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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东汉灭亡，一直到西晋，这是一体化调节失灵时期；西晋灭亡后，南北分裂，北方十六国大混战，这一百余年社会处于亚稳态结构，是第二个阶段，而从北魏建立以后的一个半世纪。可以看作从亚稳态结构向重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过渡的第三个阶段。
7。8南朝的贡献与死胡同
从理论上说，重建一体化的任务可以由南朝、也可以由北朝来完成。表面上看去，似乎南朝更具备有利条件。南朝是汉族政权，在人们心目中是正统，社会也较稳定，不象北方那样混乱，而且前期经济比北朝发展，文化繁荣。但是，从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西晋灭亡后，北方社会在一百余年间十分动荡，王朝更迭加走马灯，民族成份混杂，令人眼花缭乱。南方只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五个朝代。从社会稳定性来看，南朝比北朝稳定。控制论指出，所谓稳定程度高，就是子系统内部相互适应的力量强。系统旧结构稳定程度越高，改变它建立另一种适应方式就越困难。北朝亚稳态结构不如南朝稳定，恢复重建超稳定系统也就比南朝容易。历史上，正是北朝实现了中国的又一次大一统。
北朝少数民族政权中杂混许多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原始的社会结构可塑性也较大。虽然北方也留存了不少豪门世家，但贵族门阀势力远没有南朝顽固。北朝仕人受到少数民族侵扰和压制，不能象南朝世族那样肆意横行。在民族拉锯战中，北方的汉族很重视“同姓”，称之为骨肉。两、三千家聚居一地的现象，所在多有。所以，一旦民族融合逐步完成，少数民族政权就能很快地和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相结合，实现重建一体化。
南朝由于豪门贵族垄断了政治大权，在骄奢淫侈的生活中越陷越深，广大寒门庶族则被排挤在政治生活之外。南朝社会风气的磨烂是历史上罕见的。梁如土大夫宽衣大带，大冠高底鞋，剃面搽粉抹胭脂，走路要人搀扶。建康县官王复连马也没有见过，听见马叫便大惊失色，对人说：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它是马？颜之推感慨地说：江南士族至今已传八、九代，但他们完全不懂人世事务，做官不办事，家也管不好。他们迷于声色犬马，荒淫无度，有的著名文人如庾信甚至搞同性恋。社会风气极度糜烂。有些寒门出身的士子学人趋炎附势，纷纷投靠高级士族当门生，把自己一生的荣辱显达完全系于血统“高贵”的主子身上。如宋徐湛之就有门生千余名。
南朝的农民也陷于近乎农奴的地位，所受到削极为沉重。范宁曾说过当时劳役的繁重：“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这种情况随着贵族化的加强越来越厉害。社会生产不断萎缩。最能说明这种趋势的是南朝户口不断减少。自东晋历宋、齐、梁、陈五朝，户口不断下降，刘宋时户口尚有九十余万户，到陈时只剩下六十余万户，少了三分之一。一些最富庶的地区，户口减少更为惊人。如山阴县在刘裕时有三万户，到隋灭陈时，会稽郡（包括山阴县在内的八县）人口仅二万余户，还不及当年山阴一县的户口。据梁方仲整理的数据，我们可将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到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464——589年）户口变化画出一曲线（图19），自耕农呈急骤锐减趋势。这说明南朝庄园经济恶性发展。北方的起点比南方低，但受到的阻力也比南方少。北朝摆脱亚稳态结构要比南朝容易。在知识分子参政的道路上，北方也没有南朝那么深的门阀贵族与庶族的鸿沟。少数民族首领很容易把实现一体化和统一中国的雄心结合起来。石勒并不识字，但仍要人将《春秋》、《前汉书》等读给他听。正如一个不懂事的青少年接受一种信仰，比否定过这种信仰的老年人再重新接受这种信仰来得容易一样。北方自十六国混乱以后，随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和民族融合，受压制的儒生逐步和王权联合，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和主张大一统；积极干预世事的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使北朝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迅速前进，以至最终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压倒南朝，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这并不等于说南朝对回到超稳定系统结构没有贡献。其主要成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南朝是佛、道、儒三家斗争最激烈的地方。著名的思想家范缜就是南朝人。他以惊人的勇气著《神灭论》反对当时借助政权力量以势压人的佛学，证明物质是实在的，精神是附生的，还指出当时国家贫弱、人民困苦，都是相信神不灭的缘故。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王府，范缜和名僧们当面辩争，吵得把祖宗的神灵都搬出来了。范缜表示决不肯“卖论取官”。梁武帝宣布佛教为国教，对范缜发动围攻，动员王公朝公六十四人写批判文章七十五篇。《神灭论》发表后，在南朝引起很大的震动。相比之下，当时北方儒生还拘泥于经学的旧风，史称之为北学。而南朝注重古文经学，并吸收了老庄简易清通的风格。隋唐以后，儒学重新恢复了正统地位，这并不是汉代经学的恢复，而是更多地依靠了南朝学术界对儒、佛、道的融合消化的理论果实。
7。 9中华民族大熔炉一
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统治者都有过统一中国的意图，如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坚。但真正走上重建一体化道路的是鲜卑族拓跋部。
