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各国贸易，到1639年为止，先后共发布过5次锁国令，自此确立了严密
的锁国体制。从1639年算起，到1853年宣布开国为止，前后历时214年。
锁国使日本人完全断绝了同葡萄牙人的交往，唯独荷兰人可以来往于长
崎，但仅限于在幕府监督下从事贸易活动，在1630年日本曾制定过最早的禁
书令，所规定的禁书是从中国传入的“欧罗巴人利玛窦等人之作叁拾贰种，
以及邪宗门教化之书”，这些书多与天主教义有关。这一禁令后来也适用于
荷兰，但是并非一切西方书籍都在禁止之列，荷兰的商馆馆长曾在1641年通
告说：“凡印刷之书籍，除有关医药、外科、航海之类而外，不得携入日本。”
可见，幕府的禁书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排斥西方科学的传入。
禁书令在17世纪末曾一度走向极端，但到18世纪初，德川吉宗执政（1716
年）后又渐趋开明，倡导殖产兴业、奖励学术、放松禁书、提倡学荷兰语。
历史上称这为“享保改革”时期。当时日本人学习西方科学主要有两条途径，
一条是从开禁后由中国传入的西方译作，间接了解西方的科技成就，一条是
通过荷兰商人输入的科技产品和书籍，直接了解。吉宗本人时常召见荷兰人，
对他们贡献的天体观测器，望远镜、武器、钟表、地图、医学书籍等都很喜
爱。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产生了兰学。
所谓兰学，原义是指“荷兰的学问”，但其实它并没有囊括与荷兰有关
的一切知识，而只是借助荷兰语研究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包括医学、天
文、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及炮术等许多方面。
兰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3个流派：译家、医家和杂家。译家主要活
动在长崎，他们掌握了荷兰语，因而较早地了解和介绍西方科技成就，他们
对荷兰语本身做过一定研究，为兰学各派提供字典、语法等工具书籍。在兰
学的形成中，《解体新书》的翻译和出版是一个重要转折，在此之前兰学的
翻译活动多是根据洋人口述予以笔录整理。 《解体新书》是德国人库勒穆斯
（1689—1745年）写的一本解剖学著作，在杉田玄白医生的主持下，几位日
本医生用了4年时间，将这一著作由荷兰语译成日本学术界通行的中文。这
部著作的出现意味着医学已经成为日本近代科学的带头学科，日本受这部著
作的影响，逐步实现了从传统医学向近代医学的转变，同时还带动了日本的
物理、化学、生物学科的相续转变。此书出版后，一些出身于幕府的侍医和
各藩的藩医，以江户为活动中心，形成了兰学的一个派别，叫医学。1823年，
德国医生西博尔德（1796—1866年）来日本工作，他在日本开办学校，讲授
医学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把近代科学知识、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实验观察方
法传授给日本学生，使一批日本学者第一次亲身体会到近代科学的精髓，于
是在西博尔德门下形成了一派兰学，叫杂家。杂家不仅掌握近代自然科学的
思想和方法，而且受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最终成为变革日本社会的一支革
命力量。
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消息，震动了日本的朝野人士，幕府的
上层统治者也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还在1732年10月，俄国使节拉克斯曼曾
闯入北海道根室，要求日本开港通商，幕府便动员南部各藩的兵力阻挡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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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这种做法立即受到改革派的反对，其代表者著名兰学家本多利明主
张只有兴殖产业，发展贸易才是保国的根本，只知道以武力去抵挡欧美的殖
民政策的做法是愚蠢的。他实质上主张的是相对开放的政策，后来成为日本
富国强兵的思想渊源。1808年，英国军舰入侵长崎并袭击了荷兰商馆，俄国
加紧了对日本北方的骚扰。但幕府坚持闭关锁国，认定“祖宗之法不可改”，
1825年，幕府发出“无二念”驱逐令，坚持打击试图靠近日本的西洋船只。
幕府为了强化锁国体制，还加紧对兰学的控制，终于在1838年发生了“蛮
社之狱”。蛮社是一批兰学家发起的学术集团，参加者不仅有知识分子和下
级武士，还有不少幕臣和藩士，都是属于幕府内的开明官僚。蛮社的存在被
守旧派视为眼中钉，当开明派和守旧派就江户湾的海防问题发生争论时，幕
府就借故把他们逮捕，蛮社的领袖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也先后自杀。但幕府
却没有取缔兰学，因为2年后的鸦片战争使统治者意识到必须重新调整国
策，以免重蹈中国的覆辙。各藩国的统治者于是纷纷启用兰学家，去研究炮
术、改革军事，这期间有关军事的科学著作也出版了许多种。与此同时和军
事相关的工程技术也有发展，例如1851年萨摩城建造了一座制炼所，专事化
学药品制造、金属分析等研究；1853年又建成一座反射式炼钢炉；1855年建
造了4艘帆船军舰；创办了包括玻璃、陶器、纺织等项的综合企业，取名集
成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彻底解决“锁国”与“开国”之争。
1853年，美国东印度洋舰队的4艘蒸汽军舰闯入江户湾，强迫幕府接受
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国书，否则便诉诸武力。1854年，日本在横滨被迫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神奈川条约。随后，荷、俄、英、法、德也同日本签订了
同样的不平等条约。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不仅加速了日本封建经济的解体，
