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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繁荣并不持久，社会内部的无组织力量在增加，到公元前二十三世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国崩溃了，到处爆发了奴隶和贫民的大起义。从“伊浦味箴言”和“聂非尔列胡箴言”中，我们可以零星地知道古埃及的大动乱持续了几十年。阿明尼赫特一世镇压了叛乱，建立了统一的第十一王朝，这就是埃及中王国。中王国和古王国的结构很类似。动乱消灭了无组织力量，中王国又走向繁荣。
历史记载表明，在中王国时期，虽然王室、农庄和神庙依然存在，但是前古王国时期显贵们散布在各地的农庄都随着古王朝的灭亡而消失了。中王国的法老们依然建立金字塔。又经过了几个世纪，由于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中王国崩溃了，埃及处于分裂之中。这时，来自亚洲的希克索斯人占领埃及达一百年之久。公元前十六世纪，底比斯的统治者雅赫摩斯一世成功地驱逐了希克索斯人，建立了十八王朝。十八王朝又是中王国社会结构的一次复苏。新王国仍然面临着几乎和历史上一样的无组织力量的威胁。新王国后期，帝国官吏营私舞弊、贪污横行，农村公社的农民不断破产，国家赋税和劳役越来越重。终于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前后，爆发了著名的伊苏奴隶大起义。奴隶们没收祭司和奴隶主的财产，横扫无组织力量，对待神“象对待人一样”。大动乱持续数年之后，谢特涅赫特镇压了起义，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了第二十王朝。它仍然是旧结构的重复。
我们无须细述从古王国在“白城”建都到埃及被波斯人和罗马帝国征服的三千年的历史。尽管其史料远不如中国封建社会的那么详备，但我们可以看到古埃及社会结构不是象木乃伊那样静态地保持三千年不变。周期性动乱和社会结构的停滞性，无疑是古埃及社会的两个不容置疑的特征。我们有理由相信，超稳定结构的分析可以运用到古埃及社会演化中去。
超稳定系统另一个特征是强控制和脆性。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材料来全面分析古埃及社会结构，但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它显然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社会。法老和神是合一的，官僚机构由具有统一信仰的贵族和祭师组成，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网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任何一张网的破裂都会引起另一张网的破裂。最明显的例子是新王国十八王朝阿蒙霍捷普四世的宗教改革。
阿蒙霍捷普四世为了打击无组织力量，主要是打击以底比斯阿蒙神庙祭司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集团，他实行宗教改革，宣布太阳神“阿吞”为宇宙间唯一的神，禁止对阿蒙以及其他地方神的崇拜，没收阿蒙神庙的土地。同时，他把世代相传的法老名号“阿蒙”更改为“阿吞”。由于社会结构是脆性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的动荡。确实，它引起了社会剧烈的震动。在霍捷普四世死后不久，经过短暂的动乱，军队将领哈列姆黑布取得王位，改革失败。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古埃及的法令表明，国家对潜组织的遏制非常严，对人民的管理和控制很紧。例如第二十六王朝雅赫摩斯二世颁布法令，规定每个埃及人每年都必须向地方长官呈报自己的一切生活资料，凡违令者，或不能证明自己是靠合法手段谋生的人，均处以死刑。与中国封建大国一样，古王国第一王朝时就有了相应的人口和财产调查制度。现在保存下来的古埃及的帕勒摩石碑上有这样的铭文记录。可见，强控制是高度一体化社会的特点。在新兴的希腊、罗马文明冲击下，古埃及超稳定系统瓦解了。罗马帝国衰落后，埃及又接受了基督教文明。公元五世纪，它又被伊斯兰教征服。今天那曾经繁荣过三千年之久的古代文明似乎已被遗忘。只有那些伟大而沉默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伫立在尼罗河边，并以它们不可抗拒的魅力证明着那古老悠久的历史。
9。11社会结构的进步
社会结构演化的第四种模式是结构取代型。世界史中这类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我们已较系统地讨论过西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里，有关取代型的两个问题究要进一步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结构的演化和进步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新结构代替旧结构就一定意味着进步呢？第二个问题是，当旧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时，是不是只有唯一的新结构可以取代它呢？
一般说来，社会结构的演化都意味着进步。但是，进步和新结构取代旧结构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我们已经说过，社会结构只是文明的框架，而进步则是指丰富的社会生活本身。进步包含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长，知识的深化，社会组织的不断完善、合理化。打一个比方说，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进步好比是水，而社会结构就好比盛水的容器。社会结构进化，它容纳生产发展水平的限度也就增大了。但这种演化并不意味着立即显示出生产水平的提高，它只是提供了生产水平更大提高的可能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英国的社会结构基本一致，但十八世纪英国的经济和技术水平比它十七世纪时高得多。因此，社会结构的演化好象是容器的更换。而就生产水平本身而言，在社会结构的更换中，并不是直线增长的。相反，有时会出现生产受破坏的倒退现象。西欧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过程中，地中海的交通被伊斯兰教徒封锁，商品经济很快瓦解，西欧倒退到自给自足程度相当高的自然经济中去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其生产力都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直到欧洲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其社会结构才显示出比罗马帝国能容纳更新、更多、更大的生产力的进步因素。这就是社会结构演化进步的含义。
