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什么资。如果不是他凑巧有一个在城里工作的哥哥，如果不是哥哥萌发了一个英明决策——建议他报考音乐学院附中，也许他至今还率领着村里的鼓乐队农闲时穿梭于红白喜事之间。
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考试。关中平原浑黄的泥土培养了他独特的气质，长安鼓乐的艺术精髓唤醒了他非凡的灵气。从来没有见过钢琴，更没学过视唱练耳，他却天生耳聪目明，具有分辨绝对音高的天赋，听音和模唱轻而易举得了优秀。更绝的是，他觉得考试模拟的节奏比他经常打的鼓点简单多了，听一遍搞定，竟考了个罕见的满分。
演奏考的是二胡。拉了两首自己练会的曲子，基本功不怎么样，但乐感好极了，表情非常到位。考官们被他超俗的艺术气质深深打动，更让老师惊讶的是，小小年纪，一双手掌竟和成年人一般宽大，手指少见得整齐，小指和无名指相差无几，十指修长而富有弹性，指尖肌肉圆润丰满——真是天生的演奏家的条件。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可以造就之才，应该学习最难驾御的乐器皇后——小提琴。
乡下孩子不知道音乐学院都有什么专业，老师说让学小提琴就学小提琴。但他决没有想到，第一次拿到那把形态优雅、腰枝纤细的琴，就爱上了这件西方古典乐器，而且这种热爱忠贞持久，始终不渝，贯穿在了他的整整一生中——此为后话。
十二岁学琴，被西方小提琴教育家认定已是专业学习不可救药的年龄。好在他练琴有一种永动力，与其说他勤奋刻苦，不如说是因为热爱。他练琴全力以赴，废寝忘食，冬天只穿一件绒衣，在没有暖气的琴房里狂练；夏天骄阳似火，他把双脚泡在盛着凉水的盆里猛拉，绝没有他后来教的独生子女琴童们的懈怠与厌倦。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喜爱。艺术院校淘汰率很高。高考时，他们这一届有的因专业跟不上落选，有的因文化课不及格复读，小提琴专业只剩下他一名学生。
一个人的故事（2）
大学期间，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教授应邀来西安讲学。校长说：给我们派一、两名优秀毕业生吧，否则教学水平跟不上。陈教授在给他上课后说：还要我们派高材生么？你们自己的学生就很好啊，他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小提琴教师。名家的鼓励大长了他的志气，从此更加努力，琴艺进一步提高。
一个意外事件中断了他的学业，那就是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校园变成了恐怖的“红海洋”，许多同学突然当上“红卫兵”。他对造反不感兴趣，一心只想拉琴，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后来形势严峻，校园里连一个可供练琴的角落都找不到。无可奈何中，他想到陈又新教授。上海肯定也停课了，如果陈教授赋闲在家，不是正好可以跟他学琴吗？主意已定，他背着心爱的琴登上东去的列车。正是“革命大串联”期间，学生上火车不买票，使这位发愁路费的穷学生喜出望外。车厢里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铁路边到处武斗，一派混乱，火车走走停停，总算到了上海。他迫不及待地赶到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不曾想这里的火药味比西安更浓，当他找到管弦系办公室，向人打听陈教授的时候，人家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他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陈又新自杀了！”天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结果会这样。这消息犹如当头一棒，他一下子无力地瘫坐在楼前的台阶上。
带着失望和痛苦回到西安，他决定自己当自己的老师，每天照样读书，练琴。好在别人或热衷“革命”，或趁机逍遥，很少有人管他的闲事。为了怕被人批判为“封资修”，他在宿舍里挂上厚厚的帘子，为小提琴加上弱音器，行踪谨慎地偷偷练琴，直到毕业分配。
从接受“再教育”的农场回到学校，他被分配到歌舞剧院乐队。后来他和一位附中的小校友、全音乐学院容貌最美丽、身材最窈窕、嗓音最甜润的女同学结了婚，妻子当时是歌舞剧院的报幕员兼合唱队员。
那时候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乐队除了伴奏没有任何演出。他舍不得丢掉好不容易练成的功夫，就利用没有演出的时间玩命练琴，同时也借以宣泄心中的苦闷。他们住的是筒子楼，白天他要照顾患乳腺炎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女儿；晚上怕影响邻居休息，根本无法练琴，他便发明了一种方法，右手不运弓，左手在琴上做手指练习和换把练习。每当夜幕降临，整个筒子楼寂静无声，他便守着熟睡的妻女，半夜、半夜地无声苦练。后来练就了炉火纯青的左手技术，这也是他左手始终比右手技术更好的原因。
随着环境的逐渐宽松，乐队除了为舞台剧伴奏，也逐渐上演一些曲目。他十分珍惜作为独奏演员的一切演出机会。他演奏的曲目非常广泛，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音乐会上可以上演的所有的小提琴乐曲。
音乐学院恢复招生后，由于师资奇缺，他被校长动员回母校任教。小提琴被公认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乐器，而他给学生上课，从来不说一个“难”字。他对小提琴的热爱几乎达到偏执的地步，他认为从事音乐是人生最好的选择，小提琴是世界上最绝妙的乐器。他还坚信，能学会小提琴的人可以问鼎世界上任何复杂的学问和技能，非聪明过人者绝学不成小提琴。他熟悉从附中、大学到研究生阶段的所有课程，他上课有一绝，无论哪个年级的学生，无论演奏什么乐曲，无论从哪一句开始，他拿起琴就示范，从来不看谱子，弓法、指法准确无误，表情记号烂熟心中。
