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政权的巴斯马奇叛乱，在农业集体化运动时期进行抵制和破坏。但是，
由于得不到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支持，最终都归于失败，不得不被迫接受苏维
埃政权的改造。
苏维埃政府为了保证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自由，将全苏联伊斯兰教划为4
个辖区：
①苏联欧洲部分与西伯利亚的逊尼派穆斯林宗教管理局，领导机构设在
巴什基尔共和国的乌法；
②中亚与哈萨克的逊尼派穆斯林宗教管理局，领导机构设在塔什干；
③北高加索与达格斯坦的逊尼派穆斯林宗教管理局，领导机构在达格斯
坦的布伊纳克斯克；
④外高加索及全苏的什叶派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其领导机构设于巴库。
1941年，卫国战争开始，绝大多数神职人员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当
时4个伊斯兰教区的教务中心均发表声明，忠于苏维埃政权，谴责德国法西
斯的侵略，并号召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支援前线。这期间开放的清真
寺约有1200座。在斯大林逝世前，清真寺数目一直呈缓慢增长的趋势。
2。其他欧洲国家的伊斯兰教
法国：进入20世纪后，阿尔及利亚等前法属北非、黑非洲等地的穆斯林
涌入。1921年，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穆斯林战士，由巴黎
市和法国内政部提供资助，建立了巴黎大清真寺。该寺能容纳千人进行礼拜。
以后，巴黎大清真寺管辖巴黎、里昂、马赛等城市中由政府或外国投资修建
的几乎所有的清真寺。1922年，旅居巴黎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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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等国的穆斯林发起创建了“巴黎伊斯兰中心”。中心包括清真寺、
伊斯兰学院、伊斯兰图书馆和接待厅，其宗旨是在巴黎社会上开展伊斯兰活
动，宣传发扬伊斯兰精神，教育穆斯林履行教法规定的宗教功课，提高他们
的宗教思想和知识水准，为当地穆斯林举办各种宗教仪式和社会公益事业，
并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后曾多次重建。1936年，法国在巴黎建立了“伊斯
兰行政高等研究中心”，1973年改名“当代穆斯林世界研究所”，成为世界
重要的伊斯兰学术研究机构之一。
德国：德国的穆斯林主要来自土耳其、摩洛哥、突尼斯等国。1926年，
巴基斯坦的阿赫默迪亚教派在柏林建立了一座清真寺。1924年，第一个德国
穆斯林社团在柏林——沙尔——罗腾堡地区建立。1932年，穆斯林移民在柏
林成立“世界穆斯林大会德国分会”的民间组织。
希腊：希腊的穆斯林主要是奥斯曼土耳其占领期间的土耳其人及其后
裔。1923年，约40万居住在希腊的土耳其穆斯林被遣返回土耳其，但仍有
许多人留在当地。1932年，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领袖谢赫·穆斯塔法·艾凡
迪在色雷斯地区发起创建希腊色雷斯伊斯兰联合组织。其宗旨是维护希腊穆
斯林统一，普及伊斯兰教，遵照圣训行事。这个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被迫停止活动，战后又恢复活动。鼎盛时期曾拥有5000会员。该组织一直为
穆斯林免受歧视，普及、推广伊斯兰文化而努力，因而在土耳其族穆斯林中
享有很高的威信。
阿尔巴尼亚：在1946年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前，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穆斯
林国家，全国250万人口中2/3是穆斯林。该国的伊斯兰教是随奥斯曼土耳
其帝国的入侵而传入的。征服者一方面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另一方面加紧对
基督教徒的迫害。阿尔巴尼亚的法律和习俗都深深根植于伊斯兰教原理。伊
斯兰教法说明官 （即穆夫提）管理全国的清真寺和伊斯兰教育，并对国家的
立法有着巨大的影响。教法说明官还领导一个伊斯兰教议会。阿尔巴尼亚的
穆斯林社会一直和奥斯曼帝国时期一样保持着宗教组织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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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国的伊斯兰教
自清末民初以来，受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教育救国”、“科技救国”思
想的影响，一批穆斯林学者、经师如王宽、阿卜杜勒·卡迪尔等提倡改革宗
教教育，实行“经书两通”、“阿汉兼通”，采用现代教育方式创办了伊斯
兰教新式学校，促进了中国穆斯林寺院经堂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化。这些伊
斯兰教新式学校著名的有成达师范 （1925年由马松亭、唐柯三在济南创办，
后迁北平）、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 （1928）、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
（1928）、云南明德中学（1930）和杭州穆兴中学等。20世纪30年代以后，
在全国各地回族穆斯林分布较多的地方，兴办的各类普通小学达四五百所，
普通中学和师范专科学校也有二三十所。同时在旧式经堂教育中课程设置也
在逐步改变，普遍增设汉语文、常识等课。在新疆地区，经堂教育由小型分
散的私塾形式，发展到专门的宗教学校 （麦德莱赛），在教学形式、讲授内
容和管理方式上，颇具该地区的民族特色。
与此同时，中国穆斯林开始派遣留学生到埃及的艾资哈尔大学及土耳其
等伊斯兰国家留学，从1930年至1945年，埃及艾资哈尔大学接收中国穆斯
林留学生，上海伊斯兰师范、昆明明德中学、成达师范及新疆先后派出六届
40余名穆斯林学子。许多人学成归来，成为国内知名的穆斯林学者。
在这一时期，中国穆斯林建立的伊斯兰社会团体和学术文化机构日渐增
