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了这些方法来建立海军优势，然后再靠了这些优势来进一步扩大国外贸易，扩大殖民地占领。
承认殖民地贸易自由与海运事业的自由，但只以它从这方面的所得能超过所失为限。
承认海运事业上的相互权益，但只以英国居于有利的一方时为限，或以在外国因此就可以不再采取有利于它们自己的那些海运限制措施时为限。
关于农产品进口，对独立国家可以给予特权，但只是在因此使它自己的工业品出口也可以获得特权时为限。
如果象这类的特权不能通过条约关系向国外取得，就使用非法买卖的办法未达到目的。
可以单单为了工商业、海运事业或殖民地利益而进行战争，或订立盟约；在这一点上要有决心。通过这类手段，无论对敌对友同样可以从中取利；对前者可以在海上断绝它们的商业活动，对后者可以通过用英国工业品支付的津贴的办法，使它们的工业陷于破产。
这些准则都是过去英国的大臣和议会发言人所直认不讳的。1721年，乔治一世的大臣们当禁止印度工业品输入的时候，曾公开宣称，情况很明显，只有输入原料、输出工业品，才能使国家富强。甚至到了查坦勋爵和诺思勋爵的时候，他们还毫不迟疑地在议会公开声明，在北美洲就是一只马蹄钉也不应当允许制造。到了亚当·斯密的时候，除了我们在上面所举的一些准则以外，又初次添上了一条新的准则，这就是把英国的实际政策隐蔽在亚当。斯密所发现的世界主义的措辞与论据之下，目的是在于防止外国仿效这个政策。
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他伟大的同代有威廉·庇特的、以及所有在他以后在英国执政的人的世界主义意向的秘密，也就在这里。
任何国家，如果靠了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与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发展，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
威廉·庇特是第一个清楚地看到对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理论可以如何加以适当利用的英国政治家、他常常随身带着一本《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并不是装装门面的。1786年他发表了一篇演说，实际上他这番话既不是讲给议会听，也不是讲给他本国人民听的，他显然是要引起法国政治家们的注意，那个时候那些政治家缺乏一切经验和政治眼光，他说话的意向所在只是要诱使他们赞成伊甸条约，这番话是斯密的推论方式的一个绝妙雏形。他说法国生未是宜于农业和酒类生产的，就象英国生来是宜于工业生产一样。这两个国家应当互相发生作用，就象两个大商家，彼此行业不同但是可以互相进行交换商品，使双方都富裕起来。英国向未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准则，认为一个国家只有用工业品未交换农产品与原料，只有进行这样的国外贸易，才能达到最高度富强，这一点在这里却一字不提。这一准则在当时、而且直到现在依然是英国国家的一个秘密，以后从未见公开提起，不过实际上却是越来越认真地在坚决执行。但是英国在威廉·庇特的时代以后，若果将保护制度看作是一件废物一样弃而不顾，那么它所据有的地位比现在当还要高得多，距离它垄断全世界工业的那个目的。当还要接近得多。达到这个目标的有利时机，显然就是在普遍和平刚刚恢复之后。那个时候对拿破仑的大陆制度正在深恶痛绝，大陆上的一切国家对世界主义理论都是欣然接受的。不论是俄国、德国、整个欧洲北部、西班牙半岛以及美国，如果有机会能把它们的农产品和原料向英国交换工业外部将感到欢欣鼓舞。就是法国，在酒类与丝织品贸易方面抉得一些确切权益以后，放弃禁止制度也未尝没有可能普里斯特利谈到英国航海条例时曾这样说，取消英国保护制度将与当初采用这个制度同样的适合机宜；这句话在这个时候正可以实行。
实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结果，将使东西两半球的剩余原料和农产品一齐流向英国，英国的纺织品将“衣被天下群生”。一切的趋向都将有助于英国的进一步富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俄国和美国，在本世纪就都不会要想到实行保护制度，德国也再不会想到要建立关税同盟。要使人们下定决心牺牲眼前利益而把希望寄托在遥远的将来，显然是很困难的。
但是天意所在，总不会使树木高了再高，一直耸入云霄的。卡斯尔累勋爵把英国的商业政策交托在贵族地主们的手里。这些人就杀掉了产金蛋的母鸡。假使这些贵族地主能容许英国工业家垄断一切国家的市场、那么英国与世界各国所处的关系，将同一个工业城市与周围旷野地区所处的关系一样；英国全境将布满屋宇和工厂，将布满寻欢逐乐的花园、菜园和果园；农村土地将专门用来生产牛乳、肉类、莱蔬，将专门从事于一般只能在大城市附近经营的种植事业。对英国农业说来，从事于这类产品的生产时，将比生产谷物有利得多；因此在相当时期以后，英国贵族地主所获得的地租，将比将外产谷物逐出本国市场的办法下所获得的高得多。不过贵族地主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眼前利益；由于战争，外国的原料和谷物自然而然地退出了英国市场，从而使地祖有所提高，他们宁可惜助于谷物法，使他们的地租得以保持较高水准。这样他们就迫使大陆各国放弃了用农产品自由交换英国工业品的办法而别寻途径，以促进自己的福利，他们另辟的途径就是由自己未建立工业。由此可见，英国的限制法令与拿破仑的大陆制度作用是一样的。不过前者的影响发生时在时间上比较慢一些而已。
