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等人的到来，给林彪带来了一连串不愉快的消息。首先，博古告诉他，他的革命领路人、堂兄林育南因为反对王明，已被开除出党，并于1931年夏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惨遭杀害。听到这一噩耗，林彪强忍住内心的悲痛，沉默着没有吱声；其次，毛泽东被剥夺了一切重要职务，大权旁落，并受到党内“左”倾人士的猛烈批判和抨击。
博古带来的消息，使林彪敏锐地感觉到，此时此刻，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关系着自己的命运。他比以前更内向、更阴沉，有时整天不说一句话，不理一个人，只是低头钻研战术，指挥战事。
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外国人之间智慧的较量，因为国民党军队和工农红军在军事上的实际指挥者都是德国的军事顾问。博古等人不懂军事，把指挥大权拱手送给了李德。李德这个吃惯了牛奶面包的日耳曼人，既不懂中国的地理民情，又不理会毛泽东运用过的已经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只会死抠军事条例，根据地图指挥打仗，结果把事情越搞越糟。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初，李德、博古等人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为两部分作战，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口号。对于这个口号，在后方养病的毛泽东称之为“使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取得当时能够取得的最大胜利”。打得很疲劳的拳头是指红三军团。彭德怀痛感一、三军团分开作战的弊病，他抱病写了一首词，表达当时无可奈何的心情：
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彭德怀词中说的“大哥”，是指红一军团。林彪带领的红一军团坐守防御，供给困难。当一、三军团汇合时，林彪碰见黄克诚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盐没有？”这是因为红三军团在白区作战，供养补充比较容易。
反“围剿”斗争中，李德、博古等人提出了“短促突击”战术。这个战术，即是以碉堡对碉堡，以阵地对阵地，俟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时即用短促突击消灭之。这种战术除偶尔获得一两个小胜利外，每战每败。有战士这样发牢骚说：“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去同人家比堡垒，这是搞什么鬼呀？”在红军的师级干部中，也流传着这样一句俏皮话：“短促突击，等于送死。”
在临时中央支持下，李德凶焰十足，他宣布凡是对中央指挥不满和抵制“短促突击”战术的人都将受到严惩。轻则剥夺军权，重则送上法庭。
林彪素以善打运动战著称，他一开始就反对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术，因为如陈云所说，“短促突击拒绝了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术”。1934年2月24日，林彪和聂荣臻向军委提出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结果遭到军委的批评。军委告诫林彪，要坚决服从命令，不要脱离中央的正确轨道，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李德的淫威下，林彪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执行“短促突击”特别下力。他请李德来一军团讲授“短促突击”战术。李德整整讲了一天，大谈“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内容。
李德走后，红一军团的干部战士们纷纷反映说“听不懂”，越听越糊涂。林彪开导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学嘛。”爱钻研战略战术问题的林彪果然学有所成，于1934年6月17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二十七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得到了李德等人的赞赏。
对于林彪此举，聂荣臻认为，“林彪突然发表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在政治上的表态”。联系到林彪后来所说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一语，他的这一举动蕴含的真正动机也就很清楚了。
彭德怀与林彪同为军团长，在李德的淫威面前，彭德怀始终没有低下头来。他痛斥李德、博古等人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对此，毛泽东十分感叹地说：
“一个是硬汉子，一个是细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
毛泽东随口吟诵出“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的诗句。他用那敏锐的目光，注视着手下两员战将。
五 破围先锋
一个要保存实力，一个要顾全大局，破围部队军政首长展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争吵。风头正劲的学生对老师，既不服管，又不服软。
红一军团指挥部险些被包饺子。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用驳壳枪顶着耿飚的脑袋：“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湘江苦战，血流漂杵。负责阻击湘军的红一军团伤亡惨重，林聂第一次不敢打包票。朱德向全军发出最后的动员令：“胜负关系全局，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骨岳血渊换来黎明的曙光，毛泽东重掌中枢。遵义会议后，下台的李德想起了“友好”的红一军团军团长，结果被气得半死。