作为青年教师，他被特邀为学生交响乐队首席，为了教学需要，他和几位年轻教师组成了一个四重奏团。正是这个四重奏团，使他获得一个极好的留学机会。
八十年代以来，学校经常邀请国外音乐家访问、讲学。1984年，美国密歇根州大学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瓦特。福得尔教授率领一个三重奏团来到西安。一个偶然的机会，教授听了他们的四重奏排练，这位金发碧眼的美国人怎么也没想到，在遥远的中国西北，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内陆城市，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居然有一群献身艺术的年轻人，兢兢业业地学习和传授西方古典音乐，挚爱并以此为生；尤其令他惊讶的是，这些从来没有到过西方国家的青年竟有着让人不可思议的才华和演奏水平。教授大为感动，决定为他们争取一个机会，邀请他们作为访问学者赴美进修、演出。就这样，他在接近不惑之年的时候，飞越大洋来到美国北部城市兰辛。
一个人的故事（3）
在美期间，他们的四重奏团每月参加两个乐队四场音乐会的排练和演出，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兰辛日报》发表了题为“罗斯特洛波维奇和四个西安人”的文章（当时恰好老罗也在兰辛演出），热情赞扬他们演奏的贝多芬、海顿、塞缪尔和巴伯的作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密执安州立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高度评价说：“西安四重奏团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才华出众，使我们各个乐队大为增色；他们在各场音乐会上的精彩表演使他们名声大振，为我们学院赢得了极大的荣誉。”与此同时，正在兰辛访问的“米利亚”四重奏团的演奏大师也对他们精湛的演奏技巧和良好的音乐素养大为赞赏，并且极感兴趣地主动提出免费为他们上几次课，交流音乐感受。
在兰辛生活的两年，是他终生难忘的两年，也是他在艺术上迅速发展成熟的两年。回国汇报演出时，中央音乐学院一位资深教授看中他的能力，建议他报考研究生。而母校教师队伍青黄不接，更急切地盼望他回来顶梁。他再次选择了母校，继续从事小提琴教育。为了选择好苗子，他不辞辛劳地在几所小学办小提琴班，招收了一批五六岁的儿童，从数百名孩子中筛选出二十多个作为重点培养，为附中筹备了后备力量。
人往高处走，学艺术的更是如此。当时学院仅在西北五省区招生，优秀生源本来就凤毛鳞角，天赋高点的还要考北京、上海，或出国深造，包括他自己的女儿。心疼归心疼，但他还是含辛茹苦地教，依依不舍地送。他教的学生路子对头，训练科学，基本功好，具有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有的还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奖，尽管他们大多成为其他院校的学生。河南有一位天赋较高的男孩，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时，张世祥教授认为资质不错，但方法有问题，毛病已经根深蒂固，恐怕很难有发展了。家长不死心，到西安找他想办法，他制定了一套方案，训练了一年。再度报考时，张教授惊奇地说问：你最近在跟谁学？不简单，毛病基本上改了！孩子如愿考上附小并在全国小提琴比赛中获奖。后来，张世祥教授特地将自己的最新译作题赠他，对他的教学方法给予肯定。
他教的都是那些留下来的、才能平平常常的学生。教天才学生难，难的是点铁成金；教平常的孩子更难，那需要炼石成铁，再点铁成金啊。令他欣慰的是，近年来艺术教育在不断地延伸、拓展，艺术教育的价值也在不断被重新评估。除了培养出合格的专业演奏人才，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不但能欣赏，还会演奏的爱乐人。他的学生不再单打一的以演奏为职业。业余学生中有的学文史，有的学理工，全国许多综合大学的交响乐队里都有他的弟子，不少人还担任了乐队首席。十几年兼作小提琴业余教育，他和他的同行为普及古典音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是我女儿的第一位专业老师，我们因为音乐的机缘而认识。在他从美国回来后的六七年间，一直有着经常的交往，女儿上课之余，我们谈音乐，谈文化，或者没有话题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有时候一聊就是几小时。最难忘的是我调回北京前，和他们夫妇的一次彻夜畅谈。我们打开一瓶性烈如陕西汉子的西凤酒，从傍晚时分一直喝到第二天天亮。记得没什么好菜，酒一口一口地细水长流，使我们有了一夜的话题。那天大家都有点喝高了，凌晨4点来钟才宴罢。我送他们回音乐学院的宿舍，十分钟的“步程”边走边说竟用了近一小时，好一刻难忘时光！
如今，他还在那片黄土地上播种音乐。九十年代初我离开西安，直到2006年女儿赴美留学，回国休假时才再次见面。桃李满天下是老师最大的幸福，他业已桃李海内外，想必无怨无悔。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几乎忘了怎么用笔写字，唯一保持书信联系的朋友就是他们夫妇（虽然一年只有一两封信）。
这就是我女儿的老师，一个才华横溢却鲜为人知的乐坛耕拓者——西安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教研室主任赵一永教授。
一瞬千古（1）
不预约，不敲门，神不知鬼不觉地就站在你面前了；坐下便开侃，不停地接电话，空隙间说自己特别忙。用这种方式拜访我的人，只有摄影家魏德运。
一年四季一样的装束：上红下白，永远是白裤子，冬天外套加红毛衣，夏天红T恤，走近你，像一团火。这红与白就是魏德运的符号。
几年前的一天，摄影师魏德运提着他新换的尼康相机，风风火火地赶到我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