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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坐，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别林斯基热情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别林斯基的表情上看出自己的小说有希望在他主持的《祖国纪事》上发表，心里稍觉得轻松，不像刚进门时那么紧张了。“您的小说我整整看了一个上午，坦白地说，我完全被它打动了。您是位艺术家，真理已对您展现和忠告，像天赋一般落在您的身上，您要珍视您的天赋，对它忠诚不渝，您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告别了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他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样。他长久地伫在街头，陶醉在这幸福而庄严的感觉之中，新的生活开始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就成了俄罗斯文学批评界的焦点人物。但由于其小说的思想性过于深刻（初看起来甚至有些枯燥、晦涩），同时代文学界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深度，所以在他去世后，因哲学家们参与对其著作和思想进行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思想才开始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接近的，当时还很年轻的俄罗斯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此后的3年之内（1881—1883年），他又连续写出三篇纪念他的讲话，对他的宗教哲学思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此后，从哲学的角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仿佛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一个主流。
19世纪末，俄国哲学家们纷纷把自己的目光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看作是自己哲学创作的原动力，接触过他的哲学家们纷纷改变了自己的“信念”。要知道当时的俄国哲学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压倒了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语），当时，绝大部分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是在这个环境里成长的。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转到了与当时流行的这些学说对立的一面———基督教信仰，有人甚至直接成了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宗教哲学成了俄国哲学界的主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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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美是生活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1828年7月生于萨拉托夫一个神父家庭。1853年结婚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到彼得堡，成为《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家进步杂志的撰稿人。1855年发表著名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篇论文向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美学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定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美学甚至是他批判唯心主义、捍卫唯物主义的第一战场，也是他对沙皇俄国进行革命改造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领域。他所批驳的是当时还继续支配俄国文学的黑格尔美学理论。他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加以研究，认为艺术问题“只是个战场，而斗争的主题则是艺术对整个精神生活的影响。”
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黑格尔美学理论把美看作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它认为自然美是理念发展到自然阶段的产物，而艺术美是理念发展到精神阶段的产物，因而艺术美高于自然美。黑格尔的美学观点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俄国有很大影响。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理论相对立，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解决了美学的基本问题———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美不是主观自生的，不是体现在“最终形式”中的“绝对思想”，提出“美是生活”的著名命题，强调生活是美的本质。美是客观现实的特性。除了反映客观现实，艺术作品是没有其他内容的。不仅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还认为只有“应当如此的生活”才是美的。
博大精深是几乎涵盖社会科学所有领域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体系的突出特征，其美学思想也不例外。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然启发着我们去思考。他赞扬人类的智慧和劳动能创造出比人类出现之前完善得多的世界。人们尚未住满的地球将会呈现繁荣景象。地球本来布满原始森林、美丽的草原和富饶的牧场。但是人类也在剧烈地破坏自然的原始状态，焚烧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牛蒡莠稗杂草丛生。然而这位先哲预言，人们脚下正无法遏止地消失着的荒野的原始美，必将由人的辛勤劳动才能赋予大自然的新的高级美所代替。
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不同的社会阶级对美的理解是不同的。正像鲁迅入木三分地揭示出《红楼梦》中贾府里的焦大不会爱多愁善感的林妹妹的病态“美”那样，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妙笔生花地阐明了美的概念对不同社会阶级生活条件的依赖关系，揭露了美的概念和审美标准的阶级性，指出了贵族和平民美学观点的巨大差别。