林彪和聂荣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毛泽东的忧虑是有原因的。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被中共临时中央派往江西于都去做“调查研究”。当时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指出，“毛主席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去于都搞调查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这年秋，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经过长达几个月的疟疾折磨后，体质十分虚弱。他双颊深陷，颧骨高耸，长发披肩，憔悴不堪，看上去很令人难受。但是，比疟疾更为难受的是根据地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毛泽东表面上平静自如，内心却忧心如焚。
金秋十月，温煦的阳光洒满庭院。林彪、聂荣臻回总部接受任务后，顺道来到毛泽东住处，看望老师。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半开玩笑似的说道：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这一段时间我这里是门可罗雀呀。”
林彪腼腆地一笑：“我们红一军团前些日子在福建温坊作战，今天才从前线回来。回来接受总部的新任务。”
“什么新任务？”毛泽东问道。
“要作战略转移。”林彪回答。
沉默了一会，聂荣臻忍不住问道：“主席，我们要到何处去？”
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转移的方向和地点连军团一级的首长也不知道，所有计划都放在李德的行囊里。10月中旬，中央红军近十万人马开始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含泪辞别赤都瑞金，向谁也不熟悉的地域行进。
国民党在红军西进途中精心布置了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吹嘘它为“钢铁封锁线”。突破敌人的封锁，最最要紧的是和敌人争速度，抢时间。可是，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命令部队成甬道式队形前进，其中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为左、右双翼，五军团殿后，中央纵队居中，大批辎重物资随军行动。
对于临时中央的这种行进阵式，毛泽东戏称为“叫花子搬家”，刘伯承讥笑是“抬轿子行军”，彭德怀更干脆，说这是“抬棺材送死”。
由于大量辎重物资随军行进，加之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行军速度十分缓慢，每天只能前进四五十里路。红军经过英勇奋战，冲破敌人二道封锁线后，情况已经十分严重，红军面临绝境。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沿粤汉铁路湘粤边展开，在湖南境内良田至宜章之间形成一道屏障，阻遏红军前进。此时，蒋介石已经判定红军主力在实施突围，急令其嫡系部队长途追击，同时，广东敌军也利用铁路之便超前堵截。在这一严峻形势面前，红一军团的两位军政首脑之间发生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争吵。
当时，红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广东军阀在占领乐昌之后向红军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到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根据情报，广东敌军正兼程赶往乐昌。林彪于是决定，带领红一军团不占九峰山，拣平原地区走，一下子冲过乐昌。
“那怎么行呢？”林彪的决定遭到聂荣臻的强烈反对。
林彪见聂荣臻反对，便陈述了他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你放心。我估计敌人还没到达乐昌。”
“我也估计敌人可能没有到达乐昌。但是，我们的两条腿怎么能够跟敌人的车轮比速度呢？就算我们冲过去了，中央纵队怎么办？敌人把后面的八、九、五军团截断了怎么办？”聂荣臻没有让步。
“生死存亡之际，保存实力是最重要的。这是争取最后胜利的要诀。我是军事首长，可以机断行事。”林彪把手一挥，“就这样定了。”
“不行。”聂荣臻加重了语气。作为政治委员，他深知这一行动执行后的严重后果。他一字一句地说：“不执行军委命令你是要犯错误的。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之权。”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参谋长左权提议暂不行动，先派一个连到乐昌侦察一下再定。
聂荣臻同意了：“派人侦察是可以的，但是部队必须按照军委命令向九峰山推进。”
军团部到了麻坑圩，侦察连前来报告，乐昌大道上已看见大批敌军。正在这时，麻坑圩敌军逃跑时没来得急撤走的电话响了，林彪习惯地拿起了话筒：“什么事？”
“你们发现赤匪了吗？”话筒里传来一声广东话。原以为是部下报告情况的林彪一愣。“是敌人。”聂荣臻和左权也听得清清楚楚，两人面面相觑。这时，头脑灵活的林彪用一副大大咧咧的口气说：“我们是中央军，刚刚来这里接防，没有发现‘赤匪’活动。你是哪里？你们是怎样布防‘赤匪’的？”
电话是乐昌附近一个叫赖田的民团团长打来的，他哪里知道听电话的是“赤匪”军团长林彪，他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全部讲了出来。粤军邓龙光部的三个团已经开抵乐昌，一个团的部队开往九峰山。
听到这里，林彪的脑门上沁出了几滴冷汗。听罢电话，他急令二师第四团立即行动，奔赴九峰山，拼死抢占阵地，他自己也亲率后续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九峰圩之敌。
九峰山从山脚到山顶，怪石兀立，古树独生，悬崖陡壁，洞深路险。被林彪命令前往抢占九峰山的红四团政委杨得志在回忆录《横戈马上》中这样写道：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适逢瓢泼大雨。没有照明设备，四周一团漆黑。雨点像倾泻的大水，随着狂风扭成水鞭子，一道一道地向我们抽打着，使你抬不起脚，挪不开步，好像要淹没在这个世界似的。广东军阀在这里派兵守卫着。我们攻一个山头，他们退一个山头，真是一步一个血印从敌人手里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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