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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风所及，未能免俗，三十岁以前的胡适，偶尔骂骂，而三十岁以后，就不像《水浒》中的李逵，几天不吃肉，嘴里就淡出个“鸟”来了。但，他或许不知道，他以“鸟”骂北洋政府，有人则以“鸟”骂他。不知这是不是现世报应。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同时作为北大教授，受到青年们的拥戴是正常的，而且胡适向来也不避自己包括知识界对青年负有“导师”的责任。于是，当“胡适等人摆出‘导师’的面孔，妄图把青年引上脱离革命，脱离现实斗争的邪路”时〔4〕，一篇题名为“导师”的文章出现在《莽原》周刊上，内容是告诫青年不要寻导师。文章写得差强人意，最后一段倒很有特色：“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一边不要青年寻导师，一边自己却又导起来。导到最后，是这样一句：“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5〕——原来，导师还是要的，只是不要“鸟”导师。这“鸟导师”不姓“鸟“，姓“胡”，而向胡适射出这一暗箭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
说鲁迅并不一味反对导师，倒不是说他后来又尊列宁为“革命导师”，而是另有参证。《莽原》内部的韦素园为鲁迅制作了一个“思想界权威”的大广告登在当时北京的报纸上，也是《莽原》内部的高长虹“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然则要权威者何用？”〔6〕因此，高长虹见到鲁迅时，便把这看法说了出来。而鲁迅呢，先是“默然”，然后说：‘……权威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高长虹本要说：“‘外国也不尽然，再则外国也不足为例’”，但是，他终于没有说出来，而是“我那时也默然了”。两个“默然”之间，还夹着一个细节。北大教授陈西滢讥讽鲁迅，说：“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儿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7〕于是，鲁迅笑着回答：“至于‘思想界的权威者’等等，我连夜梦里也没有想做过，无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识，无从劝止他。”〔8〕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韦素园随鲁迅编《莽原》，打下手，鲁迅岂能不认识。不知道完全可能，“不相识”就撇得太过，而过犹不及。当然，这是细节，不是大节，提过便休，只是从鲁迅与高长虹的对话里不难看出，导师或权威之类（这两者名异实同），鲁迅并不一概反对。
《华盖集》正续编时期的鲁迅，火气特别旺，一会儿“鸟导师”，一会儿“鸟公理”（《“公理”的把戏》），一会儿“鸟趣味”（《有趣的消息》），一会儿“鸟相干”（《我还不能“带住”》）。其他本子还有，真是“鸟”得带不住了。除“鸟”之外，集子中亦有“走狗”、“狗屁”、“屎橛”之类。让人好生奇怪。
《华盖集》怎么成了骂人集？
二、骂：作为一种文化表象
骂，已经成为二十世纪百年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表象，这个文化，就是“五四新文化”（本文为方便姑且袭用这个不合适的词，因为“五四”和“新文化”不是一个价值谱系）。自1915年开始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是在自己的骂声中长大的，并且形成了一个以“骂”为特征的传统。这个传统，迢递百年，势不弱减，经久之下，已濡染为一种文化无意识，渗透于我们的文化习惯中：不但使我们对骂熟视无睹，丧失了一个文明人起码的“脏”感，并且，骂反而成了审美，我们学会了对它的欣赏，还送上由衷的礼赞：“骂得好”、“骂得妙”、“骂得精彩”。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实在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尽管它在传播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方面以及推行白话文方面厥功居伟，但它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自身的进行方式不能不说大有问题。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陈独秀和胡适，最能鼓噪的则是副将钱玄同。而鲁迅，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听将令”的。这几位之中，钱玄同骂风独开，他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这样说：“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9〕六朝文和唐宋文有没有必要选读，因人而异，钱氏当然有权说“不”，这是他的看法，然而，他又有什么权利把与他看法相反的人，即那些尊崇六朝文和唐宋文的人骂为“妖孽”和“谬种”呢？这是不是文化霸道主义？以骂为新文化鸣锣开道，而后这骂又内化为新文化的一部分，这就使得所谓新文化“似新还旧”。况且，“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只是对当时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的另一拨知识分子的妖魔化（当然，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对新文化人士妖魔化。这场文化运动的糟糕之处，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妖魔化”）。而文化论争一至于人身攻击，就会堕入末流。其时，钱氏的骂人话还有“放屁、吃粪、奴才、贱丈夫”等，当时，它们像病毒性感冒一样流行开来。今天，我们回首将近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不得不说，这种骂字开张的文化风习，或者说，这骂本身，实为新文化躯体内部的“肺结核”。
