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6年底颁布的新宪法中，政教分离原则对政府与宗教界二个方面都
做了明确的约束。一方面，国家在保障公民信教自由的同时不得参与宗教教
育或其他宗教活动，更不得以公款资助宗教组织或宗教活动；另一方面，一
切宗教团体不论其教义如何，都可以按法律程序申请成为宗教法人，但任何
宗教团体都不得谋取政治特权，更不得强制任何人参与宗教仪式等活动。
在将日本神社神道改造为与国家无直接关联的民间宗教的同时，日本天
皇的神性也遭到否定。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发表了《关于建设新日本》的
诏书，即所谓《人间宣言》，承认天皇制神话是虚构的观念，以委婉的方式
否定自身具有神性的特殊身份。
（2）传统佛教寺院经济的变化与佛教的统一
战后初期日本佛教处于低谷。侵略战争最终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是各种灾
难，由于日本传统佛教在战争中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人们对神社神道与
佛教由信任转变为怀疑、甚至反感；加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施，以往民
众与佛教寺院所结成的那种具有强制性人身依附关系的寺檀制度渐趋瓦解；
而各教团之间原有的“本末关系”则在经济危机和民主改革的冲击下分崩离
析。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信教人口锐减，1946年信教人口为56。4％，不信教者
达43。6％；檀寺制度瓦解使寺院经济紧张，住持和僧侣兼做教员、公务员或
经营其他事业的现象比较多见；各寺院纷纷与本山脱离关系，成为独立的宗
教法人，1946年3月，日莲宗大本山中山法华经寺脱离日莲宗成立中山妙宗，
7月又有120座寺院脱离高野山真言宗创立空海宗，一时间日本的佛教宗派
由战前的13宗56派演变为270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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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体制改革。针对佛教所面临的危机，一部分有识有志的僧侣或信徒呼
吁佛教改革其不适应新时代的旧体制，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日本佛教各宗
的以青年佛教徒为骨干的改革团体，于1949年联合成立了全国佛教革新同
盟，并广泛吸收在家信徒参加宗政机关，推进改革的进程。但是日本佛教的
改革进程比较缓慢，直到60年代才有了一些实质性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变
革是改变佛教依存于“家”的形式，而成为基于个人信仰、不受家庭左右的
佛教。
这一时期佛教界的重大改革措施有废除宗教代表者与行政负责人一元化
的旧体制，大多改为法主（厅主）与宗务总长（宗教行政负责人）分立；强
化寺院与信徒的关系，扩大在家信徒对教团的发言权，并吸收信徒参加决议
管理机关，实行僧俗一体的管理体制；注重社会实践，积极利用多种渠道传
教等。如净土真宗大谷派的“同朋运动”顺应注重个性的社会潮流，以在家
信徒为主结合成诸多“同朋教团”并以此构成教区的组织细胞，无论住持、
僧侣，还是信徒，均称为会员，活动于寺院。本愿寺派的“门信徒运动”则
致力于加强本山与信徒大众的同心同德，传教对象注重流入城市的人口，传
教方式以人格接触方主，其第23代门主大谷光绍在位49年主动废除终身制、
让位于年仅31岁的大谷光真。
②观光寺院与多种经营。当代日本佛教寺院的经济来源变得多元化。国
家虽然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不在经济上资助任何宗教组织，但却免征寺院和
其他宗教组织的企业活动税，这就为寺院创造条件实现自养提供了方便。
日本佛教的重要经济收入是旅游观光。如奈良、镰仓、京都的一些历史
悠久、或占有地理优势的名山古刹，随着中产阶级旅游热的兴起而走上观光
寺院之路。
其次，在日本国力增强以后，檀信徒 （施主）的捐献又逐渐构成寺院的
重要经济来源。
第三，开展有偿性质的宗教服务，寺院举办丧葬仪式和法事活动的收入
虽然多寡不一，但其总量却相当可观，占全国寺院收入的20％以上（参见小
室裕充《近代佛教史研究》）。此外，许多寺院还利用结婚、寿辰、企业开
张等良辰吉日，制作发行纪念品等。
第四，出租寺院土地或建筑，有些寺院直接利用寺前土地开设收费停车
场、或兴建公寓、餐馆、快餐店等营利性非宗教设施。
第五，寺院直接向企业入股投资，搞合作经营。如净土真宗佛光寺派本
山佛光寺就持有光阳振兴汽车修理公司的股票。
③加强横向联合与对话。一般说来，没有分化也就无所谓联合。传统社
会的一元化等级隶属关系在民主改革的进程中或迟或早总要解体，各宗教团
体既是信仰团体、也是利益群体，必然要冲破旧体制的“围城”、自立门户
以求生存和发展。然而不同的利益群体共生于同一社会之中，其所面临的问
题有些是独具的，但大量的却是共有的，并且大多是单靠一个组织本身所无
法解决的。因此，无论从组织内部还是从社会控制来说，都有加强横向联合
的迫切需要。但这种联合已根本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统摄与依附的关系，而是
多元群体的协调发展。
当代日本佛教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分化冲击及优胜劣汰之后，又呈现出
“分久必合”的趋势。1960年，佛教派别已由50年代的270个减少为167