多，广泛开展了学术活动。按其性质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为学术团体，
如“清真学社”（1917年北平）、“中国回教学会”（1925年上海）；第二
类为文化团体，如“中国回教文化协会”（1934年上海）、“中国回教俱进
会”；第三类为宗教团体，如“中国伊斯兰布道会”（1933年太原）、“中
国回教公会”；第四类为教育团体，如“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1922年西
宁）、“常德回教教育辅助会”（1920年湖南常德）；第五类为青年团体，
如“中国回教青年学会”等。参加这些团体的除回族穆斯林外，还有少数维
吾尔、东乡族穆斯林。他们出版发行书刊，举办现代教育，改革经堂教育，
翻译、出版伊斯兰教经籍，向中近东伊斯兰教国家派遣留学生，促进同外国
穆斯林之间的文化交流，加强了国内穆斯林的团结与交流。
30—40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策，并挑拨各
民族之间的关系，以至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几起侮辱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严重
事件。1931年，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主编的《新亚细亚》杂志登载了诽谤伊斯
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和穆斯林风俗习惯的文章；1932年，由国民党要员直接
主持的《南华文艺》与“北新书局”，先后出版了侮辱穆斯林的文字；1936
年，《全民报》、《时言报》、《世界晚报》和《公民报》等刊载了侮辱穆
斯林妇女及伊斯兰教长的文章《哈密出美女》；1947年，《北平新报》诋毁
伊斯兰教“敬猪为亲”等等。这些事件极大地伤害了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
族感情，引起了各地穆斯林的强烈愤慨，许多伊斯兰教界领袖及社会名人，
以当时北平、上海的穆斯林社团为后盾，团结各族广大穆斯林为反对民族压
迫，维护穆斯林的正当权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回族青年马骏、郭隆真、刘清扬与周恩来等
一起领导了天津的斗争。在北京、上海等地，许多穆斯林参加了这一革命活
动。济南的回民在马云亭阿訇的带领下砸毁反动派的喉舌《昌言报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斗争中，穆斯林都起了积极、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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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穆斯林纷纷加入了抗敌救国的行列。在 1937
年“七·七事变”中，北平回族穆斯林即组织了“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
积极展开对抗日将士的后勤支援。当年冬，时子周、王静斋等在河南郑州发
起成立“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次年在武汉改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
并在大后方各省、市 （县）设立分、支会，高举“兴教建国”的旗帜，为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分裂阴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贡献力量。庞士
谦、马天英等分别组织了“中国留埃学生朝觐团”和“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
向世界揭露日寇的暴行，介绍中国穆斯林的抗战情况。各解放区也成立了抗
日救亡团体，如在冀鲁边区，1940年初，王连芳等人筹备成立了“回民抗日
救国总会”，革命圣地延安也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有效地团结了
回族穆斯林群众同日本侵略者、回奸进行斗争。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
等穆斯林抗日组织成为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振兴民族和伊斯兰文化，许多穆斯林知识分子
还在各地创办了许多刊物。继《醒回篇》之后，1925年，云南创刊了《清真
月报》。此后，《伊光》（1927年天津）、《震宗报》（1927年北京）、《月
华》 （1928年北京）、《清真铎报》（1929年昆明）、《穆士林》（1930
年香港）、《突厥》（1934年南京）、《回教青年》（1936年南京）、《伊
理月刊》（1936年汉口）、《回教大众》（1938年武汉）、《中国回教救国
协会会刊》（1939年重庆）、《回教论坛》（1939年重庆）、《绿旗》（1939
年上海租界）、《回教文化》（1941年重庆）等先后出版发行。这一时期，
穆斯林刊物多达数十种。其中《月华》出版到1948年，经时20年，《清真
铎报》亦坚持时间甚长。这两个刊物影响甚大。
伊斯兰文化学术活动很盛，先后抽译、选译和全译出版了《古兰经》及
其他典籍的汉语译本和维吾尔文译本。1919年，马魁麟、杨德元《宝命真经》
选译本刊行；1927年，李铁铮汉语通译本《可兰经》刊行；1931年，姬觉弥
译《汉译古兰经》刊行；1932—1946年，王静斋译《古兰经译解》甲、乙、
丙三种译本先后刊行；1942年，李廷相译《天经译解》刊行；次年，刘锦标
译《可兰经汉译附传》刊行。大批宗教义理方面的著作刊印出版，教史研究
兴起。1927年，非穆斯林学者阿垣发表了《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35年出
版了金吉堂著《中国回教史研究》，以后《中国回教史鉴》、《中国回教史》、
《中国回教小史》、《中国回教史纲要参考资料》等先后刊印。为便于穆斯
林购置经书刊物，一些地方建立了经书流通机构，如 1928年上海创办的中国
回教经书局。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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