使日本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还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地位。
在这样的危急形势下，幕府内的各派都认为必须施行改革，其中的一项
措施就是扩充兰学译局，成为一所独立的洋学研究及教育机构。这样，在1854
年着手筹建洋学所，1856年初步建成，改名叫蕃书调所。蕃书调所的任务一
方面是收集翻译西方各国文献、研究海外情报，供幕府参考，另一方面是培
养懂外语、通晓西方科技的人材。蕃书所的学生是从应募者中选拔出来的，
人数很快超过了3百人。1863年蕃书所改名为开成所，已开设了5种外语和
9门科技课程，从引进西方科技发展到了自己研制的阶段。
2。清王朝闭关自守政策的破产和早期的改良主义
正当西方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前进的时候，清王
朝于雍正时起重新实行海禁，执行闭关自守的错误政策，特别是自1723年到
1840年的百余年间完全中止了与西方科技的交往。
重新闭关之后，中国的科技发展与西学初传入时期又有不同，一方面清
初的文字狱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束缚，另一方面乾隆、嘉庆年间开设四库全
书馆，集中3百多位专家对古籍校勘注释，于是考证学大兴，形成所谓乾嘉
学派。乾嘉学者精于考证，成绩斐然。但是这一学派成为清朝的学术主体，
使学风脱离实际，脱离对自然规律和生产技术的深入研讨，对中国科技的发
展产生很坏的影响。与日本同期相比，虽同处闭关锁国的状态，但日本依靠
不断发展的兰学，密切了东西方的文化，主要是科学技术的交流，一旦时机
成熟，兰学长期积累的力量就会爆发出来，成为日本发展近代科技的基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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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清代的知识分子专注于古籍的整理，对新事物，对自然科学缺乏兴趣，
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缺乏敏感，即使在闭关自守政策破产之后，许多知识
分子仍然不能正确认识中西科技发展的巨大差距，反而认为这方面中国“必
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这种学风是造成学术文化越来越
落后于欧洲的原因之一。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清朝战败并签订不平等条约告终，中国社会受
此影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从封建社会开始转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
这种背景下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如龚自珍（1792—1841年）、林则徐（1785
—1850年）、魏源 （1794—1857年）提出了改良朝政和向西方学习的主张。
为了了解西方各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着手编译介绍西方各国
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书籍，较为著名的有《四洲志》（林则徐编译）、
《海国图志》（魏源著，1844年）、《瀛环志略》（徐继畲，1848年）等。
早期改良主义的思想可以从魏源的文章中读到，他认为向西方学习的目
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反侵略。在
他看来西方的长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因此建议应设国防工厂，使“我有制造之局”，虽然他也提到在这些造战舰
和造枪炮的工厂里造些民用船只和西方的先进工具，但基本着眼点是军事和
军事技术。这和日本兰学学者在19世纪初主张垦殖产业、同西方通商，用富
国的办法强化国防的主张，和蛮社的成员希望通过研究洋学去寻救国之路的
主张相比，其眼光和抱负无疑都稍逊一筹。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观念上落后于
日本，是因为中国的知识界与西方长期隔绝，只是为鸦片战争所震惊，才睁
开两眼看世界。而日本的知识分子通过兰学的活动与西方文化和科技一直保
持着联系，对西方的文化和科技显然有更深刻的认识。由此可见明治维新后，
日本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是有其内因的。然而能达到像林则徐、魏源这样
的认识水平的中国人，在当时中国社会仍属于少数，他们的建议既未引起朝
庭重视，也没有得到更多人的响应。
和魏源同时代的太平天国领袖洪仁�1822—1864年）提出过一系列更
进步的主张，如发展交通和通讯、办银行、保护工商业、奖励科学发明、保
护专利、鼓励私人开矿等等。后因太平天国起义失败，这些主张未能实现。
3。明治维新与日本科技体制的确立
1868年，日本的倒幕派在“王政复古”的旗号下发动政变，拥立15岁
的天皇睦仁即位，改年号为明治。明治政府执政后倡导改革，在历史上叫“明
治维新”。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即以天皇名义发表了一条誓词，在第五条明确表示：
“向全世界寻求知识，大振皇基”。表明日本的统治者已放弃了“攘夷主义”，
而把“开国”作为基本国策。这意味着日本国民可以将西方的先进科技成就
无任何顾虑地引入，并将受天皇政府的保护，因为明治维新政府认为近代科
技必能振兴“皇基”。这里所说的皇基是指日本国家的经济基础。
明治政府既认识到发展科技对振兴皇基的重要性，就把科学作为国家的
事业加以严格的控制和指导。他们从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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