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小作坊或私家刻书而言，雕板的好处还在于易于保存。雕板一般是一次性投入，当出版商或者私刻主人一次性付清刻手的薪资之后，这个雕板就变成了出版商的家产，累世传承。当雕板被再次利用时，所产生的成本微乎其微。只要保存得当，可以随用随印。清初，海宁陈之遴之妻徐灿，诗词绝佳，曾有《拙政园诗》与《拙政园词》名显一时，后陈之遴坐罪辽东，徐灿几经转折，回到海宁，早年所刻诗词早已不存。后其孙在家中发现雕板数片，为徐灿早年《拙政园诗》的母本，于是乡人吴骞据此重印，让徐灿诗集再现文林。
对于小作坊与私家刻书而言，
雕板的好处还在于排印成本。相比于雕板而言，活字排版的劳动力成本远远大于一个熟能生巧的雕板刻手的成本。活字印刷的本子，若要再次印刷，重新排校的成本几乎等同于第一次成本。王祯《农书》曾经谈到活字印刷，所需的一个转动木轮，先是将字按韵分号，接着一人手持韵书按号唱韵。显然在刻工之外，出现了排字工与捡字工。相反家传雕板保存得当，数世之后，雕板可以重现文字，排印成本，几乎为零〔4〕。
活字印刷的第二次大规模的举动，可以见证于清康雍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雍正朝内府修书处武英殿开始用铜活字印刷，此书开始于康熙朝，成于1726年，卷帙浩繁，共有五千零二十册，当年只印行了六十四部，而后无续印。
雕板图像处理的优势也是文人出版商偏爱雕板的原因之一。活字对于图形的操作终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明清以来，
市民消费文化的兴起，具有可读性的书本的消费也是其中之一。一般市民文化程度不高，浅显易懂的文字，
特别是上图下文或者右图左文的出版物，比较适合这样的读者。佛经偏向于雕板，也与佛经中的图画文字有关。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照像机时代的到来，雕板在图形上的优势才逐渐被取代。
值得反思的另一个问题是，有了活字与雕板印刷的技术，为什么抄书仍然成为皇家编书与成书的首选。前有明成祖时的《永乐大典》，
仅成书三部，后有旷古巨工的《四库全书》，皇帝干脆放弃了印刷的考虑，直接雇用人力，进行编纂与抄写。此工程耗时十五年，动用四千余人，成书仅七部。
前者现已是十不存一，后者若不是现代技术的相互利用与引证，也可能是难窥全貌。问题是，在雕板与活字印刷都可能利用的明清，为什么都采用了抄工的形式？
除了白馥兰所说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计算、比较与理解技术成本的说法，技术背后的政治文化也许可能帮助我们思考重新理解明清以来印刷技术在中国社会应用这些具体问题。关于雕板的叙述，在中国古籍中，随处可见。明代胡应明认为，雕板始于隋开皇十三年，当年“废像遗经”，于是“雕板为证”，也就是印刷官方文件，立存为证。雕板是以反对佛像与佛经为开始，而到唐中叶之后，却成为佛经传播的主要手段，这是隋开国皇帝所没有意料到的。不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印刷技术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文化。
正是出于对于技术背后的政治的忧虑，至和二年欧阳修曾经上书指出京城内雕板太多，且大都是“议时政”之言，欧阳修很担心这样的文字会“渐广传入敌中，大于朝廷不便”。欧阳修还说，
即使有些没有议论时政，这些雕板文字也大多“不足为人师法者”，所以欧阳修要求开封府将文集焚毁，
并“止绝书铺”〔5〕。
历代文字狱，它不仅毁书，更重要的是毁板。清雍正年间，皇帝本想借着《大义觉迷录》对吕留良、曾静等人言论逐条批驳，敲山震虎，未曾想此书广为流传，颇有雕板以“废像遗经”始，而以梓行佛经兴起的反讽意味。乾隆皇帝仿佛意识到这种反讽，于是就先挖字与改字，后直接禁毁。不过类似《大义觉迷录》，书越禁越有市场，所以才有《四库禁毁书目》的出现。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对于乾隆与《四库全书》的评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清史学者葛尔（Kent
Guy）通过对《四库全书》编纂过程的研究，发现士人与皇帝在《四库全书》的编辑过程中是相互牵制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四库全书》是双方相互妥协的成果〔6〕。《四库全书》旷古繁工，搜罗繁巨。长期以来，关于此工程是扼制了还是推广了中国文明的争论一直未有消停，肯特的研究从另一方面说明，《四库全书》并非只有皇帝一人说了算，编纂者特别是考据者本着求真的态度，
使得今天我们看到的《四库全书》并非像晚清末年反满志士们所想的那么糟糕。而史景迁新作则从雍正对《大义觉迷录》一书的策略上来剖析清朝政治文化，他认为该书是雍正帝有意通过吕留良的案件，加强对西北官员与江南士绅的控制。从方法上而言，这与葛尔可谓异题同趣〔7〕。
除皇帝喜欢抄书外，明清文士也喜欢手持丹黄，抄书自娱。明清抄书的故事，多见笔记与诗话。这些叙述，多呈戏剧化，但却在士林间广为流传。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可以说这些关于书的故事与传奇的总集。但长久以来这些关于书与书的流传的笔记，并未引起学者，特别历史学者的注意。而古籍目录学者，也大多只取其字面意思，转述版本源流，而很少考虑叙述背后的意义。
这些笔记诗话，反复记录文人抄书的传奇故事。一种说法，是说抄书有助于记忆与学习，特别是学习金文与篆文，所以手抄又有“手学”之称。清初孙从添《藏书纪要》中则称，抄校助于了解版本源流，至于“抄书手生茧，照书眼如烛”更是书生“手抄口诵”的最经典的写照。
抄书最戏剧化的故事当数欧阳修，其幼失怙恃，母郑氏教其画地习字。稍长，欧阳修常从邻里借书手抄，“抄未尽，竟能成诵”，后举进士，这算是“手抄即手学”的最好脚注了。为什么抄书成为士人自我标榜的一种形式？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不是技术与技术背后的政治文化所能回答的。
