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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之外，特别在1989年的革命之后，这种要求具有一种新的质。要求“自决”一词的含义模棱两可，施展其固有的活力。在过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过稍加改变莱比锡星期一大游行时的口号，就可很好地显示这种自决的模棱两可：“我们是人民！”也就是说，人民不想被奴役和被压迫，而是想由自己决定谁来管理他们，首先是谁不能统治他们。“我们是一国的人民！”这是召唤民族的感情，而且也很快招致复仇。在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在土崩瓦解的苏联，这种“自决权”的位移变化不仅引起形形色色的有争议的独立声明，而且首先是引起对少数的压迫，随后又引起暴力。我们突然面临着公民社会的大堆破碎玻璃，然而，自由的种种希望是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的。
倘若重新发现民族特性，即各种具有深刻的、历史共性的群体的文化特性的话，本来可能会是文明进程中前进的一步。它意味着越来越了解这样一种事实：共同的公民权利与文化差异并不矛盾，而是相反，会为文化差异开拓新的回旋空间。然而，幸运的和谐不会持久。很多地方利用差异作为武器，来对付公民的身份地位。这种武器由于社会的感情冲动而强化，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这种社会情绪称为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意味着，属于某一个群体的归属性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获得一种几乎是宗教的重大意义。在以色列，作为其生存的理由，许诺凡是回到这里来的一切犹太人，都给他们提供一处住所。甚至在那里，人们探讨正统概念上的犹太教，而正统是排斥改良派犹太人的。（以和平的方式维系以色列这样一个多文化的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国家，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当前富有爆炸性的问题之一。）不仅在四分五裂的前共产主义的帝国里，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征兆在扩散蔓延，而且在西欧也一样，人们可以听到“请买英国货！”，“法兰西属于法国人”，“中欧”等口号。在各种社会里的成员资格，不是被理解为一宗有关各种可能扩大的权利的事情，而是被理解为一些不可改变的、被赋予的特征，这些特征必须得到保护，使之不受外人的任何污染。
一种新的文化悲观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在自由飘荡，它具有类似的影响。50年代和60年代的倾向是好大狂，认为要有效率就得要求规模越来越大；此后，与此相反的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在70年代，各种要求符合人性、有节有度和以小为美的口号听起来很悦耳。不过，很多人打着这些口号，不仅放弃了不必要的大规模，而且背离了一种正处在通往世界公民社会道路上的国际共同体的力量，最后甚至连由民族国家保障的公民权利也沦为改变了的气氛的牺牲品。一种新的、对真实可靠性的渴望，滋养着一种对“现实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形式的”联系的浪漫主义的寻求，即一种对通过热烈感受不断的讨论、而不是通过法和根据法设置的机构而得到合法性的寻求。
这样一些观察使人回想起现代精神和根系联结的题目。在某些方面，现代世界似乎也是一个冷静的地方，它提供了新的机会，因为它砸碎着旧的约束关系，然而，没有旧的约束关系却很难生存。“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前面有一章节里，由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语录的“拼凑”描绘了这种情况。在这里不应该认为，对于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其他的虚假的神明的产生，只有惟一的一个共同的原因。我仅仅认为，它们当中有许多在一方面是共同的，即同围绕着公民的身份地位和生存机会的现代社会冲突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们以一种被错误理解的自决权的名义，主张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自治，对公民权利的促使文明化的力量进行攻击，甚至是以少数的要求的名义进行攻击。此外，有些人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因为他们过去曾经为公民的身份地位斗争过，他们至少也部分地对这种攻击的卓有成效负有罪责。一种温和的自由主义广泛传播，它把为一切人争取到的公民权利和应得权利的共同基础的伟大成就孤注一掷，以迎合少数人的分离主义。于是，少数的权利首先被误解，然后一反常态，变为少数的统治。最后，这样一种态度甚至不再反抗积极分子们的原教旨主义，因此，吵吵嚷嚷的少数可能要求沉默的多数的所谓的支持。
这是在公民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大倒退，我们正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代价首先在于一些冲突，谁也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能解决这些冲突。在民主的阶级斗争所产生的组织、制度化和调节的经验中，没有任何一个经验能应用到积极活动的少数身上，他们或者要求脱离一个现存的整体，或者企图把他们的原教旨主义的信仰强加给所有其余的人。恐怖行动和内战的威胁，一般都伴随着这个进程，如果二者不是糟糕到没有任何遏制的希望的话，二者也会浪潮般出现，这些浪潮似乎是不可能中断的，是不可预见的。这一切并非偶然。