公元398年拓跋珪称帝，进兵中原。魏国迅速完成封建化，建立了一整套官僚机构：在中央政府机构中“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在地方设置刺史、太守、令长；并规定中央尚书以下的官吏和地方政权中太守以下的官吏都任用文人。
天赐二年又对各级官吏的品秩和编制作出了具体规定，确定了租税和徭役制度。但北魏前期仍然是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混合体。拓跋氏政权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鲜卑贵族，要走上重建一体化的道路就必须抑制贵族势力，需要皇权和封建知识分子结合。
早在拓跋珪时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就非常注意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参政，对他们“留心慰纳”。拓跋嗣即位后，正式下诏“分遗使者巡求俊逸”。拓跋焘平定关中、凉州之后立即下诏，征集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都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一批著名的汉族知识分子。史书教：“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拓跋氏政权十分重视儒学教育。拓跋珪曾下令：“五经诸书各置博士，国子学生员三十人”。拓跋焘下诏建立太学，规定贵族子弟必须学习儒学，使儒学成为贵族官僚子弟进身的必经之路。拓跋弘（魏孝文帝，后改姓“元”，即元宏）即位以后，进一步在各郡设立儒学机构。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使得永嘉以来芜没了一百五十年之久的郡国之学又恢复了。甚至孔子及其二十八世孙孔乘也被抬了出来，以增加儒学的号召力。
北魏献文帝死后，拓跋宏尚年幼，冯太后亲理国政，雷厉风行地推行了有利于一体化的改革。经济上推行均田制，打击豪族，增加国家税收。公元485年宣布均田令，虽说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均田，授田时不限奴婢人数，豪门大族所占有的奴婢、耕牛多，分田也就越多。但是推行均由制完成了一个重举的转变，这就是国家控制的缰绳再一次套在经济结构之上。均田制实行后，就可以限制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逐步解决贵族豪门广占土地而不耕、贫弱细民劳动力有余而无耕地的状况。显然，这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一次调动和解放。
同时，北魏统治者还利用一体化打击贵族势力。为了配合均田令，在行政管理制度上实行了户籍制度和三长制，按地域关系重新编制地方基层组织，把豪强大族的荫户变为国家掌握的编户齐民。显然，这是对贵族化的宗主督护制的重大打击。正如冯太后所说的那样：“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使得从中央到基层，“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均田制和三长制的实行，国家行政管理及对经济结构的调节能力都大大加强了。
公元491年魏孝文帝亲政，493年他以南征为名从平城迁都洛阳，把重建一体化的改革推向高峰。拓跋宏强令鲜卑贵族汉化。他禁胡服胡语，“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改变籍贯，生称洛阳人，死葬北邙山，并把鲜卑复姓拓跋氏改为元氏。他还制造了汉族、鲜卑族同为黄帝族的历史。孝文帝按照中原地区的门阀世家制度，规定了鲜卑贵族的族性，使得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同时有意识地通婚，消除民族界限。还宣布以后不再以民族成份为任用官员的条件。甚至连度量衡也规定“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这一切说明了孝文帝努力完成民族融合的历史使命。
魏孝文帝不愧是中华民族大熔炉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从小受冯太后的严格教育，熟读儒家经典，提倡文学，亲祀孔子，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他极为看重人才和勇于纳谏。王肃本是南朝人，跑到北方后，魏孝文帝马上召见他，委以重任。后来王肃在北魏制定官制，推行汉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是成功的，国家一体化调节功能开始发挥作用了，庄园坞堡主和宗主督护制削弱衰落，北魏出现了百姓殷阜的局面。到六世纪初，进一步“定奴良之制”，限制贵族化。这时北魏已十分强盛，政府领户达五百多万户，但可惜的是这位少数民族政治家未能完成统一的大业，于公元499年即他仅仅三十三岁时就去世了。
魏孝文帝的儿子恪没有父亲的远见魄力，继位后宠任奸佞贵族豪门，崇尚淫侈，迷信佛教。孝文帝的事业迟滞了。孝文帝死后三十余年，北魏就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瓦解。但这时农民起义也开始恢复和执行自己的调节功能。这时的形势与淝水之战时根本不同了。统一中国成为历史的潮流，它已经不以某个人或某个政权为转移。至于由什么政权、什在人、在什么时机统一中国，只是时间问题。
统—的大业在北周基本上实现了。北周统治者为进一步推行一体化开展了尊儒复古运动。国号定为周，就是不想沿袭汉朝旧称，想复西周之古。这时，北朝不但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完全压倒南朝，而且在精神上也压倒了南朝。
继北周之后的隋，迅速实现统一大业。惰文帝定礼议正名份，封祀泰山，在京都设国子学。更重要的是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制定隋律，废九品中正，立科举制。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标志。从此，国家任用官员有可能不必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