除此之外，文士通过戏剧化方式获得珍籍异本，也常常出现在笔记中。清初朱彝尊不仅自己手校传抄，还雇有专门的抄校手。他听说钱谦益有《读书敏求记》，不离左右，于是趁钱氏会友南京之际，一面设宴款待钱氏，通宵达旦，一面买通钱氏书僮，雇十余名楷抄手，天明之前，抄完全书。直到多年之后，书目流传士林，钱氏才心生疑团，而后与朱彝尊达成协议，不让此书继续传抄于书林，方为了结〔8〕。
朱不仅从朋友处抄书，也利用自己的身份从宫中抄书，后因携带楷书手私入禁中抄录出四方所进图书，听劾降级。时人称为“美贬”，颇有“窃抄不为窃”之意。于是一方面是朱彝尊被降级，一方面却被当成“书痴”得到士林尊重。
类似故事还有乾嘉年间海宁士子周春，先是从鲍廷博处了解到汤汉注《陶渊明诗》被张燕昌所获，接着从张处借得此书，却不肯再还，最终以“梦笔生花”墨团从张燕昌处换取此书，如此，却在其同仁眼里视作“痴情于书”。后来周与书商打赌，洒泪卖出此书，其早年“巧取豪夺”，已完全被士林看成是“与书生情”〔9〕。
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抄书”对士子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换而言之，类似朱彝尊、周春这样的“书痴”，抄书到底给他能带来什么？长期以来的说法，将之归结为读书人对书的痴情。这种脸谱化的叙述，并没有说明抄书者背后的经济的、社会的、与文化的原因，相反将笔记中的叙述不加分析地接受下来，将类似朱彝尊的书痴行为看成与社会、文化相脱节的行为。
事实上，朱彝尊并非完全脱节于社会。书对于他，并非只为个人爱书之好，经济利益也是其考虑原因之一，其宋版《咸淳临安志》，吴尺袅借抄，结果是“二十金只抄得半部”。书不仅是用来读的书，也是进行交换的商品。他在与王世贞、徐乾学、查慎行、纳兰容若、曹寅等人交往中，书籍也起了重要作用，
其《日下旧闻》四十二卷，由尚书徐乾学捐资付雕并为序。应曹寅之约，朱为其编成《两淮盐荚书》二十卷，而此后，朱的《曝书亭集》由曹寅捐资刊印。书因此不仅是商品，也是文人社会网络关系的延伸。
书同时也是社会与文化地位的象征。康熙第五次南巡至浙江，朱彝尊在杭州行殿朝见，并进所著《经义考》、《易书》，康熙表示赞赏，将两书留南书房，以“研经博物”四字匾额相赐。此处书是与“皇恩”相关联。有清一代文人对于书的热情，与“皇恩”大有关系。康熙开《明史》馆，辑《古今图书集成》，本意在于笼络与控制士心，却未曾想到士人通过抄书与辑书，又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天地。正是这些书痴的积极参与，使得杜赫德通过别人的口述了解到在遥远国度里，还有着这样一些读书人与他们的藏书楼，并在纸间笔端留下一丝敬仰与妒意。
关于中国的印刷术与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与其像“李约瑟难题”一样陷入僵局，笔者以为，不如在各种笔记、题跋与诗话中仔细勘察，从技术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书在文人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庶几可以破题。
注释：
〔1〕Jean…Baptiste du Hald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English
edition； 1737；转引自 Timothy Brook； 〃Edifying Knowledge： The
Buildings of School Libraries in Ming China〃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7。1； June 1996。
〔2〕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
1368…164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00。
〔3〕金简：《钦定武英殿聚珍板程式》卷1，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
〔4〕王祯：《农书》卷22。
〔5〕欧阳修：《论雕印文字剳子》转引自《欧阳文忠集》卷108，中华书局1936年版。
〔6〕Kent R。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7〕Jonathan D。 Spence； Treason by the Book； New York：
Viking； 2001。
〔8〕吴寿暘：《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3，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版。
〔9〕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2，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1970年版。
中国军歌谈片
？ 毛 翰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回望风雨飘摇中的祖国，深感国民精神的萎靡，转见日本军歌对培养其国民尚武精神的积极作用，不禁感慨道：“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吾中国向无军歌”，“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后来成为护国名将的蔡锷，当时更撰文痛言：中国“自秦汉以至今日皆郑声也”。
中国古代当然还是有军歌的，但总的实绩确实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