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伙食费每年要花36万两白银，仅此一项就占帝国全年白银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面对这种类型的收支账单，老百姓已经老老实实地掏钱结账了，你尽可以慢慢修你的宫室。反过来说，你提供的公共服务却充满了假冒伪劣的货色，不治水不救灾，盗贼遍地，豪强横行，你这个天子是如何代理天道的？不敢跟你较真退货甚至另请高明也就罢了，凭什么还叫老百姓额外掏钱给你修宫室？这个道理，即使是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帝国官员也知道讲不通，于是举朝上下一片反对之声，纷纷要求皇上取消矿税。
万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阉官去各地办理此事。阉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了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他们需要上缴的税额也有点承包的色彩：听说某地有什么矿，有什么可征的税，可以弄到多少钱，便拍了胸脯带着亲信下去弄。果真完成了任务当然很好，没有完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常见的是完成了任务却假装没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征税采矿的阉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科级干部，论权势则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他还下令大规模挖坟掘墓找金子。他的党羽们十分威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家，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当地的官员难免有看不惯的，对他的工作就不那么配合，当地商人和百姓更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听说陈奉要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数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哄，争着冲他扔石头。陈奉逃掉之后，便向皇上告状，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字，说他们煽动老百姓动乱。万历本来是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皇上，不上班不办公，所有的请示汇报基本不看，但是对家奴的报告则迅速批示。陈奉告发的五个官员，两个被抓，三个被撤，其中有两个还是四品知府。（3）
按说这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陈奉的来头太大，惹不起。但是一个叫冯应京的五品佥事偏偏不长眼。万历二十九年正月，陈奉摆酒请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陈奉派兵出去镇压，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震慑百姓。《明史》上说，湖广巡抚支可大——当地的最高监察官员——“噤不敢出声”，而冯应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陈奉见冯应京告状，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皇上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发了怒，贬了冯应京的官，将他调到边远的地方去。这时又有两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监察官员自己跳了出来，一个是给事中田大益，一个是御史李以唐，他们请求皇上原谅冯应京，说陈奉不好，还说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专门吃好人。皇上更生气了，你劝我饶他我偏不饶，干脆下令将冯应京除名。
陈奉这里则不断向皇上打报告，他说他派人去枣阳开矿，枣阳知县王之翰、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也阻挠破坏，皇上又下令将他们撤职。这时负责监察工作的要员，都给事中杨应文又跳了出来，请求皇上原谅这三位。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脸色，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气。皇上也真生了气，干脆派锦衣卫去武昌，把陈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处罚再次升级。
冯应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甚高。锦衣卫到达武昌的时候，老百姓听说要抓冯应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陈奉则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将冯应京的名字和罪状大大地写了，张贴在大街闹市。老百姓怒不可遏，上万人包围了陈奉的住所，陈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六个爪牙没跑掉，被愤怒的群众投进了长江。锦衣卫中也有被老百姓打伤的。陈奉躲进楚王府后，一个多月不敢露面，请求皇上让他回北京。皇上将陈奉召回的时候，这家伙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在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卫，数里不绝”。而冯应京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劝老百姓不要闹了。
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放。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中。而陈奉回京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有两个监察官员说他的坏话，又被皇上撤了职。
陈奉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使税监之一。《明史》用了半页纸点各地陈奉们的名字，陈奉不过是其中的五个字。而这一个陈奉的脚下就躺着一片经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大大小小的陈奉们各自率领着数以百计的恶棍党羽横行霸道，“吸髓饮血，以供进奉。”进奉给皇上的大概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九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承包利润高得惊人。结果闹得“天下萧然，生灵涂炭”。
三
最初读到上边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怀疑。最叫我怀疑一点，就是矿使和税监们太坏了。在我的生活常识里，纯粹的恶棍就像纯粹的圣人一样罕见，怎么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坏蛋？这未免大凑巧了。我想，中国史书倾向于把太监和女人描写成祸水，为皇上或者为专制制度开脱责任，恐怕不能全信。
帮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后一遍重复，是一本描写1900年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书，那里讲了清末民初北京良乡县吴店村的村长变换的故事。（5）
清朝末年，良乡吴店村的公共事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1919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
这就是说，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的位置上退出了，这类人就是司马直那样的人物。而替换上来的，通常是敢于也善于征收苛捐杂税的人物，譬如陈奉那样的人物。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四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是省、府、县，承担行政职能的最底层是里（村庄）。我们已经提到了郡太守（相当于省）、知府和村庄一级的筛选情况，中间还缺一个县级。在矿使税监横行天下的万历年间，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正在苏州府的吴县当县令，他后来托病辞职了。袁宏道的书信中有许多对自己当官的感觉的倾诉，叫苦连天，读来却颇为真切。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进入当时县级官员的内心世界看一看。
袁宏道写道：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引者注：治钱谷就是征税。仓老人是在最基层征收皇粮的杂役，经常干些吹毛求疵克扣自肥的勾当），谕百姓则保山婆（引者注：即媒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阉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
……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在袁宏道的感觉中，堂堂县太爷的角色，对他个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贱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脸，搜刮百姓的狠心肠，媒婆般的巧言语，处理文牍的好耐性，总之是一副丑态。在这些丑态里，搜刮百姓的狠心肠与陈奉之流的作为是近似的，这里不再多说。至于伺候上官及讨好过客，这些都是官场必需的应酬，其实质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正常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陪着转转，一起吃两顿，送点土特产，照顾点路费，怎么就把人家说成吸血的蚊虫？再说，吴县刮来了民脂民膏别人沾点光，别人刮来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这是一张人人都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官场关系网，袁宏道在圣贤书里没有读到这些规矩，居然就如此满腹牢骚，恐怕要怪他太理想主义了。
袁宏道说，他自己在少年时看官就好像看神仙一样，想象不出的无限光景。真当上官了，滋味倒不如当个书生，劳苦折辱还千百倍于书生。他说，这就好比婴儿看见了蜡糖人，啼哭不已非要吃，真咬了一口，又惟恐唾之不尽。做官的滋味就是这样。（6）
袁宏道的感觉书生气十足，只能代表一部分被官场淘汰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他惟恐唾之不尽的东西，有的人拼命要从人家嘴里往外抠，有的人则含在嘴里咬紧牙关，死死捂住，惟恐被别人抠走。拉关系走后门，巴结讨好分肥，乐此不疲者满世界都是。
五
其实，汉灵帝和万历本人都不是恶毒得不可思议的魔鬼。
汉灵帝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在后宫里扮装小商贩，让宫女们也扮装成各种商贩，做各种买卖，他穿上一身小商贩的衣服周旋其间，坐在假装的酒楼里喝酒。后代的史学家对此很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好责备他心理变态。汉灵帝很有一点马克思描绘的资本家性格，能在资本的增殖中获得巨大的乐趣。这本来是在人类历史上大有贡献的品格。此外，他还是一个可以被感动的人，可以为了司马直的一封遗书暂时抑制自己的乐趣。问题是他当了皇上，当了名义上的公众利益的代表者，这样的代表显然不应该以搜刮公众的财富为乐趣。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不当皇上并不是由他本人决定的。
万历也不是纯粹的恶棍。冯应京被捕后不久，皇上曾有一次病危，他召来了首辅大臣，对他交代后事，皇上口授的遗嘱听起来通情达理。皇上说：先生到前边来。我这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