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的律师资格呢？”我问。
“实际上很简单，”威考克斯说。“只需把你在哈佛的成绩单寄到本州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申请律师资格。他们不会拒绝您的。当然啦，您必须把我们的民法和刑法好好温习一下，您需要的书我那里都有。由于您来自另外一个州，他们会允许您参加三次律师考试。您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哈佛的成绩单？那大概很难弄到，我想，因为哈佛大学与我素不相识。但是，我不是也没有经过任何飞行员培训吗？而我口袋里装着一张足以乱真的联邦航空局的飞行员证书，上面写着我有资格驾驶客机，不是吗？
我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务主任写了封信，索要秋季课程表和法学院情况介绍。几天后，我要的材料就落在了我的信箱里。课程一览表上列着哈佛法律博士必须修完的所有课程，上面还印着一些漂亮的标识和信笺抬头。但一个大学的成绩单究竟应该是什么样，我心里一点儿谱也没有。
狄安妮毕业于俄亥州大学商业管理专业。在一次谈话中，我闲聊般地问起她学生时代的事情。
我发现她当时热衷于参加数不清的校园活动，有点像大学里的交际花。“你一定没怎么好好学习。”我打趣道。
“才不是，我学习很刻苦呢，”她一口咬定。“我平均成绩是3。8分，我四年级时还上了优秀学生名单呢。你知道，你可以既玩得开心又不妨碍取得好成绩的。”
“哇，好啊！我才不相信你能有那么好的平均成绩呢。我得看看你的成绩单才能相信。”我故意反驳道。
她咧嘴一笑。“好吧，你这个狡猾的笨蛋，我正好留着一份呢。”她说，几分钟后，她拿着文件从卧室里出来。
成绩单一共有四张法律文书大小的横格纸，实际上是经正式证明的她大学四年成绩的复印件，由教务主任作了公证和证明。第一页顶上用黑体字印着大学的校名，下面是俄亥俄州的州印。接下来是她的名字，毕业的年份，取得的学位，以及授予这个学位的学院（商业管理学院）。这几页纸的其余部分都一行接一行地填满了她所修的课程、日期、累计的学分和她的成绩。每一年结束时都有一个平均成绩，最后一项列出了她的总平均成绩，是3。8分。最后一页的右下角是俄亥州大学的印章，上面加盖了公证员的章，并有学校教务主任的签名。
我像海绵吸水一样把成绩单的结构牢记在脑子里，然后把它递给还她。“行，你不仅很性感，而且脑子也挺灵的。”我假装道歉地说。
第二天，我上街去了一家平面艺术材料商店、一家文具店和一家办公用品公司，选购了一些法定尺寸的文件纸，一些版面设计材料，几种不同字体、字号的不干胶字母，一些画家用的钢笔和铅笔，一把刻刀，一些胶水和一把直角尺，几枚金质图章和一个公证员的钢印。
既然威考克斯也有可能看到这份成绩单，我就把我三年的总平均成绩定在3。8分。
终于完成了，这份拼拼凑凑的东西活像一个版面设计师案头的淘汰品，但把这几页纸放进自动复印机后，印出的成品却非常漂亮。看上去就和电脑里吐出来的玩意儿一模一样。我在最后一页底部盖上了一个金质印章，又在上面加盖了公证员的图章——故意盖得模糊不清，并在图章里用一支很粗的钢笔龙飞凤舞地签上哈佛法律学院教务主任的大名，然后还在伪造的签名下注明教务主任同时也是公证员。这样，这满满6页的赝品成绩单就算大功告成了。
那么它到底像不像真的哈佛成绩单呢，我不知道。等我把这份假成绩单递交给州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时，决定性的考验才能见分晓。威考克斯当律师已经15年了，任州助理检察官也有9年。他结识本州的许多律师。他说，我是他遇到的第一位哈佛毕业生。
整整三个星期，我泡在威考克斯办公室的藏书里，钻研那些大部头书，我发现法律这门学科比我原先设想的要简单得多，同时也要枯燥得多。然后，我就屏住呼吸走进了州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一位办事员翻看着我伪造的成绩单，赞赏地点点头，然后他复印了一份，把赝品原件还给了我，同时还给了我一份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申请表。在我填表时，他一边在日历上查找，一边给某人打电话。
“如果您认为准备好了，可以在下个星期三进行考试，”他说，然后鼓励地笑了一下。“对于一个哈佛的高材生来说，这应该是小菜一碟。”
如果我真的是一位常春藤名牌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生，他的说法兴许是对的。但对我来说，这场考试就像攀登一座大山，整整8个小时，我不停地连蒙带猜，“也许”、“大概”、“可能”、“说不定”，自信的推断加上一知半解的猜测。
我没有通过。
然而令我吃惊的是，在通知我考试不及格的单子后面，还附着我的考试卷子，上面显示了我答对和答错的题。显然，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里某人对我产生了好感。
我回到威考克斯的办公室，再一次埋头在他的藏书里，主要集中对付那些我在考试中答错的问题。威考克斯只要可能就亲自辅导我。六个星期后，我觉得自己可以再作第二次尝试了。
下期实际上，我对自己打杂工的角色很满意，我并不想真的审理案子。那样太危险了，搞不好就会暴露我对法律基础知识一窍不通。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里格比和我做的工作都是枯燥乏味、毫无乐趣。
19、我的名牌西服让人瞩目
我又失败了。但我的考试卷子又一次回到我手中，上面显示了我具体答对和答错了哪些题目。实际上，我看到我自己居然答对了那么多法律问题，心中倍受鼓舞，我决心在最后一次尝试中通过考试。