为什么演化一定会保证社会结构容量越来越大呢？这是因为新社会结构是在否定旧结构中成长起来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度是对罗马帝国奴隶制的否定。封建农奴制比奴隶制更合理一些，生产关系更进步一些，其可容纳的生产力水平就高一些。基督教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是对罗马贵族、自由民的放荡奢侈和把奴隶视为会说话的工具这种观念的否定，基督教把人组织起来的广度和规模也比罗马帝国的宗教要大。人文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结构，又是对欧洲中世纪社会结构的否定。由于新结构是在旧结构中成长起来的，又否定了旧结构，所以它能够克服旧结构中的一些弊病，从而对于进步的容量也增大了。辩证法早就指出，人类的进步就是在否定之否定中波浪式前进的。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这对于细致地研究问题应当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取代型模式的第二个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是：人类文明的进化既有分叉又有相互融合汇流的趋势。
造成分叉发展的原因是：系统内蕴的发育成熟的潜组织可能不止一个，而且还有外来文明影响冲击的可能。例如，公元前六世纪雅典城邦内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使得贵族政体不适应了。这时它可能演变到两种社会结构中去，一种是僭主政治，一种是民主政治。这两种政治结构都是适应的。由于梭论进行了改革，雅典建立了民主政治。而一旦民主政治建立，赤裸裸的僭主统治就难以兴起了，因为法律中设计了防止僭主再兴起的办法。而希腊其他城邦的条件和雅典的类似，但它们大多数建立了僭主政治结构。也就是说，雅典的社会结构在梭论时代演化面临着分叉：民主政治还是僭主政治，而一旦选择了其中一个，就会排除另一个。至于具体选择哪一个，则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的努力。
这种演化分叉，在复杂系统中是普遍存在的。生物学家都知道，印度犀牛只有一只用，而非洲犀牛有两只角。它们都是从无角的古犀牛进化来的。显然犀牛长了角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犀牛只有长两只角才能适应非洲的环境，印度犀牛只有长一只角才能适应南亚的环境。实际上，问题并不能这样简单地—一对应。只要长角，犀牛就能适应环境。生物学家把这类现象称为多个适应峰，也就是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答案。
演化的分叉现象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人类文明早期，当地理条件造成文明之间相互影响较困难时，同样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人类社会会分叉出那么多类型的社会结构，不同的民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随着文明的增长，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不同文明之间必然会发生接触、交融，这时，一个社会中的潜结构就会受到另一种文明的影响。这样，由于文明的融合，那些最有生命力的潜结构就会成为人类未来社会的统一模式，这就形成了文明演化的汇流。
社会结构的演化既有分叉又有汇流，从而使人类文明进化之路呈现网状的复杂形式。这一点和生物进化树状形式是不同的。我们所讲的社会结构演化的四种模式，只是复杂的进化之网中的一些典型的链而已。
从本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演化出发，将其方法外推，就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它为我们理解人类自身提供了一个窗口。从这个窗口望去，那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显示出惊人的内在节奏和规律。因此，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间进入超稳定结构的历史，对于那些探索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研究者来说是十分迷人而又壮观的。
兴盛与危机
兴盛与危机
第十章
数学模型和王朝寿命研究
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马克思
10。1历史学家与数学家的合作
本章，我们将给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的一个近似的数学模型。
每当人们试图把数学应用到错综复杂的历史研究中时，常常会碰到两方面的极端意见：一种是数学万能论，企图用数学解决一切问题，推出人们凭历史直觉难以想象的结论；另一种则否定数学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可能性。在后一种意见看来，数学描述的对象只能是机械的、简单的、定量的关系，而历史过程太复杂，不宜于运用数学进行研究，尤其是对于涉及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应用数学工具进行研究，那不过是赶时髦和贴标签而已。
这两种看法，都是对数学的本质不够了解而造成的。实际上，用数学来描述规律，只不过是把人们用直观和语言所把握的规律形式化、定量化、精确化而已。数学符号表达式和文字语言描述是等价的。对于规律的把握，如果用语言描述做不到，那么用数学工具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前面说的第一种观点几乎是一种幻想。然而，当研究对象关系措综复杂，用直观推理会造成混乱时，运用数学方法却会显示出其简洁、准确的效用。可见，认为不能用数学模型来研究历史也是片面的。以往历史研究中应用数学不成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数学工具本身还有待于发展；另一方面，历史研究要提供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