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哲学原本是充满着生与死、美与丑、真与假的血淋淋的搏斗的深层思考。是强者，就应该敢于正视现实，奋发向上，敢于接受人生的挑战。凡·高的一生就是与世俗挑战的一生。
凡·高的绘画艺术在他有生之年，难道果真不为同行们看懂而识其“美质”吗？非也！同行相排斥，无处不存。要不，他怎么会承受那么多非议和诽谤呢？
假如他处于一个充满温馨，惜人才如惜无价之宝的时代，那么，他怎么会含恨英年自杀呢？退而言之，同行不是出于排斥、社会不是否定“奇才”，凡·高的绘画艺术总该在他有生之年居一席认可之地位吧！
凡·高所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扼杀“凡·高”们的思想依然存在，那些利用金钱和权利捧出来的“名人”们，总是害怕新的“凡·高”超越自己，竟不惜一切手段打击、排挤、报复新的“凡·高”，以达到拉帮结派，独居一方天地的目的。这样的例子，在世界文艺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好在“厄运助成功一臂之力”，新的“凡·高”们心中自有灵光，不管“权威”们如何挤压，还是势如大江之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人们不曾忘记，昔日的李白并没有想获个什么“奖”，可他的诗流传到了五洲四海，成为了世界公认的名人！曹雪芹更惨，他的《红楼梦》曾在相当一段时间，被封建统治者例为禁书，打入冷宫。可叹他十年辛苦，流离失所，生前如此落寞，无人承认。然而，时间是慧眼，终于识出这位前无古人的小说大师。而他的呕心沥血凝成的著作《红楼梦》成为了一部百科全书，一个时代的缩影，一部封建社会的兴衰史！
真正有为的作家、艺术家一旦走进神圣的艺术殿堂，常常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哪顾得个人的声名利禄，甚至置生命于不顾。其创作的作品经时间的磨励、人们群众的检验而愈日闪光。这样的名人，有如凡·高，是历史的，群众的，而决非自我标榜的。
凡·高以三十七岁的短暂生命赢来了世界艺术巨匠的美名，同时，也揭开了充满斗争的人生哲学。人们不难体会，其人生哲理的展示对后人的影响或许更重于绘画艺术的贡献？
遥远不遥远
？ 蒋祖烜
多年以来，我对于遥远的地方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痴迷。乡土与家庭文化的背景大概是那种向远的隐性遗传基因。那时，我隅居于湘北湖区一座小小的县城。湖汊密集河网纵横的阻隔，使县城通往外面的世界分外艰难，比如进省城就得乘隔日一班的长途汽车奔驰一天。在相对封闭的天地里，想象反而有了突进式增长。那些用口语和书本绘声绘色描述的异地，以五彩的梦境化入执着的少年夙愿。
一九九八年，适逢我的本命年，不知何来的机遇，我畅游了多少曾经向往而无缘涉足的地方，一种未曾有过的热情激活了一度刻板与沉闷的文思。于是提笔抒写了一组感念遥远足迹与心迹的文字——《曾经遥远的地方》。
游历的累积传递给我一个初始朦胧进而明晰的戒示：精神和物质充盈的世界远比你所想象的要丰富和深刻。如果作为个体的人，固执于时间与空间视野的偏狭，固执于知性与感性体味的局促，那是多么令人汗颜与后怕的事件。