7个星期后，我进行了第三次考试，我通过了！两星期内我就收到一份漂亮的证书，上面证明我获得了本州的律师资格，可以挂牌开业了。我捧腹大笑。我连高中都没有毕业，从未踏过大学校园一步，却成了一名有正式资格的律师！不过，我认为我所缺少的学院资历只是一些专业术语，在我4个月临时抱佛脚的法律学习中，我懂得了法律都是由专业术语堆积而成。维护正义的正是专业术语。
威考克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他安排州检察总长和我面谈了一次，总长在威考克斯的大力推荐下，聘用我为助理。我的年薪是12800美元。
我被派到公司法处，它是检察总长的一个民法部门。处里的律师负责处理所有违反州法律的无关紧要的诉状、侵犯所有权的投诉、依法征用地的案子，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房地产纠纷。
说实在的，这些理应是其他人干的。我受命协助的高级助理名叫菲利普·里格比，他是当地的一个古老而显赫的家庭的后裔，为人傲慢。里格比认为自己是一位南方贵族，而我正好撞上了他的两个最强烈的偏见。我是北方佬，更糟糕的是，我还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北方佬！里格比把我降级使用，让我充当“勤杂工”的角色———拿咖啡，拿这本或那本书，他随时想用什么，就差我去拿。我是本州薪水最高的打杂男孩。里格比是一个沙文主义情绪激烈的老顽固。而许多其他比较年轻的助理的观点与我一致，他们大多数都是当地人，但他们的思想却惊人地开明和自由。
我在处里的年轻单身汉中很受欢迎。我钱包里还有2万多美元，就毫不吝啬地把这笔钱花在总检察长部下那些朋友们身上，请他们在高档餐馆吃大餐，出去划船郊游，晚上在豪华的夜总会里寻欢作乐。
我有意识地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好像我来自纽约的一个富裕家庭，但我从不直接说明这一点。我住在一个豪华气派的湖畔公寓里，开一辆租来的美洲豹，衣橱里挂满名牌衣服，阔气得可以跟英国大公相比。一星期中，我每天都换一件不同的西服上班，这一方面是为了令自己开心，但更重要的是我那些花样繁多的衣服似乎使里格比大为不快。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有三套西服，其中一套我可以肯定是从他那南部殖民地时期的祖父那里传下来的。里格比花钱也很不大方。
如果说我的穿衣打扮惹恼了里格比的话，其他人对此倒是十分赞赏。一天在法庭上，在处理一个案子的短暂间歇中，法官在长椅子上探过身子，对我说道：
“康纳德先生，您也许对本法庭的法律程序没有什么贡献，但您无疑给我们增加了一些档次，先生。您是南部各州穿着最讲究的勤杂工，律师，本法庭对您提出表扬。”这是真心的称赞，我听了很高兴，里格比却差点中风。
实际上，我对自己打杂工的角色很满意。我并不想真的审理案子，那样太危险了，搞不好就会暴露我对法律基础知识一窍不通。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里格比和我做的工作都是枯燥乏味、毫无乐趣的，我巴不得让他去打理呢。偶尔他也会扔给我一根骨头，允许我拟写某个无关紧要的土地争端报告，或在某个特定的案子里作公开陈述，我很喜欢做这些事情，我认为，我总的来说对付得还算成功，没有给律师界的同行们造成损害。里格比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律师，我坐在他后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比我在法律书和考试中搜罗到的知识多得多。
大致说来，我的这个职位是一个避风港，是一个不太可能被猎狗发现的藏身之处。当你寻找罪犯时，你很少想到在总检察长手下的检察官当中寻找，特别是你要找的又是一个不满20岁的中学退学生。
我加入总检察官的班子几星期后，狄安妮被派到了达拉斯。失去她，我只难受了几天，很快就与格劳里亚交上了朋友，她是州里一位高官的女儿。格劳里亚开朗活泼、充满活力，很讨人喜欢，若说我们的关系还有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她还不能算是一个亲密伴侣。但我逐渐明白，一个女人穿着衣服也照样可以令人赏心悦目。
格劳里亚来自一个虔诚的循道宗教信徒家庭，我经常陪她到教堂去，但我让她明白我是不可能皈依循道宗教的。我的这种姿态只是表明我对另一教派的尊重，但她的父母十分欣赏，我也感觉很高兴。实际上，我与教学的年轻牧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他的劝说下，我参与了教堂的一些青年活动计划。我积极参加为本城贫民区建造几个儿童游乐场的项目，并在一些负责城市其他活动计划的委员会中服务。这对一个骗子来说是一种古怪的消遣方式，但我并没有虚伪矫饰的感觉。我平生第一次把自己无私地奉献出去，不考虑任何回报，这使我心里感到很舒坦。
然而，一个罪犯在教会里辛勤工作，不管他的劳动多么有价值，他都不能做得太过头了。
就在这个小组里，有一个正宗的哈佛毕业生。他不仅是哈佛毕业生，而且还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他看见我高兴极了，简直是欣喜若狂。后来我才对哈佛人有所了解。他们就像獾一样，喜欢在自己的小沟渠里群聚。一只孤独的獾准定要找到另一只獾。一个哈佛人来到某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准定要找到另一个哈佛人。他们准定要谈谈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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