哉！” ＇ 注：《魏书》卷六十五 邢峦传 ＇ 故守涪城，可以应接三路；涪城不守；则成都大势已去。
四川北面另有阴平道可通陇上。阴平道以地居岷山之东摩天岭之阴（北麓）而得名。由阴平（在今甘肃文县）而南，经龙安、江油至绵阳，可出成都之北。在阴平东南有桥跨白龙江上，即所谓阴平桥头。阴平道极险峻，平时惟樵猎可通。
蜀汉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北伐，平定阴平、武都，谓“全蜀之防，当在阴平”，因而置戍；后因“流马”小船发明，白龙江水运频繁，因而开发成为川、陇之间的一条通道。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钟会、邓艾伐蜀时，屯田沓中的姜维闻讯提醒后主亟遣兵守护阴平桥头，后主却未在意。姜维迅速回军扼守剑阁，扼钟会大军于剑门之外。邓艾向司马昭请示从阴平道进兵：“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趋）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钟）会可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 ＇ 注：《三国志》卷二十八 邓艾传 ＇ 司马昭从之。邓艾遂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出剑阁姜维军后，先登至江油，击破涪城、绵竹，进逼成都。刘禅震惊，自缚出降。
自邓艾以后，阴平遂成为取蜀之一捷径，据蜀者亦多注重对阴平道的防御。五代时，石敬塘攻两川，西川帅孟知祥一面遣军争剑阁，一面派军趋龙州（今龙安），扼守要害，以备阴平故道；石敬塘果然遣军欲从阴平道进兵，因西川兵有备，败还。明初傅友德伐蜀，扬言出金牛道，而潜引大军循邓艾阴平故道而趋成都。
这是川北的几条交通孔道。因四川重心在成都，由金牛道进出最为便捷，故金牛道为川北要冲，剑阁为其门户，为历代攻蜀、守蜀者所重视。阴平道则以地形偏僻险恶、易被忽视而更隐蔽，由此进袭成都往往能收出奇制胜之效。从米仓道南下巴中可趋重庆，南北对峙之际，由米仓道进军可威胁川中与东南之间的交通线。
这是四川东、北两个方向交通孔道及其攻守要点的大致情况。前人有言“成都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 四川二 ＇ 据蜀者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据江陵可全据巫山之险，守汉中可全据大巴山之险。
相比较而言，汉中对于四川的意义又有过于江陵。汉中夹在关中和四川之间，汉中对四川拥有地理上的优势，而对关中则只是共享秦岭之险。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的归属关系到南北均势能否维持。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而越大巴山南进则相对容易。若汉中归北方，双方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故守汉中是守四川之上游。而江陵居四川之下游，自江陵入翟塘，须逆江流而上。历代攻蜀，从汉中入剑阁灭蜀者居多。所以前人有言“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未有汉中不守而巴蜀可无患者也。故昔人谓东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汉中。”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六 四川一 ＇
北守汉中，东据江陵，这种态势不但守险稳固，以进取而言，亦较积极。据江陵可以东临荆楚，守汉中可以北窥秦陇，且藉汉水东下，还可呼应两路以出中原。历史上，以公孙述全盛时期和刘备跨有荆、益、汉中之时为历代据蜀者最好态势，而以荆邯对公孙述的建议和诸葛亮的隆中对为经营四川的最好策划。
二 四川在南北分合中的地位
四川据长江流域的上游，故历代经营天下者无不汲汲于四川的上游之势：以北方进取南方，取得四川便可顺流长驱，直下东南；以南方对抗北方，确保四川可以屏护上游，确保江南形势的完整。
在统一战争中，四川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四川地区在战国时期为巴、蜀之国。巴、蜀分据两川（川东、川西）。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王趁巴蜀两国相攻，遣司马错统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秦取巴蜀，不仅增强了其国力，且改变了对楚国的战略态势。巴蜀之地成了秦胁楚、攻楚的一个策源地。在秦与楚的外交斗争中，我们可一再看到诸如“一军下黔中”、或者“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之类的威胁。秦据汉中、巴蜀，大大削弱了楚国的地位。西汉初，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巴蜀之地为其统一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
如果说四川的战略意义在秦汉时期还是潜在的，那么，秦汉以后，随着南方地区经济的开发和社会政治力量的兴起，四川地区的战略意义开始突现出来。
三国后期，邓艾刚刚灭蜀，即上表建议经营蜀地为伐吴作准备：“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备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 ＇ 注：《三国志》卷二十八 邓艾传 ＇ 邓艾虽死，但后有王濬在益州经营水师，图吴上游。西晋代曹魏后，羊祜上表陈伐吴方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会袜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后来西晋灭吴之战，基本上按照羊祜等人的建议展开。（见图2－4－2）