最昂贵的代价在于损害生存机会方面和阻止全世界迈向公民社会。显然，只有当一切有关参与者都能理解，普遍的公民身份地位并不消除一切差别时，迈向全世界公民社会的目标才能达到。拓展公民身份地位的进程并不使机会变得均等，而是创造机会。它使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不平等变为可以容忍，因为它把它们约束在一个共同的公民之家里。（而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对发生的改变，可以以公民资格原则的名义提出指控。）公民身份地位以类似的方式使文化的多样性变得可以忍受。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权利，是各种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之一，但是，它也包括放弃一些会危害共同公民身份地位原则的贯彻方法。经验表明，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分离主义者与公民权利拥护者不同，他们有其他当务之急的事要办。他们首先想要一个拉脱维亚人的拉脱维亚，或者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很久以后才会想要有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的公民自由或者在爱尔兰的新教徒的公民自由。分离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想要同质性，然而自由党人需要异质性，因为异质性是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里通往普遍公民权利的惟一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做的选择是明确的；它令人回想起卡尔·波普尔为开放社会所作的辩护：我们可能返回到部落生活中去，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文明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迈向公民社会。
4．社会失范的风险
现实的冲突总也是看得见的冲突。事后议论有些社会结构有深刻的分裂，如果没有由于这种分裂而引发明显可见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纷争，那么这种事后诸葛亮也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在当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里，并不存在在概念的经典意义上的阶级冲突。无论如何，大多数观察家看不到在权力和应得权利的一般障碍两边的各群体之间的政治斗争。无疑，存在着一些旧的冲突的残余。多数派阶级继续进行着他们的小规模的再分配战斗。有些地方，还在应用阶级冲突的语言，而人们理解这种种原因，如果人们想到某些差异的话，诸如意大利的南北差异，或者大不列颠的南北差异。不过，即使在这些国家里，阶级也不再是冲突的占主导地位的基础，倘若开始形成新的分界线和对抗，它们暂时也并不导致新的有财产者和新的无财产者之间的有组织的纷争。
之所以如此，有其一些原因。原因之一就在于一个压倒性的多数的规模实在庞大、因而具有沉甸甸的分量。对于相对强大的群体来说，不值得建议它们接受多数派阶级，对于被排斥的人来说，接受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开放的社会里，社会冲突的个体化提供着另一个原因。也许在任何时代，在有组织的群体里，团结一致的行动仅仅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次优方法。它是十分耗费力量的，需要付出高昂的感情的代价，它要持续很长时间，其后人们才能有所收获。因此，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试图自力更生，奋勇前进。在美国，很久以来，这已经就是排解冲突的占主导地位的方式。今天，在大多数国家里，至少在发达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这也是适用的。个人的流动取代了阶级斗争的位置。
只要人们在有组织的群体里采取行动，那么，这些群体与其说是阶级政党，不如说是特殊利益集团或者社会运动。正如我们在前几章里所见到过的那样，这种分割可以用社会的演变来解释。在公民权利几乎变为普遍的时刻，生活领域的不平等取代了普遍要求公民的、政治的或者社会的权利的位置。人们为要求承认妇女同工同酬而斗争，或者反对某些特定形式的环境污染，或者要求裁军，但是，他们这样做是建立在公民身份地位的共同基础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运动完全是在公民社会的界限之内形成的。甚至也只有在有可能以一个稳定的公民权利总架构以及服从法律的义务为前提时，公民的不顺从才有意义。
然而，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那些长期失业者和长久贫困的穷人，不集合在一起，进军他们各自的首都，在那里要求他们应该充分分享公民的身份地位？为什么没有诸如失业党或穷人党之类的东西？而如果这种要求太过分，为什么下层阶级不至少借助暴动，去捣毁那座多数派阶级在其中过得舒舒服服的房子里的动产呢？
有时，他们也确实这样干。可怕事件的画面经过多年之后，还令人记忆犹新，令人痛苦。当1985年在布鲁塞尔海泽尔体育馆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变为凶残的暴力冲突之时，甚至连那些如醉如痴的足球球迷们也转而离开“体育运动”。斯卡曼勋爵（Lord Scarman）撰写的关于1981年“布里克斯顿骚乱”的报告，富有人道精神，发人深思，但是，它不能抹掉电视画面上怒气冲冲的脸孔，袭击警察的石块和燃烧弹，抢劫和破坏。在美国，暴力和暴乱具有悠久的传统；不过，1984年费城一架警察的直升飞机轰炸好斗的占领房屋者，依然令人记忆犹新。头戴钢盔、身背盾牌、全副武装的警察对付示威者，这种画面已经几乎成为晚间新闻的司空见惯的组成部分。富裕家庭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成立组织，冠以辞藻华丽的名称，诸如“红军派”，“玫瑰旅”，他们绑架企业家和政治家作为人质，直至人们最后在被抛弃的汽车的行李箱里发现人质的尸首。而且，这里还根本没有谈到在大城市街头袭击、破门而入和谋杀的日常习见的暴力。巴巴拉·图季曼（Barbara Tuchman）用14世纪那面“遥远的镜子”映照20世纪时，她找到了很多读者，而这就不会令人惊讶了：“瘟疫，战争，苛捐杂税，拦路抢劫，政府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