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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部队的质量比国民党好。我们部队的枪是哪里来的？主要是缴国民党的。过去日本人在朔县的兵力并不多，我们打不进去；这一次，我们只用一个主力团、一个新团就打下来了，缴了七百多支枪，四五十挺轻重机枪，把敌人团长、县长都俘虏回来18。
我们解放区的人口有一万万四千多万，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四分之三敌占区的人口里面，如果通过公民投票，将会有很多老百姓选我们不选国民党。
在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有一百五十万人，物质条件也没有今天这样好，那时的党员不过几万人，军队也只有四万五千人。现在解放区人口从一百五十万发展到一万万四千万，党员、军队都由几万发展到一百多万。我们有一个部队，长征时只有官兵一千三百人，现在发展到了三十三万六千人，增长了二百五十八倍多。
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蒋介石又引来了美帝国主义。他依靠美国的贷款，靠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压迫与残杀老百姓。日本是帝国主义法西斯国家，而美国比日本的危害更大。我们依靠什么？我们是靠老百姓，靠晋西北的小米。有了老百姓，就有小米，就有了兵，什么事都好办。毛主席教育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群众，离开群众就没有游击队，也就没人给送小米！
我们要依靠人民群众，联合民主力量和资产阶级的左派，争取团结资产阶级的中间派，集中力量击败右派。蒋介石不是不想消灭我们，而是他消灭不了。一九四三年我回晋绥时，正争论蒋介石有无革命性的问题。有的同志问我，当时我回答说：蒋介石说过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哪里来的革命性？蒋介石是封建买办、流氓头子，和他办外交，他就耍流氓手段，我们怎么能相信他呢？阎锡山在山西，他从当督军到现在，一直搞了三十五年。过去中国有很多老军阀，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了。他老奸巨滑，在建军、拉拢干部、统治群众，以及和国民党斗争上都有一套。在抗战开始，他迫不得已同日本打，以后同日本人搞妥协，国民党挖他的墙角，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傅作义、陈长捷拉走了，因为阎锡山内部有所谓晋南派、晋北派等很多的派别，彼此同床异梦，矛盾重重。但当日本人逼他明朗化时，他就往秋林19跑，当国民党逼他时，他就和日本人勾搭，往“克难坡”跑20。阎锡山和我们斗争，也是有一套的。有的同志以为可以欺他一下，这是把他小看了。比如他见我们闹土地革命，他就搞土地村公有，“兵农合一”21，物产证券等。他还组织政党如同志会等。
阎锡山企图利用国共之间的矛盾，以求得生存，所以他是最不愿意和平的，因为真正和平了，他是一个战犯，老百姓还能不算他的帐？陈公博22是战争罪犯，已被枪决了，阎锡山的罪行并不比陈公博少多少。另外，他对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心里也很清楚。他是处在我们的包围之中，全山西只有一条同蒲线沿线是他的，南面的闻喜，北面的朔县都被我们打下来了，他的地盘只剩下一点点，就好像剥笋一样，只剩下一个心了。不要看他南也打，北也打，主要是靠那些伪军、日本人打我们。日本投降和国共停战令下达后，我们对阎锡山的斗争有些疏忽，有点缩手缩脚，不打第一枪，阎锡山就钻我们这个空子，到处打我们。
蒋介石玩弄反革命两手，他一面和我们谈判，一面下密令搞我们。一月十号签了停战协定，却又规定在十三日二十四时前无效，他就利用这个时间下令抢夺战略要点。傅作义想把我们绥东全部搞掉，从旗下营一直打到集宁，从西沟门打丰镇，快要打到凉城，而我们则缩手缩脚，几乎吃了大亏。我们有些同志不懂得这样一个规律；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又怕老百姓。我们怕什么呢？他打我一枪，我就打他两枪，他捉我一个，我就捉他两个。只有这样，才能制止内战。去年毛主席去重庆时，．我给弼时同志发了一个电报问：“谈判有无把握？”弼时同志告诉我说：有相当把握，你多打两个胜仗，就更有把握！我们领会了这个精神。但停战令下达后，我们有点缩手缩脚放不开。我在丰镇会见了执行小组的美国人，此人叫赫尔利，是共和党人，很顽固。他一见我，开始气焰很高，哇啦哇啦讲了一大通，提出什么要恢复交通，又是什么进行自由贸易等等。我看不对头，就决心非整他几下不可，把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于是我就问他：“你的权力多大？我只知道你的权限是停战，没有什么恢复交通、自由贸易的权限！”这一下就把气焰打下去了，不再哇啦哇啦的叫了。我接着又追问他：“究竟是谁在停战令以后打集宁、打左云？这个责任要谁来负？”国民党代表说：“是阎长官的责任！”我叫记录员把他讲的记下来。他又提出进行自由贸易的问题。我说：“那是老百姓的事，愿意到丰镇，就到丰镇，愿意到大同，就到大同，我们从来没有禁止过！”他又提出要我去大同见楚溪春23，我说不去。他问为什么不去？我说：“我嫌那里有股味。我们抗战八年，你们不打日本。这次你们同日本人勾结进了大同，还要叫我去大同谈判，我虽然是个师长，但我是清清白白的。”第二天，楚溪春来丰镇，他首先提出执行停战命令，要我们退六十里。我就说：“从孤山到大同三十里，这里的七里半是我的，那边的七里半是你的。我撤退我的，你撤退你的。”他又提出要以大同为界，说大同是他的。我问他：“你们是怎样到了大同的？抗战八年，没有见过你的一兵一卒，一枪未打，你们是怎样进的城？”他无言以对，但又说左云也是他的。我问：“左云住的是什么人？”他说“是乔日成，阎先生的人。”