到了坎宁和赫斯启森主政的时候，贵族地主们已经尝够了禁果的甜头，这时要凭常识上的推论来说服他们放弃原有利益已不可能。这些政治家感到所面临着的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处于困难地位；一直到现在英国执政者还是处于这样的窘境。他们要使大陆各国相信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为了本国贵族地主的利益，对外国农产进口却不得不加以限制。因此要使他们政策的推行情况，不辜负英国和欧洲大陆两方的自由贸易拥护者的期望，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对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商业政策作一般性讨论时，总是满口的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但是一等到问题牵涉到本国任何一种关悦的变更时，他们就以保护原则为推论依据。并不以为其间存在着任何矛盾。
赫斯启森的确曾降低某些商品的关税，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注意到，在较低的税率下国内工业仍然是受到充分保护的。他的做法与荷兰人管理水利工程的办法极为类似。什么地方外面的水涨得高，这些聪明的当局就筑高堤，什么地方水低些，就把堤也筑得低些。英国公布改革商业政策时，对外宣传得天花乱坠，而实际上作风不过如此，玩的只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套戏法。有些人把英国降低丝织品关税作为一个例子，说明英国政策的公正宽大，他们没有好好地想一想，英国只是企图借此打击这类商品的非法买卖，增加它的财政收入，而并不损害到它自己的丝织业，就保护本国丝织业而言，这一措施也完全使它达到了目的，假使高达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保护关税（这是国外丝织品输入英国时现在要负担的税率，其中包括附加税）可以算是公正宽大的证明的话，那么大多数国家可以说，丧这一点上它们是走在英国前面，并不是落在它后面的。
我们懂得，坎宁和赫斯启森的那些高谈阔论，特别是要想在法国和美国引起一些作用，因此在这里回想一下他们所表演的一些手法怎样地在两个国家都碰了壁，是不无意味的。这一次英国也同以前1786年那一次一样，获得了理论家方面极大的帮助。这个时候法国的自由党正热中于普遍贸易自由的伟大理想，正在被萨依浮夸的理论所激动，对于受人嫌恶的政府则抱有反感，又有沿海城市以及酿酒业与丝织业经营者的支持，因此态度嚣张，要求援照1786年的成例扩大对芙贸易，认为这是促进国家福利唯一的正确途径。
不论人们对于复辟王朝怎样不满，怎样加以责难，但它对法国曾有过无可否认的贡献，在这一点上后代是不会有争执的；这就是关于商业政策它没有被英国人的诡计和自由党的叫嚣所迷惑，没有被它们引人歧途。坎宁先生对于应付法国这件事这样重视，这样地耿耿在心，他亲自特为到巴黎，为的是要使维莱耳先生相信他政策的高明，跟着他走。但维莱耳先生是一个久经世故的人，他完全看穿了这一手花招。据说他是这样回答坎宁先生的，“如果英国在工业上处于高度的先进地位，可以容许比以前更进一步的国外竞争，那是符合英国自己已经看得很清楚的国家利益的。但是法国的工业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地步，因此它自己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利益是在于使工业获得保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保护制度目前对它说来是不可少的。等到将来时机成熟，法国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可以容许国外竞争而不必借助于限制措施时、他（维莱耳先生）将毫不迟疑，学习坎宁先生的榜样，使法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
坎宁被这个决绝的回复触恼了，他回国后在议会里大言不惭地说，他利用了干涉西班牙事件，把一副重担子放到了法国政府的肩上。由此可见，坎宁先生的世界主义与欧洲自由主义情绪，并不是象大陆上那些好心肠的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真挚。坎宁先生对于大陆上的自由主义，若果有丝毫在念，他又怎能仅仅为了要想加重法国政府的负担，而使西班牙的自由政体在法国干涉下受到牺牲呢？问题的真相是这样的，坎宁先生彻头彻尾是一个英国人，在他嘴里的那些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只有当这些主义有助于英国工商业优势的加强与更进一步扩展，或有助于蒙蔽英国工商业的竞争对方的意识时，他才会津津乐道，才会止他自己怀有这样的情绪。
事实上，在维莱耳先生方面也并不需要有多大的聪明智慧，才能看穿坎宁先生为他设下的圈套。德国在大陆制度取消以后，工业不断的衰退，维莱耳先生根据邻国的经验，对英国的所谓自由贸易原则的真正意义，早已心中有数，况且法国在1815年以来施行的制度下，进行极为顺利，它决不肯学寓言里那只狗的样，放下嘴里现有的东西而向影于里去扑空。象沙普塔尔与查理·杜平这类人，对法国工业现状是具有极深刻的观察力的，他们都曾以最坚定的语气说明这个制度的成就。
沙普塔尔关于法国上业的著作，内容没有别的，只是表示对法国商业政策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