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不仅很美而且还充满了情意，这种情意就是徐教授在书中提到的神秘主义色彩了。就我所知，自然情趣的兴起西方应该不会晚于东方。或许西方知名文人在表现自然美方面要比中国文人迟上千年，但自然情趣世人皆有之，不应该从几个文人身上得出结论。同时，我还相信，西方应该有一些小文人、小作家在早于陶渊明的时代就写了一些山水田园诗，因为大自然会给人普遍启示，在这充满情谊的启示面前，对于能读懂它的人来说，心中的欣赏与感恩之情是无法抑制的。
（徐志啸：《中外文学比较》，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
治古典文学者不应有的知识欠缺
——读章偶得
？ 金文明
最近我以养病之闲，拜读了复旦大学著名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章培恒先生的几本学术专著和有关中文艺术美的访谈录，一方面为他的博学泛览、骋思善辩之功所折服，同时也为他书中经常出现不应有的知识欠缺而深感惋惜。古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我想选摘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略加考辨，供章培恒先生参考。
（一）唐代的“者”、“下”是否押韵，不能用现代读音去判断。
2004年4月，章先生在接受作家陈村的采访时，谈到了唐代诗人陈子昂的名篇《登幽州台歌》，他说：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里面其实押韵都不押，句式也不整齐，也不讲对仗，但是确实是很好的很美的诗。〔1〕
说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句式不整齐，也不讲对仗，写得很好很美，这些都没有错。作为一首杂言体的短歌，句式当然无须整齐划一，也不必讲对仗，但要说它连“押韵都不押”，那就未免有点信口开河了。
稍微懂点诗歌常识的人都知道，古诗是一种旧体诗，它在表现形式上，跟“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新诗是不相同的。新诗可以押韵，也可以不押韵，无韵的新诗照样称诗；而古诗必须押韵，不押韵就不能称诗。因此，是否押韵，是区别古代诗体和文体的一条基本准则。
陈子昂这首《登幽州台歌》押不押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验证：
其一，它的题名中有个“歌”字（“歌”本身是古代诗体的一种），而且后人编纂的《全唐诗》、《唐诗三百首》都把它收了进去。这说明作者和研究者公认它是诗，因此不可能不押韵。
其二，《登幽州台歌》一共四句，要确定它是否押韵，主要看二、四两句（首句可押可不押）。通过查检中古时代的韵书《广韵》，可知第二句末字“者”属于上声马韵，第四句末字“下”分属上声马韵和去声祃韵。无论马（ｍǎ）韵和祃（ｍà）韵，它们中古音的韵母都是相同或十分相近的，完全可以通押。
既然从题目、体裁和入韵字的查检上都确定了《登幽州台歌》是一首押韵的杂言古诗，那么，作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的章先生，怎么会独逞臆想，贸然地向公众宣告它连“押韵都不押”呢？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由于章先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存在着某些不应有的缺陷。从《灾枣集》所收的几篇述学忆旧的文章中，我们了解到章先生早年曾师从过蒋天枢教授。在导师的点拨下，他攻读了《通鉴》、《史记》、《汉书》等史学名著和《说文》段注、《尔雅注疏》、《尔雅义疏》等文字训诂学专著，还“同时泛览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书”〔2〕，但恰恰没有片言只语涉及对治古典文学者至关重要的音韵学。这一专业领域知识的欠缺，使他无从了解中古语音和现代语音的演变和区别。一到需要准确表述的时候，差错也就无法避免了。据我所知，章先生籍贯浙江绍兴，平时出言吐语、诵读诗文用的都是略带方音的官话。《登幽州台歌》中两个本来押韵的字“者”和“下”，到了现代普通话里已经分道扬镳，变成毫不相干的ｚｈě和ｘｉà。我估计章先生诵读时，用的是他说惯了的现代绍兴官话，当然一点和谐顺耳的感觉都没有，所以才会冲口而出，说它连“押韵都不押”了。这个差错，归根结底，只能是缺乏音韵学常识造成的。
为了证实上述情况，这里再举一个相关的例子。
他在《自我的觉醒和悲哀》一文中，引录了三国魏阮籍的一首《咏怀》诗：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3〕
这是一首确定无疑的押韵的古诗。其中第二句和第八句的入韵字就是“者”和“下”。章先生全文加以引录，而且还对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作了细致的分析，当时并没有认为其中的“者”和“下”不押韵。然而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后来到了要谈论另一首《登幽州台歌》时，他却把阮籍这首同样以“者”、“下”押韵的《咏怀》诗完全忘记了。这说明“者”和“下”的押韵与否，在他那里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二）研究古代文化的人，要学一点干支纪日的常识。
在古人撰写的墓志铭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种用数字和干支配合纪日的形式，例如：
大唐贞观十八年岁次甲辰九月辛未朔廿三日癸巳
上面这一日期，如果用最简单的形式来记述，还可写成：
贞观十八年九月廿三日
以上两种繁简不同的纪日形式，在古代的墓志铭中，哪一种属于常用的呢？说来也许让人不敢相信，根据我对《唐代墓志汇编》的查检和统计，前者的数量要远超于后者。
明明有着简单明了的表述形式，为什么古人偏要舍简就繁呢？