自此之后，“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一再启发着以北方图江南者的战略思路。前秦苻坚伐东晋之战的进军部署即与西晋灭吴之战如出一辙。前秦建元九年（373年），前秦已攻取梁、益二州；建元十四年（378年），作为伐晋之战的前奏，苻坚遣军攻打襄阳，并欲亲自出征，凉州刺史梁熙谏阻苻坚出征，并陈伐晋方略：“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过分命将帅，引关东之兵，南临淮泗；下梁益之卒，东出巴峡。”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 晋纪二十六 ＇ 伐晋之战拉开序幕后，前秦除以苻融、慕容垂分别率军趋淮河和襄阳外，另以姚苌督益、梁二州诸军事，率蜀地之兵顺流而下；只是前秦战争准备不充分，以至淝水一败而全局崩溃，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三、四百年的南北分裂以隋灭陈而告终结。隋统一天下，所因袭的成资可以追溯到西魏。早在西魏时，尉迟迥就统兵入川，占领南朝益州。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灭陈之战拉开序幕。其进军部署亦与西晋灭吴之战颇似，也是从下游、荆襄、益州三个方面同时进攻：盖州方面，杨素率水军出永安（今四川奉节），顺流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杨素夹击据守西陵峡口等上游各地之陈军；杨俊率水陆军出襄阳，进屯汉口，切断建康与上游的联系。杨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舰，上起五层楼，高百余尺，容战士八百人。大举之日，杨素率水军东下，舳舮被江，旌甲耀日。杨素坐平乘大船，陈人叹为江神。杨素、杨俊将上游陈军悉数牵制在湖北境内。贺若弼、韩擒虎则率军在下游强渡长江，合围建康。陈后主陈叔宝被俘，陈亡。
蒙古攻南宋，每次都必攻四川。蒙古军南下，往往兵分三路，分别向江淮、荆襄、四川发起进攻。蒙古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军三次攻入四川，并试图由重庆、万州、夔州东下，出荆襄之上；蒙哥汗时期，蒙哥汗采用降将郭宝玉所建议的大包围战略，欲以迂回南宋长江防线的后方，其进军云贵之战亦以攻略四川为前奏；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发军三路，倾国南下，蒙哥亲率蒙军主力入川，欲先攻占四川，然后东出夔门，与其它两路会师鄂州，再顺流直下，攻取临安。不过，战事因蒙哥汗在合州（今合川）的阵亡而出现转机，蒙哥汗阵亡后，蒙古军北撤。到忽必烈汗时，蒙古军将攻宋重点移至襄阳方向，但无论是攻襄阳期间还是后来东下临安期间，蒙古军都在四川发起牵制性作战，以破坏宋军上下游之势的维系。
历史上，几次南北对峙都以北方统一南方而终结。北方能统一南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对四川上游的经营。
南北对峙时，四川对于南方的意义有过于北方。诚如顾炎武所论：“蜀居天下之上游。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孙吴之于汉、东晋之于李雄是也。蜀合于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资上流之势以为我敌，则危。王濬自巴丘东下、刘整谋取蜀以窥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辑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凤、泾、陇之间，以撼天下不难，故战先蜀。” ＇ 注：《亭林文集》卷六 形势论 ＇
三国时期，魏、蜀、吴虽曰三足鼎立，但鼎立之势的形成，实赖孙刘两家结成联盟以共同维系长江上下游之势。孙权袭荆州后急于与刘备和好，诸葛亮主政后也设法修复孙、刘联盟，都是出于这种考虑。是后，蜀汉的北伐与孙吴的北伐东西呼应，从东西两个方向牵制和分散了曹魏的力量，二国北伐功虽不就，但对三国鼎立局面的维系无疑还是功不可没。待魏灭蜀，控制四川上游，吴只得增戍荆州，甚至一度迁都武昌（今鄂州），以应付上游“受敌二境”的不利形势。随着名将陆氏父子的谢世，孙吴上游的形势极其不利。如羊祜所言“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东晋南朝时期，桓温和刘裕分别以平李势和焦纵而收复四川，使长江上游获得屏护。西晋末年，四川即为巴氐人李特所据，李氏所建成汉政权一直延续到东晋。晋永和元年（345年），桓温出任荆州刺史，江夏相袁乔建议恒温伐蜀：“今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比胡为弱，将欲除之，宜先其易者。蜀地富饶，户口繁庶，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国家之大利也。”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七 晋纪十九 ＇ 桓温遂率军伐蜀，收复益州。
苻坚伐晋之战的前夕，前秦已攻占汉中、益州和襄阳，准备从益州、荆襄、江淮三路伐晋，东晋上游防线面临巨大压力；东晋负责上游防御的桓冲试图以反攻襄阳和益州来破坏前秦的攻势准备，但未获成功。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桓冲趁势收复益州。
东晋末年，益州又为焦纵所割据。刘裕先后遣刘敬宜、朱龄石两度统兵入川，才收复益州，保障了江南形势的完整。此后，南北双方在梁益一带互有攻伐，但得失不常。“侯景之乱”后，西魏宇文泰趁梁萧绎、萧纪兄弟内乱，认为“取益制梁，在兹一举。”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