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借助于这个自然法则，印刷术发明对人类进步的影响才能获得部分的解释。印刷术首先使人类在知识和经验上的所得有可能比较用口传方法进一步妥善、完整地传给后代。
有的古代国家有不同种姓的阶级区别，古埃及还有过这样的法律，子孙必须继承上代的衣钵，从事于同样的行业或职业；所以会有这类制度，无疑地一部分是由于对这一自然法则的认识。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与推广以前，为了使技术与行业得以存续与发展，这样的规定看来似乎是不可少的。
行会和同业公会部分也是由于这样的考虑而未的。技术与科学之所以得以存绩并取得进步，所以能代代相传，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古代国家的僧侣阶极，归功于寺院和大学。
过去的教团、骑士团以及教皇职位所以会获得那样大的权力和声势，正是由于它们所向往的总是同一个目标，后一代总是在继续努力于前一代未竟的事业。
从物质成就的方面来看，这一原则的重要就更加明显。
各个城市、寺院和社团在建立各种事业方面所支出的费用总计，也许比它们当时所有全部财产的价值还要大。只有世代相传，把积蓄专门用在同一伟大目标上，才能汇成这样大的财力。
我们可以看一看荷兰的运河和堤防系统，这是好几代的劳力和积蓄的结晶。一个国家的运输系统或防御工事系统是要经过好几代不断的努力才能完成的。
国家公债制度是近代政治最巧妙的一种创造，对国家来说是一种福利，因为可以用它来作为一种手段，使这一代的成就和努力所费去的代价得以分摊到以后几代；这里所说的成就和努力为国家产生的利益，指的当然并不是一时的，是长远存在的，由此使国家的存续、发展、伟大、权力与生产力的增长获得了保证。但是如果把公债作了不适当的利用，用于对国家无益的消耗，因此对后代的进步不但不起推进作用，而且事先剥夺了后代从事于国家伟大事业的手段，或者把支付公债利息的负担，不是加在资本的方面，而是加在劳动阶级消费的方面；只有这样做，这个制度才会成为祸胎。
国家公债是现在一代对后代开出的支票。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可能是专为这一代的利益，可能是专为后代的利益，也可能是为了两者的共同利益。这个制度只是在上述第一个情况下是应当反对的。但是如果目的是在于维持与促进国家的富强，而在这方面所需要的资力不是这一代的力量所能胜任，因此借助于发行公债这一手段时，这一类情况都属于上述未一范畴。
就现在一代的支出来说，再没有比改进交通运输工具方面的支出更加绝对地特别有利于后代的，这是因为这类事业，除了一般总是能使后代的生产力有所提高以外，随着时间的进展，还能够不但为所费的成本按照不断增长的比率滋生利息，而且产生红利。由此可见，现在一代不但有理由把这类事业的主要经费和它的适度利息（当事业还不能产生足够的收入时）推给后代负担，而且如果把负担、甚至负担的相当部分加在自己肩上，那就是对自己、对国家经济的真正基本原则有欠公道。
当考虑到国家生产事业的存续这个问题时，如果仍然回到构成生产事业的主要部门、工业和农业的方面，就可以看出，虽然对农业来说，存续问题也很关重要，然而这个生产部门如果发生了中断状态，比较工业处于同样情况时，受到的损害要轻得多，损害的性质也没有那样明确，而且对于不幸的后果进行补救时，也要容易得多，迅速得多。
农业受到的损害或发生的中断情况不论怎样严重，农业经营者个人实际的需要与消费，从事于农业时所需技巧与知识的普及以及操作方法与所需工具的简单，都足以使农业不致于完全停顿。
即使受到了战争的蹂躏，它也会很快地重整旗鼓。不论是敌人或国外竞争者，总不能把农业的主要手段土地拿走；要使良田变成荒地，或使乡村人民失去经营农业的能力，也得经过一连好几代的不断迫害才会落到这样地步。
工业的情况就不同，即使是极轻微的、为时极短暂的间断，也会发生严重影响，如果间断的时间稍久，就会成为致命伤。任何工业部门，进行时所需要的技术与才能越多，所需的资本数量越大，办理这一工业时所投资本陷入的程度越深，一旦发生停顿，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大。这个时候机器和工具的价值等于废铁和木柴，厂房成为废墟，工人和技工不得不流徙到别的地区或靠农业工作维持生活。于是只有经过几代的辛苦经营才能建成的生产力与财产的一个复杂组合，顷刻之间就会化为乌有。
工业的每一部门总是靠了整个工业的确立与存续而诞生的、反过来它又对许多别的部门起了促进与支持作用，使它们欣欣向荣；同样的道理，一个工业部门的倾覆总是别的许多部门不能继续存在的先声，最后就会动摇国家工业力量的主要基础。
整个工业稳定的存续这一现象是会发生巨大效果的，工业发生了间断状态，受到的损失是无可挽回的；正是由于坚信这两点而不是由于工业家和商人的叫嚣或他们对特种权益的自私要求，才引起了为本国工业采行保护关税的打算。
当保护关税也无济于事，或由于缺少出口贸易使工业不免遭到损失，或工业发生了停滞现象，政府方面也没有任何补救方法——当遇到这类情况时，我们往往看到工业仍然会勉强挣扎，在实际亏损的情况下继续生产。它们宁可忍受牺牲，静待时机好转，它们要避免的是事业一旦中断以后就不免要遭受到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在自由竞争中往往会使用手段，想迫使对方工业家或商人往往在实际亏本的情况下以合法价格出售产品，从而使他难以支持，使他的事业不得不半途而废。这里的目的不仅是在于免使自己的事业发生停顿危险，而且是要迫使别人放弃他的事业，希望自己将来能按更高的价格出售产品，使已有的损失获得补偿。
