮”、“文武吏”等。他们世代相袭，地位和农奴差不多。我们知道，两晋的禄田制度本非古法，它和儒家的“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的传统是矛盾的。禄田制度是由官僚俸禄向封建领主采邑退化的中间状态。它也是一体化失灵贵族化趋势的表现。
7。5 经济结构的变化：坞堡组织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
一体化调节的失灵，必然导致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不断加强，出现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退化的现象。这一时期出现了类似领主式的经济组织形式；坞堡组织和宗主督护制经济。最近，陈仲安对这个问题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以北魏孝文帝太和中颁布均田制为界限，北方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两种形式。前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坞堡主经济和宗主督护制经济；后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地主庄园经济。实际上，前期类似于领主经济，而后期是向地主经济过渡的中间形态。
坞堡主经济结构早在东汉末已萌芽，但东汉一体化调节对它起抑制作用。西晋灭亡以后，一体化调节失灵，社会动荡不安，坞堡主经济便迅速发展起来，并部分地取代了原有的地方基层组织和行政系统。
坞堡主经济组织很类似于领主制度。大坞堡主控制小坞堡主，小坞堡主控制劳动者。大坞堡主又归附于某一政权，构成了坞堡组织外部的贡纳关系。这一点很类似西欧、日本。苻坚于淝水战败后，当时“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租率结盟，遣兵粮助坚”。可见，仅关中就有大小坞堡三千余，北方社会经济主要是以坞堡组织为单位的。十六国后期直到北魏，社会趋于稳定，战乱时的坞堡经济就逐步转化成更为稳定的宗主督护制经济。
宗主督护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合户制，即“百室合户，千丁共籍”，“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户主即坞堡主、宗主，他们负责向封建政府承担赋役。我们知道，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最主要的差别是：地主经济中，地主剥削农民；领主经济中，贵族对农民不仅有经济上的剥削，还有行政上的管理权。宗主对户内所有人家的土地具有支配权，并对类似于农奴的劳动者有人身管理权，甚至有生杀之权。《北史》中记载过这么一件事：葛荣起事时，殷州西山李鱼川的家主“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坐于大槲树下，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贼至，元忠辄却之。”南北朝后期，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后，行政管理权才渐渐从豪门土族、宗法坞堡主手中夺回来。
魏晋南北朝前期，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退化的重要表现是农奴化倾向。文学界众所周知的“客皆注家籍”，就是指这一时期自耕农渐渐失去独立户籍，而附注在主人户籍上的趋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部曲”制度。“部曲”原为两汉政府军队的两级编制单位。东汉灭亡后，“部曲”又用来指世家巨族的私人武装。自永嘉丧乱，一些既不肯流迁江南，又不甘沦为少数民族统治的世家豪族，便纷纷建立坞堡壁垒进行自卫。大量投靠他们的自耕农也就成为部曲。他们平时耕田，战时作战，对世家豪族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最近，罗宏曾分析指出，部曲与奴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都是“身系于主”，但他们不是豪门世家的“畜产”，不能象奴婢那样论价随便买卖，部曲只能“将转事人”。部曲一旦投靠家门世家，就不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不向政府交纳租税和担负徭役。〈隋书。食贷志》载，魏晋南北朝佃客对国家“皆无课役”。部曲也“不预军征”，而象欧洲中世纪农奴那样，要为主人承担各种杂役，从输谷、助防，到盖房、植树，防范饥民盗田中麦，当船夫等等，劳动果实“被强家收大半之赋”。这和地主经济中自耕农是不同的。部曲制是父死子袭，只有通过放免或自赎的手段，才能摆脱对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重新成为自耕农。〈晋书。元帝纪》和〈宋书。武帝纪〉中都曾记录了免部曲为平民的诏令。由此可见，部曲和佃客实际上和农奴差不多，他们在魏晋南北朝的前期和中期，特别是在北方领主经济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是主要的劳动生产者。
南朝也由于贵族化倾向严重，自耕农在不断减少之中。南朝地主经济不断退化的有力例证是荫客制的发展。所谓荫客制，就是农民投靠封建官僚或豪门世家求得“荫庇”，以免除对国家的纳税服役。荫客制度的发展可以作为地主经济退化的尺度。三国时代，国家尚有一定的调节能力，在曹魏、孙矣等地，给官僚数额不等的赐客、复客只是一种不成文的临时性措施。但到西晋时，贵族门阀势力更炽盛了，荫人制也被法律认可而固定化了。西晋法律规定各级官吏“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和佃客。东晋时官员法定可以荫客的人数增加了数倍，详见童超整理出来的表（表10）。东晋一至九品大小官员，最多可荫户四十户，最少为五户。当时官员有几万，那么国家法定的荫客数即可达十几万户。有人统计过东晋官员法定荫客数为十五万户，如果以南朝灭亡时总户数六十万计，那么官员荫客数就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一了。实际上，官员的荫客数总是大大超出法定数额的。这表明，从三国、西晋到东晋，地主经济在不断退化之中。
