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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珀的第二个政治见解是关于世界体系中领导地位的问题。成为领导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起模范带头作用；另一种是成为发起人，游说其他人以达成共识。库珀说，中国成功的经济增长和基本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地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已经显示了中国在日本、韩国和台湾之后的模范带头作用；人们已经开始议论“中国模式”（Chinese model）。其实，中国并没有什么宏伟的全盘计划；中国有的是邓小平多年前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和探索精神。他们开始在部分地区试行新政策，如果成功，再推广扩大。
在成为发起人方面，中国要主动管理、协调国家间的关系，以维护和提高全球整体的系统。如果中国不同意其他发起人的方案，中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像北朝鲜和古巴那样完全退出国际体系，但这在今天的中国难以想象；另一种是提出新的方案，发起讨论，多方征求意见，然后再修改，再讨论，直到达成多方共识。
要想使中国的提案最终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必须从整个体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systemic perspective）。如果中国想成为发起人，中国必须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知道自己的提案要被修改，甚至有可能被完全否定。美国就有多次被否决的经历。如果中国领导人顾及“面子”，没有十拿九稳的提案就不愿意拿出来供多方讨论，那么中国很难成为世界体系的设计者。
政治学家把过去的六十年称为“美国霸权”时代（the US hegemony）。中国一些领导人也选择用这个词描绘美国的领导地位。其实，“霸权”的定义并不清楚——什么是霸权？如果“美国霸权”是指美国起主导作用（dominant state），那么这个词是正确的。世界二战以后，除了前苏联在军事领域有抗衡的实力以外，美国在其他领域几乎所向无敌。如果“美国霸权”是指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说一不二，有决定性作用，那么使用“美国霸权”这个词就是错误的。我们基本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合作，主要国际条约不能落实。既便如此，也有例外：《海洋法》（The Law of the Sea Treaty）（美国政府同意了，但国会否决了），国际刑法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和《京都条约》（Kyoto Protocol）都在缺少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成立了。如果“美国霸权”指的是，美国可以随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这是完全错误的。美国在国际谈判和国际关系中有太多的不如意：1954年美国支持的欧洲国防社区（European Defense munity）就被法国上议院否决；美国在1958年就希望英国加入欧洲经济体（European Economic munity），但英国直到1973年才加入。此外，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European Free Trade Area）；1967年肯尼迪回合贸易谈判中关税减少的程度；1971年Smithsonian Agreement（史密森协定，指1971年12月，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西方十国所达成的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协定）货币重估（currency revaluation）的幅度等等都与美国的初衷相距甚远，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看似久远，但实际上“美国霸权”指的就是这个年代。美国并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美国必须要游说其他国家，向他们说明美国的提议也是为他们着想，他们也能从中获利。有时美国能够成功说服其他国家，但更多的时候美国败兴而归，或者大幅修改最初提案。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中国这个话题。如果中国想领导世界，它必须做得像个领导。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思考：这个整体系统能做什么？应该如何运作？这并不是要求中国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是要求中国不是狭隘的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把眼光放得更宽、更长、更远。只有在一个运作良好的、鼓励和平和经济昌盛的世界体系里，中国才能继续发展。在现有的世界体系里，中国发展得很好。如果中国认为世界体系有什么不足，中国必须提议如何改变、如何提高这个体系，然后多方游说。这是一个对外心态问题。
库珀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在以下五个领域还没有这样做。第一，在控制核武器扩散方面，中国与北朝鲜和伊朗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中国应该利用这些关系为核不扩散积极提出备选方案，征求各方意见，而不能只是消极抵抗。第二，在世界贸易体系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如果中国不喜欢美国和欧盟的提案，中国不能只说no，而是要提出备选方案。一种可能的立场是：世界贸易体系不需要进一步开放了。但这个立场根据“自行车理论”――自行车骑得越快就越稳，一旦放慢车就倒了――不可行。中国到底认为世界贸易体系应该如何运作，我们还不清楚中国的态度。第三，在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坚持要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CCC）的平台达成协议，但是FCCC有192个成员国家，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有否决权。阻止达成国际协议不是解决气候变化的办法，仅仅靠发达国家的努力显然也不是办法，那中国认为我们应该怎样缓解气候变化呢？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方案。