我永远感激我的识见不俗的父母。大约十岁那年，我有机会从乡下踏进省城，第一次感受了都市的恢宏与繁华，印象最深的是在烈士公园瞥见了当时长沙市最高也是最雄伟的建筑物——湖南宾馆。十七岁那年，受命进京，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游览京华。整整一个暑假三十三天时间，我几乎将全部当时开放的景点一一过目，甚至有许多老北京不曾光顾的小公园。今天看来也许微不足道的两次旅行，却成为我记忆中永难磨损的纪念，也使遥远成为信念中可以攀越的峰峦。
建筑艺术的切入有着令人庆幸的情节与故事。以往对建筑物的心态是视若无睹。偶遇的南国看楼的使命，浸淫于实体建筑艺术的日日夜夜，潜滋暗长出对建筑的情愫。那些门窗雨檐与廊柱，那些看似随意而蕴寓匠心的细部，那些朴实大方而恰到好处的色彩，实在是完成实用功能之后形而上的艺术与技术的精华。于是在熙熙攘攘的都市人流中，我的目光便有了一种仰视的角度，久而久之不仅旁人侧目，自己的脖颈也发出酸痛的抗议。而我却窃喜又赢得了一份与人类文明看似稀远实则密近的关联。
架上的风景多是对险远之地不可多得的画面与情绪的记忆，给人梦幻般的暗示，那是精神原野的一处边缘地带。长久而平静的凝视渐渐成为一种对望，一种感应。于是在平面里透视出立体，在平淡中颖悟出神奇。当然对艺术家的寻访，更使得背景丰厚而情感相融，那时刻翩翩而至的是对于美的殊途同归。当我渐行渐远地背离世俗，我便渐行渐近地走进油彩、水彩、墨彩的缤纷，靠拢那些孤独而优雅、蕴含着强大创造活力的心灵。
身外的世界，心外的天空，莫不天存一种固有而恒定的距离，它可以收缩，却无法消弭。《掠过心灵的那阵风》的翻译，透过纸面的交流，渐次达到一种心灵的叠合；《神话陈逸飞》的编辑看似神话，但逻辑地昭示了种种善意的奇想终究会得到善意回应；《欧洲民居》的写作不仅在地理和职业上与自己山重水复，但专业的姿态引我走进柳绿花明的桃园。而展读友人的信笺和书页，那些新异的理念、奇妙的经历与独特的感悟，不仅仅是喜出望外的惠赠，也是难以回馈的珍藏，那一刻，遥远已不再遥远。
更多的时候，我们注定难以超越种种遥远的守望，哪怕远去天涯，哪怕近连咫尺。因为我们很难突破现实的精神边界。此种无望的感叹和追求曾被偶发的灵感写进了如下诗句：
明明已经不远/偏偏还是不近。
而我像神山上的西西弗斯，注定追寻，注定前行！
酒器与溺器
？ 季 蒙
《淮南子·道应篇》云：“大败知伯，破其首以为饮器。”注曰：“饮溺器，椑槪病！薄逗亲印び骼掀吩疲骸捌崞涫滓晕哑鳌！卑础端滴慕庾帧方馐停岩逦帧Ａ硗狻端翟贰そū酒芬菜档健捌崞渫芬晕破髦隆保搿堵朗洗呵铩ひ迳推匪啤岸掀渫芬晕倍际侵竿患拢窗苤云渫肺鳌Ｋ淙还盼募冶缰に涤κ蔷破鞫悄缙鳎菜得魃瞎湃耸窍不兑匀送肺鞯摹Ｏ窆攀橹形狡崞涫滓晕鳎鸭庸し椒ㄒ哺忝髁恕！妒芳恰ご笸鹆写分兴担骸笆鞘碧熳樱ㄖ负何涞郏┪逝嫡撸匝孕倥圃率贤酰云渫肺鳎率隙萏佣Ｔ钩鹦倥抻牍不髦！笨杉菏毙倥跻苍迷率贤醯耐饭亲龀梢破鳌Ｔ诠糯焦涞恼秸允О艿囊环降氖琢斓耐饭潜恢瞥善髅罄磁蟹质じ海魑鞣谋曛荆凶派袷サ囊庖澹笳髯耪鞣叩奈涔脱担ǘ谑О苷咴蚴怯谰玫某苋枇耍Ｋ浴逗菏椤ば倥烦疲骸霸矍渤灯锒嘉竞⒐饴淮蠓蛘琶陀胄倥耍岳仙系ビ谄圃率贤跬肺髡撸惨恕！笨杉痹率贤跽呤抢仙系ビ冢庖饕灿凶抛系挠猛荆⒉皇且话愕娜粘Ｆ魑铮诖砉医崦说撵ρ鞘缴鲜褂茫悦鞴沂挛竦纳袷ブ卮蟆�
