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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很“听话”的曹禺，读了赵丹文章，他也写道：“那是他在病床上的呐喊、呼吁、争论、劝说、诉苦，甚至是祈求！他对文艺发展前途的热烈盼望，点燃起每个人心中的火焰。……读了赵丹的短文后，联想起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赵丹同志的遗文，虽然仅限于文艺，但他的心肠和用意是深远的、广阔的……”
赵丹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那时他才十八岁，已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具有一流水平的话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此后几年间，他接连主演了《时代的女儿》、《到西北去》、《上海二十四小时》、《夜来香》、《清明时节》等一系列中国最早的有声影片，奠定了他的影星地位。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间，他又主演《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获得广泛好评，被世界影评界公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的代表作。赵丹曾两次入狱：一次是一九三九年，他抱着理想和幻想赴新疆开拓新剧工作，于一九四O年五月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入迪化监狱长达五年之久，后经周恩来、阳翰笙等设法营救出狱；第二次是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遭江青一伙迫害，被非法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五年多。
赵丹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要相信说真话的力量。五十年代，他主演的电影《武训传》横遭批判。之后的运动，因为他直言的性格，自然不会走好运。六十年代初的一次晚会上，赵丹向周总理诉苦：说是“棍子爷们”老要整他，抓住他一两句话“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没劲”！张瑞芳听了，为他捏了把汗，劝他要注意“管住自己的嘴巴别走火”，但他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不久，赵丹又对周总理说：“总理呀，请你给我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老爷们不要再斗我！我是个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请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让我心情舒畅一些，发挥我的特长，好好拍片……”赵丹病重期间，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等前来北京医院看望他。他打着吊针说：“文革以来十四年了，粉碎‘四人帮’也已经三年多了，但我还没有拍成一部电影……”此原因何在？赵青轻描淡写说，“如文艺思想未解放、人事关系不好处、合作条件不具备”等等。其实，深层地看，还是体制的问题。赵丹用自己的话说了：“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这使得赵丹晚年不得不独自感叹：“一生多蹉跎，老来复坎坷！”
文章写到这里，有朋友来谈起朱正的反右专著《一九五七年的夏季》，谈到吴祖光其人其事。吴祖光一九五七年当了大右派，因他在一个座谈会上直言，谈了文艺体制、外行领导内行等问题。吴祖光当时还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写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时间过了二十三年，“文革”结束了，右派平反了，赵丹临终前的遗言，谈的还是吴祖光当年谈的老问题。赵丹遗言中说：“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出来的！”又是十四年后，一九九四年大剧作家曹禺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吴祖光去看他，俩人回忆六十年的创作生涯，感慨万端。吴祖光归来后写了篇广为学界称道的妙文：《掌握自己的命运》（载《读书》1994年第11期），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想，领导是重要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部门，机关，学校都要领导，军队尤其要领导……但是，文学、艺术创作却是另外一回事，她是艺术品，她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亦可以说，除法律对她的限制之外，广大的读者和观众都是她的领导……”接着，吴祖光又提到了一九五七年提出的问题：“屈原等是谁领导的？李白、杜甫是谁领导的？关汉卿、汤显祖是谁领导的？”一九五七年至今，四十多年了，问题总是不断地被提出来。
二○○○年是赵丹逝世二十周年。重读赵丹二十年前的临终遗言，自然感慨良多。也许赵丹的话不很中听，但对繁荣文艺应该是有益无害吧。在新世纪曙光即临时，重温它，也是对一个真正的人民艺术家的最好怀念。
关于写作
？ 刘永学
写作是一种状态。
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每当我打开那台IBM笔记本电脑，将屏幕的底色调成绿色，展现在我眼前的就是一片宁静的原野。我用双手敲击着键盘，用双手代替双脚的行旅，在这片广阔绿地上，开始了一次次神奇的行程。空间、时间在这里都失去了意义，春夏秋冬的时序更不复存在。
