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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像饿虎扑食似的向我猛扑过来，那股亲热劲儿就别提了。我什么时候毕业的？我的导师是谁？我属于哪个俱乐部？我经常光顾哪几家小酒吧？我的朋友都是哪些人？第一天晚上，我要么含糊其辞，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么对他置之不理，假装集中思想处理委员会的事务，总算成功地避开了他。
下期我作为一个罪犯的印象逐渐模糊、淡化，但我并没有想洗手不干、重新做人。我为了以后的日子，在洛基山脉的一个大城市待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冒牌飞行员。
20、想当一回大学教师
后来那个哈佛毕业生一有机会就来找我。他打电话约我出去吃饭。他路过的时候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他打电话邀请我参加晚会、郊游、打高尔夫球或其他文娱活动。每次，他总是把话题绕到哈佛上。我当年在哪几座教学楼里上课？我知道某某教授吗？我认识剑桥某个古老家族的成员吗？哈佛人见到哈佛人，他们交谈的话题似乎非常有限。
我惹不起也躲不开，当然啦，他的许多问题我都回答不出。他的疑心越来越大，开始把我看作一个冒牌的哈佛人———且不说还是个假律师———正式立案，收集证据。后来我得知他从几个方面无数次调查我的背景，煞有介事地询问我是否诚实可靠，到了这一步，我知道我的案子已经判定，翻案无望了。
我就像那个众所周知的阿拉伯人那样，收起帐篷，溜之大吉。但我并没有忘记领取最后一份工资。我与格劳里亚也告了别，尽管她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永别。我只是对她说我家里死了人，必须回纽约待两个星期。
我把租来的豹牌汽车还了回去，买了一辆鲜艳的橘红色的帅鱼牌车。对于一个被通缉的逃亡者来说，开这样的汽车实在有些扎眼，但我喜欢它、需要它，就买了下来。我对自己解释说，被通缉的是驾驶者而不是汽车，这没准是一次明智的投资呢。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精明的举动，因为过去我总是租汽车，用完后就把它们丢弃在机场，奥里莱———当时我对他一无所知———就利用我的这种做法推断出我的行动模式。
我假冒医生将近一年，又扮演了九个月的律师。在这二十来个月中，尽管我过的不是一种正直坦荡的生活，但我没有再开一张空头支票，也没有做出任何足以引起当局注意的事情。我想当然地认为，如果里格比或总检察长本人不去追究我为何放着好好的助理检察官不当，突然不辞而别，我就不会成为紧急通缉的对象。其实我本来应该很安全的，只有奥里莱在那里固执地穷追不舍，不过，他尽管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但掌握的线索却很渺茫。
我试图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因为我在资金方面仍然很宽裕。我本来是想逃避那位“哈佛同事”的盘问，结果却成了逍遥悠闲的度假。我在西部各州漫无目的地闲逛，到过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亚里桑那、怀俄明、内华达、爱达荷和蒙大拿，哪里的景色吸引我，我就在哪里逗留。由于美妙的景色中通常包括一些妩媚多情的姑娘，我就总是兴趣盎然。
尽管我作为一个罪犯的印象逐渐模糊、淡化，但我并没有想洗手不干、重新做人。实际上，我为了以后的日子，在洛基山脉的一个大城市待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冒牌飞行员。
原先，我巧妙地冒充泛美副驾驶员弗兰克·威廉姆斯，现在我又如法炮制，虚构出一个弗兰克·亚当斯，他是环球航空公司一位所谓的副驾驶员，制服、假身份卡和伪造的联邦航空局的飞行员证书样样齐全。同时，我还制造了一大堆骗人的证件，使我作为弗兰克·威廉姆斯，既可以为泛美驾驶飞机，又是环球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
此后不久，我来到犹他州，这个州不仅地理风光优美如画，并拥有源远流长的摩门历史，而且它的大专院校之多也是远近有名。在此之前，我已经如探囊取物般偷了两个大学学位，我觉得至少应该让自己熟悉一下大学校园。就这样，我拜访了犹他州的几所大学，在操场上闲逛，尽情欣赏学院风光，特别是那些男女同校的大学。有一所大学里有那么美丽迷人的姑娘，我可抵挡不住诱惑，差点注册入学。
然而我却成了一名教师。
一天下午，我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无所事事，翻看着当地的报纸，突然看到一所大学缺少暑期班的教师，我顿时产生了兴趣。这篇报道引用了教务长，一位名叫阿莫斯·格里姆斯的博士的话说，他十分担忧，不知能否找到合适的人代替学校的两位社会学教授。“看来，我恐怕不得不到别的州去寻找愿意只教三个月的合格人选了。”格里姆斯教授这样说道。
我想像自己站在大学教室里，下面坐着十几个丰满成熟的美女，这幅景象太美妙了，我抵挡不住这种诱惑，就给格里姆斯博士打了个电话。
“格里姆斯博士吗，我是弗兰克·亚当斯”，我用轻快的语气说。“我有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目前正在此地拜访，博士，我从报纸上看到你们正在寻找社会学教师。”
“是啊，我们十分渴望找到合适的人选，”格里姆斯博士谨慎地回答。“您明白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职务，只为暑期班而设。我想您一定有过一些教学经验吧？”