以头为器的事件在历史上有过多次记载，比如在查士丁尼时代，伦巴第王阿尔博因与潘诺尼亚的泽皮迪王库尼蒙德打了一仗，将其杀死，并强占其女罗莎蒙德为妻。阿尔博因将库尼蒙德的头骨制成大杯，用来饮酒纪念胜利。一次宴饮时，此人以头杯盛满酒对罗莎蒙德说，请与汝父同饮，这句话给他招来杀身之祸，女人终于报仇雪恨。这则故事见于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当时欧洲的君王同中国北方的蛮汗们一样野蛮和没有文化教养，所以他们对人的头骨还有相当程度的原始嗜欲。古代斯拉夫人曾有一个崇拜武功的王，好战成性，最后死在土耳其人手里，他的结局也同样糟糕，头骨被苏丹做成了饮器。像这样的事例还很多，以头为器的习性与猎人头习应该是同属于一个大的范围，即史前行为的原始遗留。从中可以折射出普遍的人类对待颅骨的行为历史。
人类对头部的占有和猎取当然不限于一个方面，除去头骨的利用以外，还有专门加工头皮的。据说印第安人的一支希维罗人是以猎取战败者的头皮来制成战利品的。他们剥下整个人的头部皮肤，缝合成一个皮囊，放在水里煮，然后灌进热沙，经过反复多次加工制成皮革质的东西，仅有原来大小的三分之一。可见人类对头部的各个部分都有兴趣。但猎头皮的行为并不仅限于部落民，白人就常常猎取印第安人的头皮，他们视印第安人为畜类，使自己心里得到平衡。人类就是以自欺的办法掩盖自身的蛮性。
白人取印第安人的头皮是为那上面的头发，另外还杂有种族兽性的虐待心里，但现代世界仍有以出卖头发而获取钱财的，且不在少数。记得有一篇名叫《麦琪的礼物》的小说，写妻子为了送丈夫一件礼物而不得不忍痛卖掉自己头发的故事，这里所蕴含的人情味显然非蛮荒时代的兽性可比拟了。使人由毛骨悚然一变而为感动与同情。但是关于人头及其属件在文学中的妙用非仅一例而已，头颅由杀戮进入艺术的领域，反而使之生辉。像《红与黑》中男主角的首级被女友埋掉，还只是平常，顺理成章多于着意巧构，因为断头台作为法兰西固有的杀人机器，受刑戮者的遗骸自当有一个结局交待，由女友埋葬是最妥当不过的了。这一结局在前面的情节中安排了伏笔，营构隐藏在情理下面了。像曹操礼葬关羽的头，并不是出于对奇趣的猎取；但高卢人的性情是好怪奇的，这个民族身上还残留有动物的特性，这一点较欧西其他一些国家为重，因而对人头也有一种兴趣和嗜欲。古代有所谓猎人头者，后来用以暗喻文学作品中在情场上一次又一次猎杀男性牺牲品的女人，因此在人头中隐含着原始的性欲冲动，这方面的消息在欧陆文学中透露得确实比其他地区文学多。比如唯美主义者王尔德的《莎乐美》讲取情郎头颅的故事，就是两性之爱的心志不全的官能性表现了，里面隐藏着虐爱的动机，所以弗洛伊德把欧西文化都归之于性，这一学说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正所谓环境造就，环境使然。不过以人头猎取方式表现性占有在原始部落民中乃是公开化的很明显的事。比如部落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在杀死敌人以后便提着他的人头去占有死亡者的女人，或者两个男人为夺取占有一个女人而相互搏杀，同动物界雄兽在春季打架是同一表现，因而在荒古社会，女人只是表现为一被动性的东西，在人格方面乃是毫无主动性之可言的。欧西社会在这种状态上停滞了很多年，所以女权在近世之提出只是几千年压抑的总爆发，因为社会中的女性历来是被动的。当然，有时候女人也将男性的武勇作为择偶的一重标准，故而猎人头习也是两性的共同心理行为的原始表现，从这一方面来说，女性也促成了此原始风习的繁衍。
在东亚，首级是表现战争勋业或者义念的好工具。历史及文学书中随处可见，战争胜利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