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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倔强的知识分子，取代高丽王朝的李氏贵族对之当然不欣赏。终于，在1392年，李氏贵族派出刺客，在京城善竹桥刺杀了这位有着极高声望的儒学大师。
人虽然杀了，但是当李氏一登上宝座之后，他们又开始提倡郑梦周的忠烈和他的伦理学说。因为郑梦周的学说和人格，又变得有利于巩固李朝的政权。
郑梦周的这种性理之学和忠烈节义的传统，能够继续获得它的生命力，政治原因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够一直得到朝鲜人民的敬仰和认同。朝鲜民族是一个十分顽强的民族，他们有自主独立的精神，这些气质都与他们的儒学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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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一场架，吵了一百年
在朝鲜的哲学史上，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大辩论。前前后后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几代哲学家都在这场辩论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朝鲜的“四七论辩”。
“四七论辩”是什么意思呢？“四”就是儒家所说的“四端”，也就是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性中好的东西：“七”就是儒家所说的“七情”，也就是一般的诸种情感，它们是世俗之人都具有的。
“四端”也好，“七情”也好，都是儒学中的基本概念。它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性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的善恶和人的本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关于这场大辩论，可以从一个名叫权近的朝鲜哲学家那里说起。
权近生活在14世纪，也是朱子学的大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入学图说》中，对四端和七情曾经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四端是人的本性的出发点，所以完全就是善的；但是七情呢，却是从人的心里流出来的，所以有的善、有的恶。”权近认为，人的四端来自于“理”（宇宙的本质、规律），而人的七情来自于“气”（构成世界的物质性的基本材料）。如果七情能够合乎人性的法则，那当然就是非常好的，符合人的道德本性的。但是情感表现出来后，如果并不合乎道德本性，那当然就是不好的。
权近的论述还只是个“引子”，真正掀起这场辩论的人，还得要数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李退溪（1501—1570年）。
李退溪根据《朱子语类》，认为“四端”是通过“理”派生出来的，而“七情”是由“气”派生出来的。但是这个观点却遭到了他的一个学生的质疑。这个学生名叫奇大升。于是，他们师徒二人就以书信的方式相互展开辩论。
奇大升对他的老师说，人的四端和人的七情，都是理和气共同作用的结构；理和气是不会分离的，所以“四端”和“七情”也没有那么绝对的区别，没有必要非得说什么属于“理”，什么属于“气”，它们都是人的各种性情罢了。
但是李退溪却不同意，他回信说：四端和七情虽然都要经过“理”和“气”的相互作用，但毕竟是两个东西，还是有所侧重的：像仁、义、礼、智这些东西，都是人的道德品性，它们体现了宇宙的正道，必然要以“理”为主，“气”为辅；而“七情”，是人的一般情感，尚且谈不上是否符合“天理”，所以当然可以以“气”为主，“理”为辅。
除了这师徒二人进行争论以外，还有许多儒家学者参与了这场大辩论。比如说有一个叫李珥（1536—1584年）的人，他比李退溪要小30多岁，就比较同意奇大升的观点。他不仅反对李退溪把“四端”和“七情”分开，而且反对他对“理”的偏爱。李珥说，“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气”是物质性的东西，人所有的性情都是从“气”里面生出来的，其中甚至也包括了“四端”之类的道德品性。
后来，李珥的学生———宋时烈（1607—1689年）也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过他基本上还是同意他的老师的见解。宋时烈固执地认为，朱熹的思想是不会错的，要是有错也是后人给弄错了。于是，宋时烈的思想非常迎合朝廷的口味，最终成了李朝后期的正统思想。这样一来，从16世纪到17世纪，朝鲜哲学史上的“四七论辩”才终于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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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实学”的勃兴
当我们知道“四七论辩”是怎么回事以后，肯定会觉得，这些朱子学的学者谈论的东西，似乎和实际生活不太相干。可以说，他们是在“空谈性理”。
脱离了生活的哲学，注定要被生活所抛弃。
其实，在17世纪的朝鲜，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它的衰落期。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的20—30年代，日本人的侵略、女真人的侵略，使得李朝元气大伤，封建的中央政权就没有以前厉害了。另一方面，朝鲜的商品经济、对外贸易发展越来越快，所以弄得封建的自然经济也越来越萎靡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朝鲜半岛上反对朱子学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实学”开始在思想开明的士大夫中兴起了。所谓“实学”，就是倡导自然科学技术，认为思想学术应该对社会起到积极的实际作用的一派儒家学说。实学家们希望能够通过认识朝鲜民族的历史传统，来改革当时的社会。实学家们强调事实经验，更强调实用价值。虽然他们也谈论一些比较抽象的哲学问题，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讲究实际的。他们想借“实学”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
