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场的道路没什么两样了道路两边都是麦当劳快餐店、宜家（Ikea）之类的大型超市和购物中心，开往市郊方向的汽车堵得一塌糊涂。差不多是3个小时以后，我终于在下午7点10分抵达机场，时间勉强够通关和登机。路上连一起交通事故都没有，只有一条拥堵的汽车长龙。 甚至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在飞速增长中呻吟。独立之后，印度的领导人从1950年到1980年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以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为辅，并要人们相信所谓的“印度经济增长率”35％的年增长率已经足够了。虽然这个增长率只是略高于印度25％的年生产增长率，而且无助于提高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他们还是实施了这个计划。 虽然身为民主国家，但印度在如何利用世界平坦化的契机上的反应却比中国慢了半拍，可是印度正在快速追赶。印度当前的经济增长率是过去所谓印度经济增长率的3倍，并正在朝每年9％的速度发展。这对印度经济的购买力和建设力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印度经济作家特里帕蒂（Salil Tripathi）在保卫无限（Guardian Unlimited）网站做过一些对比分析（2006年6月13日），颇具启发意义： 让我们来看看印度的经济增长：去年增长率达到了75％，收入增长的数额已超出同年的葡萄牙（1 940亿美元）、挪威（1 830亿美元）或丹麦（1 780亿美元）的总收入。相当于一个富裕国家的经济加上一个非常贫困的国家……这也意味着印度虽然10年内增添了156亿人口这个数字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人口的总和其贫困人口数量却减少了3 700万，同波兰的人口总数相同。假设贫困线保持不变，印度应该有361亿贫困人口。但在那段时期印度经济的发展使得9 400万人脱离了绝对贫困，这个数字比欧盟成员国里人口最多的德国的总人口还要多1 200万。 天啊：这里多出了一个德国，那里多了个波兰，全都发生在15年内…… 现在去印度游览参观，你可以切切实实地看到和感触到那里生活水平的提高，就发生在你的身边，只要没在堵车时被困在车里，一切都如此美妙。2007年10月在海德拉巴（Hyderabad），我开车行驶在通往市区的路上，看到50来人盘腿坐在一座像是新建的桥下。其中有个印度僧侣，穿着色彩艳丽的衣服，在众人中间踱步，手里晃动一个燃着椰子壳的灯笼，嘴里诵读着圣歌（车上的印度朋友告诉我的），希望能为在桥上来往的人们带去好运。当地的政客也来参加这个仪式，希望自己能出现在照片上。他们都在为这座刚完工的天桥举行落成仪式，这座用了2年时间才竣工的天桥缓解了海德拉巴的道路交通压力，再也不需要用栅栏来分割马路了。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进步。第二天我在酒店一边用早餐一边浏览《周日印度》（Sunday Times of India）（海德拉巴版，2007年10月28日），被上面的一张彩色照片吸引，那是交通拥堵的景象小型摩托车、公交车、汽车，还有黄色的三轮摩托车，全部挤成一团。 照片上方的大标题是：“没有跨越，只有拥堵。”内容是这样的：“星期六海德拉巴的交通状况还是以在当天开放的立交桥上造成拥堵而收场。才第一天天桥上就堵车，人们开始质疑天桥在缓解交通拥塞方面的功效。” 就是那座天桥！一天之内，耗时2年建成的天桥就被印度的经济增长吞没了，连个嗝儿都没打。等着看塔塔集团（Tata Group）开始大批量生产价值2 500美元的四人汽车吧！尽管预计消耗1加仑汽油就能行驶理想的里程数，这种质优价低的汽车会让天桥拥堵的景象变得更糟。 印度德里首席部长迪克希特（Sheila Dik**）曾在世界经济论坛和印度工业联盟的一个讨论会说过，这座城市拥有1 600万居民，每年还吸引着500 000移民，要管理这样一个城市实在不容易：“每一个来德里居住的人都需要有更多的水、电、工资和石油。”任何一个印度政治家都不能不向印度人民提供廉价燃料，这是在2007财政年度期间指出的：“印度政府预计将划拨175亿美元或国家产出的2％作为燃料补贴因为他们不想把已经大幅高涨的世界能源价格转嫁给印度公民。”这样做也是出于对政治动乱的恐惧［《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07年12月6日］。 不要认为这样的现象只存在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这些发展过热的经济体中。2008年6月我访问了纳斯鲁拉（Khalil Nasrallah）和高赫（Sarah Gauch）的占地上千英亩的橄榄农场，就位于开罗到亚历山大的高速路边，距离金字塔大约30英里。哈利勒是来自黎巴嫩的企业家，他于1991年买下这个农场，后来遇到莎拉，她是一个美国自由作家和记者。两个人结婚生子，在开罗市里和农场上都有自己的房子。 “这里还和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哈利勒边说边翻到相册的一页，这是从他们屋顶拍摄的。我看到的是他们绿色的农场四周全是荒芜的沙漠。他们刚来的时候这里竟然连口水井都没有。哈利勒投标买下这块土地后发现了水源丰富的水源。“那时候这里只有我们一家。”他感慨地说。 现在如果你爬上他们建在沙漠里的房子的屋顶，脑海里就不会再有“只有”这样的字眼儿了。 哈利勒和莎拉的房子周围建起了大片封闭式社区，其中1/4是豪宅。社区的名字有月亮谷、海德公园、富饶峰、里维埃拉高地、贝弗利山。紧挨他们房子的右面是个99洞的高尔夫球场，拐角处有一家法国大型仓储式家乐福的和一个现代超市，左边的地平线上还有另外一个社区，其较远处又是一个高尔夫球场。这里居住的全都是埃及的富户，他们在海湾拼命工作赚得盆满钵满，并且已经跻身开罗的商业阶级之列，这也是全球化了的商业阶级。他们同住在加利福尼亚棕榈沙漠的美国人一样，享受着高尔夫球场和高级公寓。但是，这些新兴社区对能源和水资源的需求却让中东地区越来越多地消费自己的石油而不是用来出口。 哈利勒担心的是水源，一个99洞的高尔夫球场能消耗很多水。“我担心有一天我的技师会打电话告诉我说我们的水井有麻烦了，水源不足，”哈利勒说，“目前为止水线只有1米。” 