第四，在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方面（adjustment process to imbalances in balance of payments），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中国经常项目今年的盈余是GDP的5。4％，明年将是5。9％，中国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超出了任何资本帐户“以防万一”的需要；美国经常项目今年的赤字是GDP的3。4％，明年将是3。7％。有人认为这个不平衡不可持续，库珀不这么看（详见《哈佛笔记》第70－74节）。胡锦涛说，中国汇率政策是中国自己的事。虽然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不是最大的，瑞士和新加坡的比例比中国还高，但是中国的基数大，规模大，影响大，非小国可比。如果中国拒绝让人民币升值，那中国认为这种收支不平衡该如何解决呢？
第五，在国际货币储备的管理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对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表示不满，提议过渡到由国际货币基金（IMF）发行、各国官方金融机构使用的SDR（特别提款权）体系，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过渡到新的体系。过渡到SDR体系实际上是IMF在1978年的官方立场，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现在中国央行行长这样说，就会受到重视。现在一些国际金融专家在讨论此事，库珀自己也身在其中。
库珀总结道，中国这么大，发展这么快，对世界的影响非同小可，外国人不可能不关注中国的方方面面；邓小平的28字方针中的“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出头”的思想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中国必须从整个国际系统的角度思考问题和自己的对外关系。■
九十三 一位年轻外国学者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4月26日下午，印地安那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中国政治和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斯考德·肯尼迪（Scott Kennedy）在哈佛大学做公开讲座，题目是“中国的学习曲线：中国是如何重塑全球治理的”（The Mandarin Learning Curve： How China Is Reshaping Global Governance）给公开讲座。
肯尼迪从1991年到1992年在中国南京霍普金中美中心（Hopkins…Nanjing Center）学习中国政治经济和历史，2001年从乔治华盛顿大学获政治学博士，2005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在中国的游说业》（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与很多外国人相比，肯尼迪对中国的看法相对客观积极。
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外国人的观点大致分为两类：一种观点是为中国与世界接轨叫好（cheer leaders）；另一种观点比较保守，警惕性很高（alarmists），他们担心中国入世后会改变世界游戏规则。无论是哪种观点，这些外国人作判断的前提假设是：倡导自由主义的国际规则是公平的；如果中国不完全开放，落实、执行国际承诺，错误在中国。
肯尼迪则与众不同，他选择从中国的立场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他说，如果中国领导人在全国人大作有关中外关系的报告，他不会从中国是否与国际规范合作、是否执行国际承诺这个角度出发，而会从中国是否有效地利用国际规则保护、提升自己利益的角度阐述中外关系。
肯尼迪想研究的问题是：中国人是如何学习国际规则的？中国人玩国际游戏玩得怎么样？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其他国家要怎样对待已经进入国际领域的中国？
他从三个层次来讨论全球治理：国际规则的制定；国际规则的使用；国内政策法规对国际规则的处理。他认为，国际规则既有自由主义倾向，也包括保守主义因素。例如，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定期为发展中国家的高层官员提供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培训的形式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前两个小时讲解自由贸易的好处，后面29天半的时间都用来训练这些官员如何利用世贸原则在牺牲他国利益的基础上保护自己的利益。虽然中国在贸易方面还没有完全自由，但基本上坚持公平贸易的原则。
肯尼迪认为，有些国际规则的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应该反对。例如，世贸组织1994年签定的《与贸易有关的保护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明显是保护发达国家利益的，阻碍知识技术的传播，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上保护研发者利益。TRIPS本身就是由享有很多专利权的十几个大公司起草的。肯尼迪说，他的观点与美国政府的立场相左，但他是做学术的，他要保护的是公共利益。
由于时间关系，肯尼迪直接给出他的研究结论：
1）中国在同时变得更加自由开放，也更加保守；中国是在国际规则之内游戏，知道如何自我保护，例如越来越多地用反倾销法起诉他国。
2）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更加倾向保护生产者利益，而不是消费者利益。例如，生产者竞争政策比食品安全对他们来说更重要。这是他们国内政治经济传统决定的。
3）有国际业务的公司比仅仅有国内业务的公司更有竞争性；他们是坚定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