在这群实学家里面，有许多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比如像柳馨远，他就能够通晓天文、地理、数学、音乐、医学、军事等西方学术。还有一个叫李翼的人，对儒学、天文、地理、历史、制度、风俗、文学等都有研究，而且他还了解西方自然科学和天主教方面的知识。
由于具有这些自然科学的背景，实学家基本上都是唯物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所以他们在“理”和“气”的关系上，当然就认为世界中的一切，都是从“气”里面来的，而“理”是事物的“道理”、“规律”，是在事物内部的东西。
实学家不仅认为自然是“实在的”，而且他们追求实干的态度也很鲜明。在他们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中，也都和实际生活有关。比如说，他们极力建议改良工业和农业，主张大刀阔斧地对土地分配制度、税收制度、教育制度、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改革。
实事求是，讲究实效的哲学思想，在当时是一种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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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东学：正宗的朝鲜货
所谓“东学”，就是“东方的朝鲜之学”的意思。
东学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其实是一种宗教性的思想，是相对于西方的天主教思想而言的。朝鲜人又把它称为“东道教”、“天道教”。
东学的创始人叫崔济愚。当时，他对正在没落的朝鲜社会感到很不满意，所以立志要改造社会。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他结合朝鲜本身的思想情况，杂合儒释道，创立了属于朝鲜的一种宗教哲学。而崔济愚之所以要提出这么一种思想，其本意是要对抗西教（基督教），于是，他便自号“东学”。
崔济愚的东学思想，既像宗教又不太像宗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支配万物鬼神的是一种叫“至气”的东西，而不是像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中那样，有一个上帝或者真主。但是他又说，这种“至气”就是“天主”，每个人心里都有“天主”，所以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此外，他还把自己封为“教主”。
这样一来，东学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成为一个组织了。这就是“东学党”。在崔济愚当教主的时候，虽然东学思想已经开始传播了，但东学党还不太明显。直到东学党的第二任教主，一个叫崔时亨的人出来替天行道时，东学党才开始盛行朝鲜。
崔时亨是朝鲜全罗道人，自号“纬大夫”。他从《老子》、佛经里面摘选出断章片句，自成一家，到处传授。渐渐地，跟随他的信徒一天比一天多。饥饿的老百姓们听了东学党的号召，都愿意揭竿相从，公然和朝廷作对。而在那个时候，朝鲜政治腐乱，财政困难，粮饷不发，军队当然也就没心思替王室作战。于是，在1894年，崔时亨率领东学党乘机起义，占领了全罗道，气势很盛。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东学党起义”。
至于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就很熟悉了———
朝鲜朝廷向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政府请求出兵平定叛乱。6月，清军1。5万人在牙山登陆。日本以清军赴朝为借口，7月派1万人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策动政变，建立了一个亲日的政府。后来，日本又同该政府签订两个条约，规定朝鲜必须按日本的指示进行“改革”，给日本以特权。1894年7月25日，日本乘势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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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天竺之国的哲学传统
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吠陀》
吠陀，是梵文Veda的音译，是智识的意思。《翻译名义集》说：韦陀，又名吠陀，此云智识，由此生智。雅利安人称此为七戢所作，是天启的圣典。黎俱吠陀的完成，大约以西元前1200年为中心。此后的一两百年间，又有沙摩吠陀、夜柔吠陀的编集，最后又有阿达婆吠陀的出现。阿达婆吠陀，是在该地土著达罗毗荼人中间流传的降福、攘灾或咀咒仇敌的咒语，为雅利安人吸收采用到祭典中，而取得第四吠陀的地位，四吠陀的完成，大约是西元前800年间的事。
四吠陀的内容，如下所述：
（一） 黎俱吠陀。四吠陀中，黎俱吠陀是最原始的一种，这是雅利安人居住在五河地区的时候，诗人歌颂大自然的诗句，及招请诸神至祭祀场所的赞歌。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下来，最后编集而成的，这是世界最古老的诗篇，由1017首诗组成，计10580颂，分为10卷。这是在祭祀的时候，献给诸神的赞唱。
（二） 沙摩吠陀。这是苏摩祭时所用的赞歌，由1549颂所组成，分为两卷。其中多是预祝丰年的赞歌。
（三） 夜柔吠陀。这也是纯为祭祀用的赞歌，它的出世较晚，约是雅利安人离开五河，移居阎牟那河拘罗地方的作品，它是由韵文与散文混合而成的。
（四） 阿达婆吠陀。阿达婆吠陀与前三者不同，前者是公认的圣典，而此则全是个人招福攘灾、咀咒仇敌的咒法，古代印度称前三吠陀为“三明”，视为三位一体，阿达婆吠陀则是后来附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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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四种姓
四种姓的产生是和婆罗门教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婆罗门Brahmana，梵文的原意，是“神学的掌握者”，亦有净行、静志的意思。而婆罗门教，则是由五河时代的吠陀教演变而成的。雅利安人侵入五河地区，征服土著，当时就有了种姓的分别。不过当时只是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间的差别。原来种姓梵语“Varna”，它原来的字义是颜色或品质的意思。本来，雅利安的梵语Aryan，就含有神圣的或高贵的意思，因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