总之，追求垄断地位这一观念，构成了工业本质的一个部分。这就使保护政策不是不足取，而是有了必要。因为这样的竞争活动如果只是限于国内市场，是足以促使价格降低，促使生产技术改进，从而提高国家繁荣程度的；如果压力是来自国外的雄厚势力，受到排挤的是本国工业，那么同样性质的竞争活动，就会使本国工业发生停顿状态而趋于崩溃。
工业生产除了资本上的限制与销售手段上的限制以外，它的发展是没有限制的，自从有了机器，由此受到了极大的支持与促进以后，情况就更加是如此。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国家，它的工业已经继续发展了一个世纪，累积了庞大的资本，商业势力扩展到了全世界，它的大规模信用机构发挥力量时能够压低工业品价格，从而鼓励商人扩大输出，靠了这样的机构，它控制了金融市场；工业生产既可以作无限度的发展，这就使这个国家可以向其他一切国家的工业家宣战，从事于工业的毁灭性战争。在这样情况下，别的国家就不可能仅仅由于在农业上的进步，“在自然趋势下”（那是亚当。斯密说的）建设大规模的工业和工厂；就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商业停滞而建立起来的那些工业，也不可能“在自然趋势下”使自己得以长期保持。为什么一个孩子同一个壮汉角力时没有获胜希望，甚至无法试图作有效抵抗，同这里的道理是一样的。构成英国工商业优势地位的工业，与别的国家那些新生的或半成长的工业相比，具有数不清的有利条件。英国工业能够获得人数最多、工资最低而又有技巧、有经验的工人，能够获得头等的技术人员和监工、最完美而代价又最低的机器，买进卖出时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当购入原料或售出成品时能利用代价最低的运输工具；它的工业家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往来时，能够按最低利率获得比较扩大的信用关系；它有高人一等的商业经验、商业关系、策略、计划，有高人一等的工具和建筑物，这些都是只有经过好几代的经营，才能累积起来，建立起来的；它有广大的国内市场，还有同这一点可以媲美的是，它有同样广大的殖民地市场。因此，英国工业家在任何情况下要大力推销大量工业品时，在这一点上总觉得是有把握的，他们事业的继续存在是有保障的，他们如果对某一国外市场要加以控制时，尽可以用赊销办法，期限可以长至数年，他们在这方面所拥有的手段是丰富的，神通是广大的。我们如果把这些优点，一个一个地屈指算一算，再想一想，就很容易明白，要在自由贸易下，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自然趋势”的作用，同这样一个伟大的力量从事竞争，简直是愚不可及。拿我们这方面的情形来说，首先工人和技术人员还有待训练，机器工业和适当的运输工具还在建设中；这里的工业家即使在国内市场也还没有站稳脚步，更不用说什么出口市场；这里的工业家所能获得的信贷，即使在最幸运的情况下，数额也是极小的；这里的人对于市场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即使一天也没有把握，由于英国的商业恐慌或银行措施，随时可能有大量的国外商品会涌入国内市场，这些商品的价格可能还在所用原料的价值之下，因此也许会使我们自己的工业一连好几年不能获得进展。
象这样的国家，如果听任自己对英国的工业优势处于永久屈从地位，更没有别的奢望，只是想对于也许英国自己不能生产的或不能向别处取得的东西能有所供应，就心满意足，这样的想法是无济于事的。就是甘心处于这样的屈从地位，也不能使这些国家获得永久利益。试问，美国牺牲了最富饶的、文化最高的那些自由劳动州的幸福，也许还牺牲了整个国家的伟大前途，只是为了便于向英国供应原棉，这对美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制止英国不再企图向世界别的地区取得这项原料？德国人用最上等羊毛向英国换取所需要的工业品，如果认为这样就万事大吉，那是痴心妄想，这样的政策是绝对不能阻止澳洲的精美羊毛在以后二十年间泛滥整个欧洲市场的。
一旦发生战争，这样的国家就要失去向国外售出农产品、从而失去向国外购人工业品的一切手段，考虑到这一点时，这种仰人鼻息的情况，就更加可悲可叹。在这样的时候，一切经济考虑和经济制度就无从谈起。这时促使这些国家由自己来进行农产品加工、放弃敌人的工业品的，是自给、自卫的原则。处于这样的局势下，采取这样的战时禁止制度，不论要遭受多大损失是在所不计的。但是农业国家在战争期间，为了建立工业，无论尽了多大力量，作了多大牺牲，到了和平恢复以后，国外的工业优势竞争力量又将咄咄逼人，这类在必不得已时的辛苦经营又将归于毁灭。总之，这是一个建设与破坏、幸福与灾害的无穷无尽的交替过程；有些国家，由于没有实行劳动上的分工，没有把自己的生产力联合起来，因此它们的工业是否能世代相传，永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