我指出：“乔月成是伪军的一个连长，是汉奸，他是阎先生的人，那么阎先生是汉奸！”他们最怕讲汉奸，一提到“汉奸”两字就脸红，就不再讲了。后来，他又提出可用煤炭换我们的粮食。我回答他：“你们缺粮倒是真的，我们煤炭多得很，还供给张家口，你们硬是没有粮。”所以，“我们和蒋介石、阎锡山和美国人办交涉时，头脑必须清醒，他们是要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说：“不消灭共产党，死也不瞑目。”我们要坚持原则立场，做到寸土必争，一个村子、一寸土地也不让。他打我一个耳光，我就打他两个。有的同志说：“阎锡山可怜得很，一个空城没有吃的，我们不给他粮，他就会出来抢！”如果他出来抢粮，我们就要打。他们捉了我们的县委书记、县长，杀了我们的副专员，难道我们就不捉吗？否则就是缺乏阶级观念，因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我们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和他们办交涉，是为人民争利益，是从资产阶级手里解放人民，不是把人民的利益送给资产阶级。
国民党则千方百计整我们，比如对我们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人员摘疲劳战。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半，下午一点半至四点半上班办公，下了办公就开会，向我们交“备忘录”，一读“备忘录”就拍桌子。我们的同志连看电报、开会的时间也没有。国民党的报纸，天天刊登骂我们的消息，甚至组织到北平去请愿、游行示威，弄得我们执行部的一些同志也怀疑起来，是不是我们的工作有点“左”了。
北平的生活蛮好，住得很阔气，饭店内上下有电梯，但有些同志叫电梯升糊涂了。个别干部嫌“军级”24小了，在家里是“尉”字号25的，一出门就偷偷换上“校”字号26的，有的嫌“校”字小了，想换成“金牌牌”的27到街上好抖抖威风。不想穿“灰”的，想穿个“黄”的28。这些同志把国民党的领章看成是光荣的，所以必须加强对我们共产党员的教育，要站稳阶级立场。
我们在太原的几个同志，阎锡山派了上百个特务监视，咱们的人连门也不敢出，什么地方也不去。怕什么？可以大胆的到处走走嘛，到公园、到学校，有特务跟着，就叫他引引路嘛！要放开手干，不要缩手缩脚。我们有些同志有个弱点，就是不怕硬，单怕软，对资产阶级总有点怜悯。阎锡山很狡猾，他在政治上的统治、经济上的剥削都有一套。我们晋绥应该好好的研究如何和他做斗争。他在军事上学日本人的“扫荡”、“清剿”办法，从各据点抽调兵力，集中打我一点。那我们就要用武工队、游击小组的办法对付他。在我们头脑中，对阎锡山不要有什么幻想，在同他们斗争中也绝不要轻敌，轻敌必败。据说某团在清太没有打仗就撤出来，反而说阎锡山的军队不中用。你打了胜仗，这样说还可以，没打仗就吹牛，这很不对头。在抗战初期，我们有的同志说阎锡山的队伍“穿的烂，走的慢，腰里别着一颗手榴弹！”这种骄傲轻敌的态度必须克服，否则我们就会吃亏。
蒋介石集团派系多得很，什么CC系，复兴牡，诸侯之多，恐怕还不止八百，彼此矛盾很多。阎锡山的部下，也有派系，矛盾也很多。他们虽说有全国四分之三的人口，几百万军队，可是内部有矛盾，不一致，不团结。我们虽然只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一百来万军队，但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我们的力量敌人是不可摧毁、不可战胜的，就是再打几年，我们也不会再来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们和国民党已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大革命时期，双方有个共同目标，就是为了打倒北洋军阀。在这次合作中，我们帮助他建立军队、建党、建设起广东根据地，实行了北伐，直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二次合作，也有一个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目前国共两党停战是由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的，国民党不能消灭我们，我们也暂时不能消灭国民党。国民党是一心要想消灭我们的，但当消灭不了时，就等待时机。目前的停战，它正是为了等待时机，所以就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一种建立在双方力量对比上的暂时休战，休战就是为了准备力量。国民党在积极准备，我们也要准备。国民党是靠美国，我们是靠中国人民，靠世界各国的人民和共产党。如果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能够迅速增长，就能够战胜反动力量，就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可以避免中国的内战。如果在停战期间，我们的力量不能迅速增长，就不能克服反动势力，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内战就有可能爆发。发生了战争，要战胜敌人，仍然要靠力量，所以我们要加紧准备。和平停战就是一个决战的准备，我们的力量越大，就越有办法制止战争和战胜敌人。晋西北是个穷地方，只有农林，没有大城市，兵多养不起，兵少不够用。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如何根据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迅速的准备力量。
现在中国到处都在打，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何应钦、白崇禧、阎锡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