北京的祝勇在最近写给我的一篇文章中说，他在写作时会将一张CD插入光驱，让乐声和文字一道从眼前流过。我也在尝试着这种方式。开始播放的是钢琴曲，那一组组清脆的音符像一片流星雨，曳着光芒的尾巴常常缠住我的思绪。再试着放萨克斯曲子，浑厚苍凉的声音像浓重的云层迅速环绕过来，将我那颗颤栗的心包裹的严严实实。最后，我选定了帕尔曼的小提琴曲，舒缓、柔曼的节奏，清丽、透明的音色像从地层深处缓缓渗出的泉水，滋润着面前的绿野，我的四周顿时弥漫着青天的气息。此时，我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赤脚奔逐在绿色的大地，伴着脚下溅起的朵朵水花，信手播下心灵的种子。
当然，我不是一个职业写家。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随意的事。我也没有既定的目标，就像一个云游四方的僧人，随便哪一座荒岭孤庙都可能留下我的形迹。许多年以来，我都是这样漫无边际地走着。有一位从事职业写作的朋友说：“你好似一个懒惰的农夫，懒得甚至不肯弯下腰来拾起那些已有的收获。”
我自有我的道理。中国有句老话叫“入乡随俗”，否则就会被视为异类。坦白地说，我还缺乏甘为异类的勇气。从学校一出来，命运赐给我的就是一块生长文牍的田亩。那么，我的主业当然是种好它。种不好，就会丢掉自己的饭碗。就是不从事业上去想，单论吃饭问题，也能充分证明我工作的现实意义。所以，在这块土地上我勤奋地劳作着，像一个本份的农民，守着分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长年过着自得其乐的日子。
至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写作，比如说散文、小说等等，在我所处的地界中是不能视为正常作物的。倘若你还敢进一步地号称自己是诗人，那么落到头上的桂冠肯定是“怪物”，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我还是在不经意之中掉下了一些种子，稀稀拉拉地夹杂在我的那片麦田中。这就是说，与邻人的耕作有了一点区别，有人看见了，就说我的地里长出了一些稗子。他们没有说错。严格地考察，在单一耕作的方式下，一丘良田生长的应该是优质而统一的品种，在大家都没有间作习惯的时候，你的地里竟长出其它植物，给它定义为稗子的确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结论。
不过，人们对我还是宽容的。对我那些他们认为没有丝毫意义的劳作报以淡淡的一笑。对此，我感到十分满足。尽管我知道有的笑容里藏着轻蔑的意思，但只要没有人开着推土机将我的自留地一股脑地铲去，我就感到万分庆幸了。至于别人的脸色，就像你左右不了的天气一样，“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好了。
于是，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在这台深黑色的电脑前，我随心所欲地走进了属于自己的这片土地。十指敲击着键盘，在过于沉闷的生活中响起属于自己的足音。还是那句话，我从来没有刻意地寻找什么主题和意义，更没有指望自己的收成会喂饱别人的肚子。我总觉得，自己启动的是一架摄像机，回录的是与自己有关的人和事。那些零碎的片断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既然存在于这个历史当中，就不能说与历史完全无关，从这个角度透视，我所做的事就不能说没有一点意义。
在我疲劳的时候，便会将一张VCD光盘插进电脑里。我最喜欢的是美国西部片，一个个像模像样的西部牛仔历尽艰辛，在让我透不过气来的磨难中寻找生机。我双眼紧盯着屏幕，在他们身陷绝境的时候，我在心里一次次替他们逃跑，逃啊逃，直到他们躲进我的心里。然后，我继续属于个人的工作，让阳光、森林、鲜花、河流以及人们感到鲜亮的日子熨平我的焦虑。再深深地吸上一口气，澄明的气流会分担我的重量，让我轻松得像一个快乐的王子，嬉戏在自己的后花园，任凭草色与花香过滤思想，之后，与那朵喇叭花一道，传递生命的律动和消息……
戏 子
？ 黄永厚 文画
画家是戏子，司马迁给定的“倡优”两千年不变。
画家作画又兼编导，口袋里装满了“名角”、“大腕”。一边是屈原、七贤、李、杜等等，另一头是锺馗、财神（或他的代表老虎）以及打心眼里就高兴接受屈辱的大肚和尚等等。不过，我不信锺先生是群众的朋友，他们只有被捉的份。举个例子，对宪法有最后解释权的前国家主席都被活鬼捉去弄成死鬼，直到今天还不许锺先生出面领情，你能打消我的怀疑吗？
开始文化搭台的九一年，我曾受邀给龙舟赛捧场，即化悲痛为逗乐，没成行，三闾大夫还是画了，画跋上说：王逸、朱熹、当代科学院前院长郭沫若做的学问都对屈原负责，屈原又对谁负责呢？——楚王。转来转去都转不出皇城那个黄圈圈。在那个讲王的时代，王只要一个，其他的人都是依附者，一旦被王抛弃，他就活不下去，丢魂失魄只有去跳水。屈原是绝顶聪明了，他的想象力甚至盖过一切时代。但朱熹在《楚辞集注》里却把他揭发了：“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祀，巫觋作乐，歌以娱神，屈原见逐，见而惑之（不高兴了），更定其辞，去其泰甚（大动刀斧），（以）彼事神之心，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从此俺沅湘老乡娱神自娱的快乐全被他毁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部弃妇哭泣的、可供永远重复的美丽的唱本。
对于这位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先生，已有两位前辈说他像梅兰芳，取譬精彩而幽默，可屈先生为什么要带头反串旦角呢？胡适说了：“想当官！”胡先生这三字经还真透着一点时间特征，假若哪天再闹屈原热，你就知道什么权力又到交替的节骨眼上了。
东晋盘口壶
？ 田 原 文
读荒芜编的《我所认识的沈从文》一书，从中更认识了这位老夫子，更佩服他为文为艺的精神，更敬仰他为人的品格。
“文革”期间，我曾有缘和沈从文先生见过一面。那是在北京他的斗室里。我心目中，沈老是大作家，气度非凡，见面，得小心翼翼，不可冒失。谁知一见，却是个极其平凡的老头儿。说话湘西口音，似乎有点像四川话，听不真切。见我们去，从橱柜里拿出糕点让我们吃。老人热情，敢不从命，拿起一块就啃，啊，太硬了，一看，竟已出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