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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提出，五中全会的「三和理论」将是继「三个代表」之后的重要里程碑，也和「三个代表」一样肩负着不同时代的不同使命。毫无疑问，「国际和平化」及「两岸和解化」的推动，与「国内和谐化」的日益恶化，更显现了北京推行「三和理论」的迫切性，而解决「国内和谐化」是重中之重。在国内法治化的建设还未完成的前提下，我们应以严格流程化的管理解决各级政府的腐败和低效的现实情况，然后以严刑峻法解决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才是各级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
2006/12/09
郎咸平：警惕股市边缘化
导语：人们无法忘记两年前国有股减持给股市带来的灾难，16000亿的直接间接市值在那个煎熬时代被无情蒸发了。但苦难远远没有结束，早已七窍生烟的中国股票市场就像出了轨的列车，从早年淘金的乌托邦冲向了不远处的万丈悬崖投资功能边缘化。
而这可怕的列车上又承载着超过7000万的股民——银广夏，琼民源，郑百文，蓝田股份……一个个耻辱的名字早已让他们绝望；庄家陷阱、不法券商、商宦勾结……这接二连三的折磨使得千万中小投资者逐渐放弃了给予股市那“最后一根求生的稻草”；当媒体宣传中充斥着“崩溃论”“推倒重来论”“泡沫挤出论”等无聊论调时，也有人更同情股民的感受，郎咸平整是其中之一。2003年9月13号下午，他在北京第六届科博会上对在场传媒大声疾呼：“上市公司必须善待中小投资者。否则，当股民不跟你玩的时候也就是股市彻底边缘化之时！”
在这样一个困顿时代，恐怕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唤起股民们麻木的心。记者钦佩这样的学者，于是一封预约采访的电邮便在第一时间传到教授的邮箱中。
郎咸平教授跻身世界一流教授行列。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为财政系核心讲座教授，郎咸平要带大约50名学生，每次他都要把这些学生分为六七个小组进行研究学习，每个小组的研究方向都不同。他讲课生动活泼，极少抛出大量冗长的理论让人增加对他的敬畏。近年来，他在企业战略与治理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今年5月，郎咸平以筹建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的课题代表中大竞争港府专上教育研究经费并进入最后一轮评审要知道这是十个最终候选项目中惟一的商科项目，也是中文大学惟一有机会竞争千万研究经费的项目。在港府债台高筑教育经费连年削减的今天，这无疑显现出郎教授在学术上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
最引人注目不仅仅在于郎咸平的学识，而是他给人的那种“兴冲冲”的感觉。
正是这 “兴冲冲”。九年前他放弃了在纽约大学的金饭碗只身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按他的话来说是为了能给社会带来实质贡献而回亚洲搏一搏。
正是这“兴冲冲”。在2001年初，郎咸平参与制订香港证券期货新条例的时候只身犯难，向香港立法会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一部由外国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操纵修订过程而出台的条例草案，无疑于官商勾结的产物。修订草案的目的在于保护股民利益，而没有中小投资者参与法案的修订过程，怎能推进草案向保护他们的方向发展？这“兴冲冲”的严厉批评很快引来了十大国际投资银行联合发表专文的强烈反击，连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也要公开出面表达对郎咸平的不同看法。然而一阵口诛笔伐之后，香港政府还是不得不聘任他为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
正是这“兴冲冲”。3年前；他向香港和中国有关当局提出实施极富前瞻性的“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制度，因被人冠以不合国情而在两地被打入冷宫两年多。但今年以来，这两种带有美国色彩的改革方案在中国有了明显推进的迹象。而有趣的事；香港监管当局在月前也提出了学习美国监管制度的新思维。这就是一个有前瞻性学者的影响力。
今年刚47岁的郎咸平已经头发斑白，甚至有传言说他有失眠的习惯，但他总是给人以精力极为充沛的印象不仅担当中大财政系的教学骨干而且兼聘长江商学院讲座教授。前不久， 在长江商学院郎咸平教授办公室，本刊记者采访了他：
记者：面对股市的现状，大多数学者，政府及媒体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观点。请问你如何看？
郎咸平：面对股市很多学者提出了种种办法，但市场表现却江河日下。现在比较多的想法是股市已经触底，泡末已经基本挤出，大盘即将反弹。另一种想法就是觉得政府还是没有做什么事，鼓励当局要有所作为等等。对此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有着一个严重的误区，即我们对广大股民的心态还是不太了解。大多数人包括官方的想法是股民的素质有些问题，而我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今天中国的股民和其他国家是不太一样的。这表现出中国股民的一种特殊现象。我对当今中国股民的评价可以用四个字代表：追求卓越。
记者：如何理解中国股民的“追求卓越”呢？
郎咸平：也许你认为这有些可笑。举个例子对比一下，就香港股民而言，他们大多数是急功近利型的人物。他们确实没有长期投资的打算，常常是做一天就走，往往不太在乎上市公司的素质。给一点短期的利好消息就好了，比如说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协议）京沪粤公民香港自由旅行之类的消息便可以带动股市上涨。可是类似的消息在国内就没有作用，6月QFII的开始实施乃至追溯到国有股减持的停止，这一切都没有使股市的形势好转。归根而言，目前推出的政策与股民的愿望差距很大。股民究竟期望什么，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明白，一切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无从谈起。在香港，股民期待短期利好利空消息，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股市也起来了。但国内股民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他们对上市公司的要求与日俱增，这就是他们的“追求卓越”。