个。实际上，横向联合的趋势早在教派分化的同时就已经出现了。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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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僧俗一体的全国性组织“全日本佛教徒会议”成立，其宗
旨为“加强僧侣和在家信徒的联系与合作，推进全日本佛教的统一运动”。
经过近3年的努力，于1954年成立了“全日本佛教会”（简称全日佛），包
括60余个佛教派别、20多个佛教团体和7500个寺院。
其他全国性的佛教组织还有全日本佛教青年会、全日本佛教妇女联盟、
全日本佛教尼僧法团、在家佛教协会和日本佛教徒恳谈会等。
进入80年代后，日本佛教在横向联合与对话方面又迈出新的重要一步，
即联合其他宗教发起了“超越各教间差异，求大同求合作”的合作运动（又
称“同和问题”）。1986年6月，“同和问题宗教教团共同会议”正式成立
（简称“同宗联”），佛教方面参加的有天台、真言、净土、真宗、临济、
曹洞、时宗、融能念佛宗、黄檗宗等9个系统的55个教团。
④强化造福人间的社会功能。当代日本佛教“各宗诸寺竞相兴建规模不
等的福利机构”，据1987年《宗教年鉴》统计，佛教界开办的医院现有19
所，老人福利院、精神病患者与残疾人看护治疗设施及妇女保护设施等福利
机构共1085所，而幼稚园、保育所等机构则达到4256所。
许多寺院一方面将本宗本寺保存的珍贵文物转化为旅游观光资源，开辟
“宝物馆”、“博物馆”等，另一方面耗巨资兴建大型佛教景观。这些景观
一是高大宏伟，如耗资30亿日元的兵库县“世界和平大观音像”高达100
米；二是形成主次结合的建筑群，如高73米的石川县加贺市“慈母观音”配
有琉璃光殿、梵钟佛堂和美术馆等；三是注重富丽豪华，如秋田县仙北郡的
“金色大观音”高35米，全身镶嵌数万枚金箔，成为人们朝拜和旅游观光的
新胜地。
当代日本佛教已将传统的寺檀关系改造为自愿的、与祖先崇拜观念相结
合的、以墓地和办理丧葬仪式为媒介的新型关系。寺院不仅保持寺院设纳骨
堂与墓地的传统方式，而且扩展到郊外开发陵园，兴建富有永久性和神圣性
风格与式样的墓地，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许多佛教教团在宗教服务方面注重与社会发展同步，贴近民众的生活与
情感。他们或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影视、印刷等技术进行宗教服务，富士本愿
寺还将信徒的生辰忌日输入电脑，准确有效地进行宗教活动，被誉为“尖端
技术寺院”；或走出寺院在大千世界中做道场，利用集会、医院、咖啡店等
场所进行教化，1987年真宗大谷派证大寺在东京银座首创“法轮茶房”，迅
速普及，现在“茶馆说法”已成为固定的传教形式。
日本佛教的这些变革使之富有现代感与生命力，其信徒人数不断增加，
1947年佛教徒为3674万，1951年为4363万，1961年达6696万，1980年增
至8786万，1987年则达到9294万，佛寺84380所。参加佛教活动的人不仅
有50年代后期由农村进入城市、寻找依托的一代人，而且有80年代“开发
自我”、“实现自我”的年轻一代。1984年到东京浅草寺参加新年伊始参拜
的人达125万人，全日本在三日内参拜的人数达8100万人，创历史最高纪录。
（3）新兴教团
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使社会结构发生与传统社会根本
不同的变化，其总的趋势是使人们在社会组织与社会思想等方面变得日益多
元化。日本佛教在当代的重要发展，除了传统佛教多有变革之外，还如同其
他国家一样，出现了许多新兴教团。日本学者井门富二夫对日本的新兴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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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如下界说：
在社会变动时期，由于社会精神面貌的混乱，民众产生要求改革现
实的愿望；或在社会安定时期，民众不满足心理及探索生存价值的愿望，
这种愿望凝聚在以超凡教祖为核心的宗教性组织中，在教祖倡导的信条
下，体验同生同栖的情感。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大众思想运动，即为日
本的新兴宗教。 （引自崛一郎《日本的宗教》，大明堂，1985年）
佛教新兴教团的出现始于19世纪初日本传统社会解体之际，但那时只有
如来教、莲门教及本门佛立宗等少数教团。20世纪初进入第二发展阶段，法
华系的一些新教团比较活跃，如国柱会、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灵友会、念
法真教与解脱会等。日本文部省1924年曾做过一项调查，当时纪录在册的新
教团共计98个，属于佛教系统的29个。然而佛教新兴教团只是在战后进入
第三发展阶段之后，才真正形成蓬勃发达之势，在数量上达到700多个，在
人数上常年保持在数十万之众的有妙智会、本门佛立宗、妙道会、最上稻荷
教、解脱会、孝道教团与念法真教等，而号称有百万信徒的大教团则有创价
学会、立正佼成会、灵友会、真如苑和佛所护念会等。
当代日本佛教新兴教团之所以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关键在于这些新兴教
团无论在教义上还是在组织活动方面，都结合新的时代潮流加以扬弃、并迎
合人们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多元化的、追求人生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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