这里的原因一时还说不清楚。但有学者认为，它可能跟考订历日的需要有关。刻在碑石上的墓志，其文中记载的时日，往往会因年代久远而导致字划缺损，如“十八年”缺字而成“十□年”，“廿三日”缺笔而成“廿二日”。这样，原来的日期就不得而知了。但如果有相应的干支标注在那里，只要查一查历表，或用干支表推算一下，缺损的数字就可以被准确地补出来。如“大唐贞观十□年岁次甲辰”，查唐代的历表，可知“甲辰”即“贞观十八年”，缺损的“□”便可确定为“八”而补上。又“九月辛未朔廿二日癸巳”，已知“九月朔”（初一）为“辛未”，查干支表时就从“辛未”往后数到“癸巳”，其数为“二十三”，便可确定“廿二”系笔画缺损而致误，应当改正为“廿三”。
干支与数字的互相配合，可以检验历日记载的正确与否，帮助人们补足缺字，纠正差错。这种方法，已经为许多学者熟知并掌握，广泛运用于文史研究和古籍的考订。
运用干支和年月日的对应规律以考证历日记载的重要性，已如上述。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作为古代文史专家的章培恒先生，是否掌握了这门知识和技能。这里试举两例：
1980年，章先生在《〈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一文中谈到邵氏《闻见录》时，将此书自序所作的时间抄引如下：
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温书。〔4〕
这里的日期和干支，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绍兴”是南宋高宗的年号。查一下宋代的历表，“绍兴二年十一月”的“朔日”，其干支为“戊午”。再据干支表，从“戊午”往后数“十五”，其位置在“壬申”。这说明“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干支应当是“壬申”而不是“甲子”。邵伯温作自序时，不可能写上这样一个错误的“干支”，章先生所据的版本肯定有误。其实，现存邵氏《闻见录》的本子并不少，其明钞本所署干支即作“壬申”而不作“甲子”。章先生自称曾“泛览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书”，为什么就想不到把明钞本拿来校勘一下，以改正底本的差错呢？看来这是由于他缺乏必要的干支纪日方面的知识，因此也就无法发现这一并不十分隐蔽的差错了。
1982年，章先生在《〈施耐庵墓志〉辨伪及其他》和《施彦端是否施耐庵》两篇论文中，引录了两处干支纪日的文字。一处是根据施氏族谱所收杨新撰写的《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末尾所署的立碑时间：
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望日壬寅吉立。〔5〕
另一处是1958年出土的施让之子文昱安葬父母的地券所署的下葬时间：
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朔越有十五日壬寅。〔6〕
章先生抄引了这两段文字后说：“年、月、日无一不合，这《墓志铭》绝不是后人造得出的。”这里，我不想就《墓志铭》的真伪问题发表什么意见，只想问一下章先生：你对这两段干支纪日的文字，有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矛盾和差错？如果看不出来，我就给你提两条：
其一，比较两句引文，可以看出上句中“二月乙卯”后少了个“朔”字。这个字是万万不能少的。缺了它，“乙卯望日壬寅”这样的说法就让人不知所云了。
其二，“二月乙卯朔”和“十五日（望日）壬寅”，其日期和干支存在明显的矛盾。“朔日”为“乙卯”，往后数十五应为“己巳”，因此十五日不可能是“壬寅”；如果十五日是“壬寅”，往前数十五应为“戊子”，则朔日也不应是“乙卯”。这样混乱的干支纪日，章先生怎么能照抄照搬而毫无察觉呢？看来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这方面知识的欠缺。
（三）碧螺春、龙井茶何时出名，哪能离开史料乱说。
章培恒先生曾经写过一篇《中国茶文化杂谈》，收在《灾枣集》里。他在文章中不仅大谈自己喜欢瀹茗品茶的闲情雅趣，而且还向读者详细介绍了古今许多名茶的品位、特色及制作工艺，说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这些随口胡侃的东西，在外行耳中听来，固然会感到侃者学问渊博，才华横溢，但一碰上略通茶史的人，就会发现其间隐藏着不少常识性差错。空口无凭，且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吧。
章先生在写到现今最名贵的两种绿茶时说：
碧螺春的出名，始于晚清；龙井的出名则始于乾隆时期。
事实果真如此吗？先来看碧螺春。
碧螺春是当今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是绿茶中的极品，产于江苏太湖中的洞庭东、西山。清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碧螺春”条云：
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产野茶数株，每岁土人持竹筐采归，以供日用，历数十年如是，未见其异也。康熙某年，按候以采，而其叶较多，筐不胜贮，因置怀间，茶得热气，异香忽发，采茶者争呼“吓杀人香”……因遂以名是茶云……己卯岁（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车驾幸太湖，宋公（江宁巡抚宋荦）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题之曰“碧螺春”。
又清戴延年《吴语》云：
碧螺春，产洞庭西山，以谷雨前为贵。唐皮（日休）、陆（龟蒙）各有《茶坞》诗。宋时水月院僧所制尤美，号水月茶，近易兹名。色玉香兰，人争购之，洵茗荈中尤物也。
以上两例，都是专条记载碧螺春茶的重要资料。由前条可知，此茶民间原称“吓杀人香”。康熙三十八年，皇帝驾幸太湖，江宁巡抚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