由于经济结构向领主经济退化，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农民受到的封建剥削更为厉害，农业生产水平下降。最近，余也非指出，先秦时北方小麦卡均亩芦量为零点七三二市石，两汉时增为零点八零四市石，到魏与西晋降为零点七九一市石，北朝时进一步退到零点六八六市石，还不如先秦的水平了。
7。6亚稳结构与魏晋封建说
从前几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较大地偏离超稳定系统典型结构。但是，这一时期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之间还是相互适应的，其框图如图18所示。领主庄园经济和政治上的贵族门阀制是相适应的。国家的分裂和佛老玄学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相互适应，这是一种没有一体化调节功能或一体化功能很弱的适应态。也就是说，这一新适应态代替了由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儒家正统这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原来的适应态。所谓一体化结构的破坏，正是指原来调节方式受干扰，通过一段时间的动乱，三个子系统在相互作用中趋于另一种稳定态，这就是魏晋南北朝亚稳态结构。
亚稳态结构在魏晋南北朝中期已基本形成，它与西欧、日本封建社会有着相似之处。领主庄园林立，商业和城市普遍衰落，运输关卡重重。我们知道，汉代商品经济远比西欧中世纪的发达。但魏晋南北朝，统一的币制破坏。北齐曾出现实物交换的低级经济形态。北周用布帛为流通手段。宋铸钱极为粗劣，一千钱不满三寸，称为鹅眼钱。还有一种比鹅眼钱更劣的钱，称为綖环钱，极易破碎。梁时币制混乱，甚至改用铁钱。非常有趣的是，北周前后河西诸郡曾使用西域的金银币 “而官不禁”。这种情况在封建大一统时期很少见。当国家陷于分裂、关卡重重时，使用金银币和外币流通是易于理解的，只有这样的货币才能沟通几乎被隔绝的经济区域之间的微弱的交往。这一时期，土地兼并等社会问题也不那么典型了。北朝主要是争夺人口。
根据这些类似之处，一些历史学者提出了魏晋封建说。他们认为汉代仍属奴隶制社会，汉魏时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有些研究者把汉代的流民问题、货币经济的繁荣，看作和罗马帝国类似的情况。历史上竟出现过这样惊人的巧合。罗马共和国的金储量为十七万九千一百公斤，而王莽死后汉代的黄金储量是十七万九千二百公斤。这些巧合，无疑可以加深这些学者认为汉代是奴隶制大国的印象。魏晋封建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它正确地指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结构有别于秦汉、隋唐、明清的特点。而和西欧、日本封建社会有某种类似之处。
但是，这一理论的失误在于没有看到汉代的社会结构与罗马帝国根本不同。汉代的城市和商业的发达，并不因为它是奴隶社会，而是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对社会调节的结果，是地主经济的特点。这一特点，在隋唐以后各皇朝中都存在。而且越是到王朝后期，商业病态繁荣的现象就越明显。汉代和隋唐以后的封建王朝都是实现了宗法一体化的封建大国，它们的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魏晋南北朝与西欧的类似，是因为宗法一体化调节失灵了，它必然出现如种没有一体化调节的社会结构所具有的一般特点。
魏晋南北朝后朝，随着几个干扰源的逐步排除消融，一体化调节力量又开始复苏，社会又往宗法一体化结构过渡。正如一巨大的物体沿某一轨道滚动，由于某种干扰而落进坑凹之中。但在惯性作用下又从坑凹中滚出来，终于回到原有轨道上来。
7。7 重建一体化的道路
我们先从理论上分析一下，要重建一体化，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从亚稳态结构回复到封建大国，需具备哪些条件。
显然，第一个条件是那些导致一体化调节失灵的干扰源必须被克服，或者干扰源被系统同化，成为自己结构的有机部分，或者系统内部已增加一个反干扰的体制。比如人体对某些病毒能产生免疫力那样，出现抗体，那么干扰源就不会影响系统的结构了。
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和佛教这两个干扰源，正是通过这些途径克服的。在三百余年的大分裂的漫长历史中，大量内迁的少数民族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出现了又一次民族大融合。儒学在历时三百年的抗争中，一反汉代经学的迂腐气，慢慢地争取主动。最后，新抗体终于出现了。在佛、道、儒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流派——禅宗。到宋代出现了新儒学——理学。这时，佛教对儒家正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就不能发生以前那种干扰作用了。
克服干扰源，仅是重建和加强一体化的部分内容。由于魏晋南北朝已经形成一种亚稳结构，即政治上的贵族门阀势力，经济上的类似庄园制的形式，以及佛老玄学的意识形态，这三个子系统组成互相调节的适应状态，这时，仅仅是克服干扰源就不够了。任何社会结构的演化，必须首先削弱处于旧适应态三个子系统相互调节的能力。也就是说，打破亚稳结构要实现如下几个条件：经济结构中推行均田制，破坏庄园制度，限制人身依附关系，把部曲和佃客解放为自耕农；政治结构中削弱贵族门阀势力，维护皇帝和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废除九品中正制，找到能实现一体化的入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