他接着说，以前沙漠的夜晚死一般沉静，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有时候晚上睡在农场里，会有聚会闹到凌晨4点多，”哈利勒说，“我们虽然相距4 000千米，可是（在空旷的沙漠里）还是能听到。” 莎拉和我们这一代大多数记者一样来到中东，被这里独特的景色、声音、人群和戏剧所吸引。她或许从未想到美国会跟着她一起来到开罗，但绝对想不到在沙漠里也有美国的影子。“我最不想住的地方就是埃及沙漠里的美国郊区。”她开玩笑地说。 当我把所有的故事和数字放在一起，脑海里便出现了一辆畸形的卡车。那就是当前全球经济的写照：有一辆烧汽油的有着加速踏板的卡车，我们丢掉了卡车的钥匙，也没人能停下它。不错，印度和中国在过去30年里使2亿人脱离了贫困，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影响力较低的农村搬到了城市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但是，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的，他们之后还有2亿人，之后的之后还有2亿人……全部都在等待过这样的生活。他们的政府不会拒绝给予他们美国生活方式，他们自己也不会拒绝接受。 在一个平坦的世界里，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特定的市场经济体制，每个人都能看见别人是怎么生活的，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是印度科技巨头Infosys公司的主席之一，他说，“没人能关掉经济增长的机器，”“这可能会演变成政治自杀，可是那些政客怎么会愿意自毁前程呢？因此，由于每个人都不想断送个人性命，那就变成所有人集体自杀了。” 在如此多人变成了“美国人”之后，这对能源、食物和自然资源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金奇（James Kynge）在他的《中国震撼了世界：一个饥饿国家的崛起》（China Shakes the World：The Rise of a Hungry Nation）一书里讲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 对我来说，中国的崛起在2004年2月中旬的一个小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中国的需求使得废金属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世界各地的小偷都打着同样的主意，都开始去偷井盖。开始还难以察觉，很快就速度剧增，几周内达到**：全世界公路上和人行道上的井盖开始消失。等到夜幕降临，小偷们抬走铁盖，卖给当地商人，那些商人把这些井盖割开运到开往中国的船上。中国台湾岛首先受到影响，接下来其他邻国也开始受到波及，比如蒙古和吉尔吉斯斯坦。很快，复活的“中央帝国”的引力传递到了最远的地方。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太阳一下山，小偷们就开始工作。芝加哥1个月内就丢了150多个井盖；苏格兰发生了“特大井盖失窃案”，几天内100多个井盖都不见了。在蒙特利尔、格洛斯特和吉隆坡这些地方都会有无辜的路人掉进没有井盖的下水道里。 虽然带有消遣的成分，这个故事却映射出驱动我们进入能源气候年代的一种最基本的动力：“经济增长已成为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特权，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詹姆斯？金奇说，他是赛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执行理事，“10年前都不是这样，这是个全新的现象。”正如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指出的那样，我们在很长时间内都只是简单地认为持续增长的人口是人类面临的主要挑战，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了人口增长的影响大小取决于有多少人消费和生产，并且随着世界变得平坦，越来越多的人会进行更多消费和生产。 “如果把全球65亿人中的大部分都冷藏起来，让他们不再新陈代谢也不再消费，可能就不会再有资源问题了。”戴蒙德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2007年2月2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真正重要的是全球消费，也就是所有地方消费的总和，用当地人口数量乘以当地的人均消费量计算而得出。生活在发达国家的10亿人的人均消费率是32，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其他55亿人的人均消费率大都低于32，几乎只有1左右。但人口一直在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而且一些人对这件事一直很关注。他们指出一些像肯尼亚这样的国家人口增长非常快，已经成为令人头痛的问题。没错，肯尼亚人口已经超过3000万，这的确比较麻烦，但这没有成为整个世界的负担，因为肯尼亚人消费得很少（相对人均消费率为1）。这个世界真正的麻烦是3亿美国人里面每个人的消费率都是肯尼亚人的32倍。如果美国人口增长10倍，那么要消费掉的资源是肯尼亚人的320倍……但低消费水平的人也想过上高消费的生活。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国家政策的基本目标。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人口通过移民主动寻找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到美国、西欧、日本和澳大利亚。尽管大多数移民并不能立刻能就把他们的消费率乘上32，但每个移居到高消费国家的人都提高了世界消费率。 每页06 06 戴蒙德指出，“中国的人均消费率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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