记者：股民的“追求卓越”与现在股市的难以复苏有着怎样的关系？
郎咸平：一旦股民感觉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欺骗，他们就不跟上市公司“玩”了这种不“玩”的心态就是当前股市衰退的惟一因素。因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推出QFII没有用，为什么当局和媒体都号召股民振作信心没有用上市公司的素质太差了，没办法“玩”，一“玩”就被骗。我们目前抛出的政策没有效果就是因为没有打中重点。我们引入QFII就是要吸引更多的资金，但实际上我们的股市不缺钱，缺好的股票。原来，股市是靠庄家来拉股票，现在连庄家都拉不动了，几乎所有人都被套牢。所以，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股民的根本作用和股市的真缔，那么中国股市很快将被边缘化。
记者：边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郎咸平：我们知道股市有超过7000万的股民。假设中国股市真的边缘化了，这7000万人的利益将被严重侵害，这将给政府未来施政带来多么大的压力。虽然我认为股民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去闹事，但我想有关当局一定要切实考虑股市问题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另外，我总认为我们的媒体包括政府部门把股市考虑得太简单了。英美股市的完善决不是一个接一个短期利好所能创造的，把握不住股市特性是根本做不好的。
记者：有人提出要有好的股票必先有好的监管。面对现在的情况，证监会作为政府在股市中的代表，你如何评价他们的表现？
郎咸平：中国证监会决不是没有做事。我在香港就对媒体讲中国证监会最近两年的监管力度远远超过香港，香港监管当局甚至有必要从内地聘请顾问指导工作。我说这些是有根据的，大家都应该看到证监会每一个月都会有新法规出台。比如加强上市公司监管，对违规行为进行纠正，修订上市条例中关键部分等等。我对此是非常有感触的，可感触归感触，没用归没用。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证监会下如此大的力度强化监管；为什么股市还是没有明显的起色呢？美国的股市很完善就是因为他们监管有方，而我们也在学习他们的做法，为何股市还不好？因为大家把监管看太简单了。如果按照现在的监管思路走下去，我很担心是于事无补。我们应该承认证监会最近出台的若干条例就其内容而言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也要看到：有些上市公司本身不会因为这些条例改变他们圈钱的心态，也不会因为这些条例而改变自身的素质。原因在于这些法条缺少严刑峻法的扶持。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证监会只能提出纠正谴责与罚款。比如涉嫌内幕交易的最高罚款只有50万。区区50万对于那些敢做内幕交易的人来讲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的司法机构还不能完全做到配合证监会打击操纵股市的行为，这就使得我们的条例成了一纸空文。无法切实执行的规章制度只能带给股市无穷尽的烦恼。大家天天都要学习新法规。可是出现违规操纵又抓不到，抓到又能怎么样呢？
记者：那么我们的司法制定和证券法规设置将如何进行呢？
郎咸平：我觉得中国法律界有着一种奇特现象…我们制订的法律可谓全世界最齐全的。他们把欧洲的抄来，再把美国的抄来，所以我们既有独立董事又有监事这种体制只有我们国家才有。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是单纯的抄人家的法条去不去理解法律背后的精神。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大陆法系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是执行！切切实实的执行！你可能会问，证监会是在调查违规啊？重要的是要查还要有处置，如果违规的人逍遥法外，就没有人害怕证监会调查，最多是谴责一下而已，大不了赔一点钱出去就是了，即使下次你不给我批股那又怎么样呢？我个人的名誉地位财产没有受到损坏，自由也没受限制，因此这样惩处没有用的。
记者：那么证监会，司法界以及整个中国股市是否需要一种新的处世思维呢？
郎咸平：这就是我今天要谈清楚的。中国股市要想振兴必须要有一个思维上的改变，我们必须革新我们的观念和意识。我们需要的是全体股民的集体意识集中来促使上市公司树立信托责任（也就是我曾经谈过的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大陆法系国家的股市都不好，比如中国、德国、法国、中国台湾。相比而言判例法系（也就是普通法系）国家的股市就好很多，比如英美。这就是因为判例法系国家的上市公司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信托责任。他们的上市公司本能的希望提高股价为股民赚钱，他们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一旦他们不这样做了，也不是由法条来判是否有罪，而由陪审团来裁定。陪审团里都是些“农民”，像我这样学术上的“偏执狂”是没资格参加的，而且要求他们对案件本身不熟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农民十分得单纯，他们对社会的意识完完全全是社会所培育出来的，他们的直觉判断就是这个社会的。比如我们现在将银广夏的案子拿到美国去判，陪审团成员一定这样想：这样一个企业造假出口单据。假设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我一定很好教训他，既然我儿子成绩单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