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 第48节

　　以上五个推论是从数学模型半定性讨论得到的，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对超稳定系统作非数学的研究，凭直观是不那么容易把握这些结论的。这就体现出数学模型的作用。

　　当然，这个模型是非常粗糙的，而且距数值运算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们之所以把建立模型的步骤写出来，无非是想说明把数学模型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中来并不神秘。它既不是无用的，也不是万能的。应该说，在今后的研究中，它是必须的，它应该成为历史学家得心应手的工具。数学在历史学研究中也要担负起它在其他学科研究中那义不容辞的责任。数学模式将由历史学家从具体而精细的历史研究中抽出，然后再用它清晰的逻辑推理和明确的预见性，来照亮纷繁变幻的历史现象深处的客观规律。

　　1981年9月完稿于北京友谊宾馆

　　兴盛与危机

　　兴盛与危机

　　后记

　　我们在本书中阐述的基本思想，大约产生于1971年。那时，每逢节假日，一些不同学科的同志凑到一起时，总要热烈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其中，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探讨是最吸引人的。我们深感用现代科学方法进一步研究我们祖国的历史，认识我们民族走过的道路，是时代向我们这一代人提出的一个任务。

　　1974年，我们写出了一份七万多字的提纲。此后，不论我们肩上工作和生活的担子怎样日益加重，我们依然时常讨论这份粗糙的提纲，兴趣不减当年。当人一旦抱定追求探索真理的信念而钻研某一问题时，周围的事务和舆论就很难改变他。我们想，不论研究工作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下去。任何一种思想，只有将它贯彻到底，获得清晰而又简洁的美感，才有可能接近科学的门槛。

　　1979年，我们将若干年来研究的结果写成一篇四万多字的论文。论文于1980年初发表以后，引起许多人、尤其是年轻朋友们的兴趣。我们陆续收到了近百封来信。许多来信除了表示对我们的工作的支持外，还希望看到更细致和更深入的分析。1980年夏秋之际，我们开始动笔写这本书。

　　恐怕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会有这样一种体会：一旦要把自己多年来思索的观点写下来的时候，都将碰到巨大的困难，这就是思想和概念在定型化过程中会发生某种畸变。本来，对于读者来说，理解作者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的角度，以及作者在形成观点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往往是比读其观点更有兴味的。但是在著作中，作者只能拿出自己思想的结晶，而不能奉献孕育着这些结晶的混沌而又丰富的母液。

　　1981年9月，我们完成了这部书稿，当时内心的激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们深知，我们的学识和能力与本书的议题及它所涉及的广阔的中外历史知识。是不相称的。我们也不打算用我们不是专业历史研究工作者，为本书的不成熟之处和尚存在的大大小小的错误疏漏之处辩护。我们之所以敢于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我们认为，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每一次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她，不论这种认识是否全面，是否更接近于科学，这种努力和探索都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这本书写得很艰难，它的表达也非常吃力。我们对它并不满意。但是，使我们难以平静的是，它不仅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结果，而且还凝聚着不少同志、朋友对我们的友谊和期望。在此，我们向那些支持我们工作的学者专家们、编辑们，以及我们的同志和朋友，谨表最诚挚的谢意！

　　史学界前辈杨向奎先生和黎澍等同志，对我们所作的探索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鼓励我们继续探索和研究有关问题。特别是包遵信同志，他不仅热情支持我们的工作，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通读书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并且为本书撰写序言。

　　林甦、李革平、鞠小夏、陈小雅等同志，为本书核实文献资料，整理绘制图表，清理检查文字，做了大量细致而又繁琐的工作。此外，在我们写书期间，她们还给我们以其他各种形式的帮助。

　　我们还要向全国各地近百名我们素不相识的青年表示感谢。他们或投书致意，或登门拜访，对我们的研究和探索表示了真诚的理解和支持。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有关编辑同志。他们在组稿、审稿和编稿过程中，始终和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并提出了许多具体而又宝贵的修改意见。没有他们的工作和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与读者见面的。

　　这本书虽然包含着我们多年的思考、研究和探索。但是它只能算一个习作。因此，我们希望读者不要把这本书作为某种固化的既定观点来看待，而注意去追溯作者得到这些看偿的方法。如果读者能从这样的角度来读这本书，并能把现代科学方法贯穿到历史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去，那么我们将感到十分欣慰。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史学界的前辈和研究者们，对本书提出批评，这将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又一个新的起点。

　　作者

　　1982年4月于北京中关村

　　兴盛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