同为新文化运动中人，胡适和鲁迅对钱氏之骂态度殊异。1919年，正值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胡适在致钱玄同“丑诋”某君的信里则明确表示：“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即使是自己的文化对立面，“也决不可痛骂他”〔10〕。鲁迅呢，下面这段话是他在1935年说的，事后很久了，“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程也较为永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记忆里了。到现在，和这八个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好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了罢。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11〕鲁迅的话甚可玩味，与其是表白他对钱氏骂人的态度，不如是在说一种心得。五四别的什么都给人忘了，惟独这骂人的八个字却留了下来，这未必不是个诀窍。后人视今，安知不如同今人视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不也是一场又一场的文化混战吗，几十年后，谁能拎得清，拿什么留在后人的记忆里？于是，鲁迅也贡献了骂人的八个字：“洋场恶少”、“革命小贩”——前一个骂的是施蜇存，后一个是骂杨邨人。这里，鲁迅很自信，认为自己这八个字可以和钱玄同“匹敌”——这似乎是在比骂。比没比过呢，就其历史影响而言，鲁迅的八字联是无法比同钱氏的，就像三十年代无法与五四匹敌一样。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当年是钱玄同把鲁迅带进了新文化运动，但后来，鲁迅根本就看不起这个人。这次，鲁迅破例称赞了他，说这八个字“形容惬当”。那么，我们今天不妨也问问自己：“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是鲁迅的“惬当”呢，还是胡适所说的“乱骂”呢？
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结束了，新文化运动的几位代表人物也都分道扬镳了，陈独秀终于离开文化走上了政党政治的道路，于是可比的也就是剩下的胡适和鲁迅了。胡、鲁尽管都对政治感兴趣，且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但毕竟终生也没有离开过思想文化这一块。所以，真正能够代表二十世纪新文化的，也还是胡、鲁两人。然而，五四以后，这两人在文化上是“二水中分白鹭洲”，一个代表自由主义，一个代表左翼。于是，我们就不能像以往那样，笼统地说什么“五四新文化”，因为，在这个名头下，实在有着自由主义的“胡文化”和左翼“鲁文化”之别。
既然大陆这一支新文化以鲁迅为道统，骂，就在逻辑之中。这骂本来就结核于新文化刚刚发育的身体内，至二三十年代，它在鲁迅杂文中充分发散，使得这种新文化一路阳亢，蹈厉风发，中经四五十年代，病势无改，至“文革”则全体发作。“文革”，如果去掉它的政治层面，仅仅在文化意义上，它确乎是骂文化的一次大爆发，大字报就像三十年代的杂文，成了骂文化的不二载体。然而，事情没完，“文革”姑且结束，但一种文化习惯却不会轻易去势，二十世纪末一场所谓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使我们又瞠目于某些新左人士对当年骂风的光复。作为一个世纪性现象，骂，可谓贯穿二十世纪文化终始。如果我们以1949年为界，如果我们又具有一定的历史主义观点，那么，后半个世纪的骂，尤其是“文革”那茬事，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五四之前，不难找到自己的远因。就像当年胡适应储安平之邀，为《观察》写下的题辞：“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那么，二十世纪前半叶，我们是怎样栽种这棵新文化之树的呢？
当然得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1949年以后，是“左”的清一色；但1949年以前，却是左右杂呈的文化乱色。构成此一文化格局的，不独有倾向苏俄的文化左翼，还有肩出三民主义旗帜的国民党右翼。骂这样一种文风，实际上为左右两党所共享。鲁迅作为一位左翼文化大师，他既受到来自左翼阵营，即他所谓“同一营垒”人的哄骂，同时，骂他的也不缺国民党右翼分子。胡适呢，待遇和鲁迅一样，同样遭受来自左右两翼的攻击。比如鲁迅和借鲁迅之名的瞿秋白从左边骂胡适（包括“新月”文人”）是“刽子手”、“皂隶”、“奴才”、“毒于蛇”、“卖廉耻”，国民党铁杆分子则从右边骂胡适是“余孽”、“竖儒”、“败类”、“贼”。更有甚者，像对台戏一样，前共产党领袖瞿秋白（依然假鲁迅之名）指责胡适“出卖灵魂的秘诀”；现国民党党魁胡汉民则威胁胡适，声称不与其“共中国”。结果呢，叫后人看来，骂的双方掉在一个档次上。能够超脱这双方的，恰恰就是被双方所共骂的胡适。胡适恪守一个原则：“君子绝交不出恶声。”〔12〕所谓不出恶声，就是不趟你这沟浑水，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就是不与污浊共沉沦。因此，左右之外，属于中间派的胡适，除了早年偶尔失足外，你还真不能不说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道清流。
只可惜，二十世纪的文化市场——姑且用这么个词吧——和货币市场一样，经常是劣币（驱）逐良币。
三、胡适对骂的态度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