他写道，在普通人看来，美好的生活就是吃好住好，睡眠充足。但农民把劳动包括在生活之中，不劳动而生活不仅不可能，而且叫人烦闷。辛勤劳动而不致精疲力竭的富足生活是美的条件。而弱不禁风则给乡下人不愉快的印象，因为他们一向认为消瘦不是疾病就是苦命的结果。劳动不会让人发胖，发胖是一种病态，是体格虚弱的标志。乡下美人不能有纤细的手足，民歌中关于美人的描写表现着精力旺盛和健康匀称的体格，这是生活富裕而又经常适度劳动的结果。上流社会的美人必然手足纤细，如果大手大脚，那不是长得不漂亮就是并非出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上流社会美人的耳朵小，患有“偏头痛”这类“富贵病”。诚然，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也仍旧是有魅力的，但是病态、柔弱、萎顿、慵倦，在他们心目中也有美的价值，只不过那是奢侈的，不劳而获的，无所事事的生活的结果。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最重要原则是现实主义。他同别林斯基一样，认为文学艺术应当真实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他同时认为艺术的目的不仅在于“再现生活”，而且艺术还有成为“人的生活的教科书”的最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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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战争、和平与《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是个伟大的人，读他的作品，我们必须挺直腰杆。确实，谁只要翻开《战争与和平》，就会马上产生伟大乐曲在演奏之感。
这部小说托尔斯泰于1863年动笔，写了整整6年。它以1812年俄罗斯民族胜利地反击拿破仑侵略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全方位地再现了当时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动态，“战争”与“和平”的广阔画面是以4个贵族家庭贯穿起来并交替出现的。其中着力刻画的有———激战中负重伤的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博爱的安德烈；留在莫斯科企图刺杀“人类公敌”拿破仑而后专心从事十二月党人活动的彼埃尔；天真纯朴，热爱生活，喜欢俄罗斯民间琴声的少女娜塔莎；还有道德堕落、没有灵魂的美人爱伦，无耻的阿那托尔等等。纷乱的纠葛，坎坷的命运，儿女情长悲欢离合，烽火连天浴血疆场，130万字的巨著，自始至终充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战争与和平》场面之壮阔，气魄之雄浑，容量之巨大，的确无与伦比。全书描写了559个人物，上至帝王、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奴，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具有奇妙的真实感。在这里，荷兰画派那种纤细精致的笔触和米开朗基罗那种使人屏息的气势，出色地交织在一起，诚如斯特拉霍夫所说：“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感情的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面里都应有尽有。”
这部小说将主人公的生活，历史人物的活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以及历史哲学的议论熔为一体，构成了一部兼有史诗、历史小说和编年史特色的杰作，不愧为世界文学巨匠的大手笔。作品一问世，就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几乎一致公认托尔斯泰为文坛盟主，认为这样独树一帜的小说使“他在公众心目中断然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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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托尔斯泰主义
19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为托尔斯泰创作的中期。60年代初的俄国恰值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特殊阶段（即农奴制改革前后），具有各种倾向的作家，此时都很留意“以古为镜”，从历史经验中寻觅解决现实课题的答案，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成为作家们倍加关注的焦点问题，因而往往将艺术视域投向历史题材。托尔斯泰受此思潮感应，完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罕有的描写战争题材的不朽杰作———史诗性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该作品在艺术上颇具独创性———兼有史诗、编年史和历史小说三者的特色；情节复杂、人物众多、规模恢宏、气势磅礴，像现实生活本身那样五彩斑斓、丰富多姿。它以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事件，以包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竺豪夫（均属庄园贵族）和库拉金（属宫廷贵族）四大贵族世家的生活为情节线索，揭示这样一个核心主题：描写战争严酷考验下的俄罗斯民族的命运，赞颂俄国民众身上蕴藏着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指出人民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
此时的托尔斯泰仍然站在贵族阶级的思想立场上，继续探索进步贵族青年的社会出路问题。《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列。包尔康斯基、别竺豪夫。彼尔就是其精心塑造的理想的正面贵族典型，属于托尔斯泰笔下那一类自传性探索型系列形象。他们两人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和精神探索，最终殊途同归，都达到“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境界，流露出与后来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一脉相承的，博爱忍让、顺从天命、不抵抗邪恶的“卡达拉耶夫精神”的道德说教。
70年代至托尔斯泰逝世，是他的创作晚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质变———同贵族地主阶级决裂，从原先的贵族地主阶级立场转到了封建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此时的托尔斯泰从基督教教义、东方古典哲学（如孔孟儒学、老庄道教和印度佛教）中兼收并蓄，杂糅成托尔斯泰式的教义———“托尔斯泰主义”。
世界观的激变，引起其文艺思想与艺术创作的某些显著变化：一方面对沙皇专制的俄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进行最猛烈的批判，表现出“撕破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则又不遗余力地进行“托尔斯泰主义”的道德说教，把“爱一切人”、“不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当作消除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