“噢，有过的，”我信口开河地说。“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让我解释一下自己的身份吧，格里姆斯博士。我是环球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最近因身体不适休假6个月，是一种内耳的炎症，使我目前不能驾机飞行。在此期间，我想找点事情做做。我看到了那篇报道，突然想到重返课堂或许很令人愉快。”
“我在加入环球航空公司前，在纽约州大学担任过两年社会学教授。”
“从您介绍的情况来看，您很可能是我们一个职位的合适人选，亚当斯博士，”格里姆斯博士说，现在变得热情起来。“您不妨明天上午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详细谈谈。”
“乐意从命，格里姆斯博士，”我回答道。“我在犹他州完全是人生地不熟，您能不能告诉我，要成为贵校的一名教员，我需要准备哪些文件材料？”
“噢，实际上只要一份哥伦比亚大学的成绩单，”格里姆斯博士说。“当然啦，如果您能从纽约州立大学弄到两封推荐信就更好了。”
“没问题，”我说。“当然，我需要回去索要成绩单和推荐信。”
21、在暑期当了教授
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两样东西都没有准备，因为我在看到这篇报道之前根本没想到要当一名临时代课教师。
“我理解，亚当斯博士，”格里姆斯博士回答道。“我们明天上午见。”
当天下午，我就给哥伦比亚大学写了封信，索要一份完整的招生简章和该校的有关小册子。我还赶紧给纽约州立大学的教务主任去了封信，我说是犹他州的一位研究生，想在纽约谋得一个教师的职位，最好是教社会学。我在当地的邮局租了一个信箱，然后就把那些信寄了出去。
我与格里姆斯教务长的会面非常愉快。他似乎对我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我们大部分时间，包括在教工俱乐部轻松地共进午餐时，都在讨论我作为一名飞行员的“经历”。格里姆斯博士像许多坐办公室的男人一样，对航空公司飞行员抱有许多浪漫的想法，十分渴望让这些激动人心的憧憬得到证实。我心里装着许多趣闻逸事，足以满足他假想自己是飞行员的欲望。
“我完全可以肯定，我们今年夏天可以聘用您，亚当斯博士，”我告辞时他说道。“我个人期待着您到我们学校来任教。”
不到一星期，我向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索要的材料就寄来了，我驱车到盐湖城购买我目前制造假证件所必需的材料。我最后完工的“成绩单”简直天衣无缝，上面标明我的平均成绩是3。7分，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航空对北美洲农业人口的社会学影响》。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纽约州立大学教务主任的回信是写在正式学校信纸上的。我剪下信纸上端的印刷文字，用透明塑料胶条和高档文件纸伪造了一种足以乱真的学院信纸。我把它修剪成标准的打印纸大小，然后坐下来给自己写了两封推荐信，一封是以教务主任的名义，另一封是以社会学系主任的名义。
我写这两封信时非常小心。它们只是说明我于1961至1962年间曾任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讲师，教员评估委员会给我的评分十分令人满意，后来我主动辞职，进入商用航空领域，成为一名飞行员。信写完后，我把它们拿给盐湖城的一位零件印刷商，请他每一封都印12份，我对他说我正在向几所大学申请教师职位，所以需要好多封印在高级文件纸上的推荐信。看来，我的要求对他来说司空见惯，他心不在焉地就把事情给我办成了。
我把这些材料递给格里姆斯博士时，他只是草草扫了一眼。他把我介绍给威布尔·万德霍夫博士，此人是社会学系的副主任，他也只是大致浏览了一下那些文件，就把它们递给了教工人事处存档。不到一小时，我就受雇在暑期教两个学期，每学期六星期，薪水是每学期1600美元。他们分配我上午给一年级学生上90分钟的课，每星期三次，下午给二年级学生上90分钟的课，每星期两次。万德霍夫博士向我提供了教学用的两本教科书和学生考勤表。“如果您需要其他东西，可以在书店找到。他们那里有标准的需求申请单。”万德霍夫博士说。他咧开嘴笑了。“我很高兴看到您又年轻又结实。我们的暑期社会学班通常都是大班，您挣这份薪水可不容易。”
这时，离暑期第一个学期开始还有三个星期。我借口说我要恢复状态，旁听了万德霍夫博士的几节课，想看看大学的课究竟是怎么个教法。晚上，我就仔细钻研那两本教科书，觉得它们都很有趣，信息量很大。
万德霍夫说得对。我教的两个班人数都很多。一年级的班里有78名学生，二年级班里有63名，而且两个班里都是女生占大多数。
那年夏天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我非常喜欢当教师的感觉，并尽情享受着它。我可以肯定我的学生们也很欣赏我。按要求，我只需照本宣科，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我只要比学生提前阅读一章的内容，然后挑选几个我想要强调的部分。但我几乎每次在两个班里都会离开课本，大谈特谈犯罪问题、破碎家庭的青少年成长问题，以及他们对社会的影响问题等。我游离课本内容大发议论———其中大部分取材于我的亲身经历，但学生们并不知道———通常会激起活跃的讨论和争辩。
周末，我就找犹他州一处风景优美的人间仙境，尽情地陶醉其中，身边通常有一位同样美如天仙的佳人陪伴。
那个夏天就像沙漠里的春天一样，转瞬即逝，等它结束时我才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