糕点、新出炉的面包，或从她们锅里盛出的一份美味佳肴。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近邻阿曼德·皮里圭斯。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皮肤粗糙的男人，已经75岁了，仍然在一个葡萄园里做监工，骑自行车上下班。
他第一次来看我时带着两瓶葡萄酒，一瓶红的，一瓶白的。“我们的大多数葡萄酒都不符合美国人的口味，”他用瓮声瓮气，但是很温和的声音说。“但朗格多克也有几种很不错的葡萄酒，这两种就在其中。”
我不是品酒师，但在喝过优质葡萄酒后，我决定再也不去品尝其他的酒。可是，蒙彼利埃人喝的葡萄酒比其他任何一种液体都多。每一顿午饭和晚餐都少不了葡萄酒。我甚至看见有人早饭时也喝葡萄酒。
从阿曼德那里我了解到，朗格多克在生产葡萄酒质量方面的坏名声其实与上帝无关。阿曼德说，大约在一百年前，一种叫葡蚜的昆虫毁坏了法国所有的葡萄园，几乎给葡萄酒产业以致命的一击。“我听说，这种害虫是附在从美国进口的葡萄藤的根上被带进法国的，”阿曼德说。“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
不过阿曼德还告诉我，他知道的一个事实是，法国许多葡萄藤的根茎都是美国的，这种根茎对葡萄藤害虫有免疫力，法国的葡萄藤就嫁接在它上面。后来，在我赢得他的信任之后，他又诡秘地告诉我，其实美国和其他国家消耗着大量的朗格多克葡萄酒，而他们自己大概还蒙在鼓里。
他向我透露，满载着朗格多克廉价葡萄酒的油罐汽车几乎每天都要咔嚓咔嚓地往北行驶，运到那些重要的葡萄酒产地，然后这些廉价酒被掺进勃艮第和波尔多的优质葡萄酒里。“这叫做‘拉伸’，就像往威士忌里加水一样，”阿曼德说。“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地道。”
他说，蒙彼利埃是一个学习葡萄酒知识的好地方。“法国葡萄酒大学就在我们城里，”他骄傲地说。“你可以到那里去学习学习。”
我始终没有去过那个大学。我在社交场合偶尔喝几口葡萄酒，但总是喝不出个所以然来，也就没有欲望去获取关于葡萄酒的知识。有阿曼德向我透露的那些零星情报，我就很满足了。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从不搞考试测验，也不给我评分定级。
我很难保持忙碌的状态。游手好闲其实是很累人的一项工作，我花好多时间驱车到处闲逛。我经常开车到海边，用几天时间考察沙丘；或者，我会开车到西班牙边界，接连几个小时在比利牛斯山脉的丘陵地带徒步漫游。偶尔，我会拜访阿曼德工作的葡萄园，或其他葡萄种植园主的果园。在第一个月快结束时，我驱车来到我外祖父母居住的小村庄，和他们一起待了三天。我外祖母定期与我母亲通信，对我家里的事情了如指掌。我谨慎地从她嘴里探出这些情报，因为我不想让她知道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我母亲一切都好，妹妹和两个哥哥也都不错。父亲仍然在向母亲求婚，外祖母觉得这件事非常好笑。母亲显然告诉过外祖母我正在世界各地“免费搭车旅行”，寻找一个人生目标，决定将来的路怎么走，我在拜访期间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这个印象。
我没有告诉外祖父母我目前住在蒙彼利埃。我对他们说我要去西班牙，打算找一所西班牙的大学注册入学。我在蒙彼利埃居住期间又去拜访了他们一次。这次我告诉他们，我在西班牙没有找到对我有挑战性的大学，现在正返回意大利，准备考察一下那里的大学。
下期我弯腰躲在架子后面，不料又看见三个穿制服的宪兵，都用手枪指着我。他们从四面八方朝我逼近，穿制服的，穿便衣的，手里都拿着手枪、滑膛枪、机关枪或猎枪，枪口都指着我。
47、在蒙彼利埃栽了
我对我在蒙彼利埃的生活越来越满意，甚至开始考虑重新去受教育。蒙彼利埃是法国二十个学院区之一，城里有一所规模虽小、但档次很高的州立大学。我拜访了这所大学，得知有几门课程是为外国人开设的，尽管它们都不是用英语讲授。不过这对我来说不是障碍，因为法语是我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第二母语。
我同时还开始考虑找一份工作或开一家小公司，或许是文具店吧，因为这种无所事事、养尊处优的生活使我发福、臃肿了。就连阿曼德也指出我的日益增加的体重。“写作可没有多少体育锻炼，是吗，罗伯特？”他捅了捅我的肚腩，说道。
“你为什么不到葡萄园来为我工作呢，我会使你变得苗条、结实的。”我谢绝了他的提议。体力劳动不是我的特长，我也不想强迫自己去锻炼。
我仍然在考虑究竟是到大学去上学呢，还是寻找一份有意思的职业，这两件事令我举棋不定。可是，在蒙彼利埃居住了四个月后，我懂得了一个残酷的真理：当猎狗获得帮助时，狐狸不管躲在哪儿都是不安全的。
我定期在蒙彼利埃郊外的一家小店（以美国人的标准）买东西，那是阿曼德向我推荐的一家百货商店。我每星期两次去购买食品，平时需要什么也随时都去。那天，我按惯例去买东西，店员正在把我买的食品装进口袋，我突然想起还需要牛奶，就叫那个小伙子把我的那些食品放在一边（后面还有其他人在排队），然后我慢慢走到小店后面寻找牛奶。在返回收款处时，我绕过一排放着罐装食品的架子，看见收款台旁站着四个男人，而顾客和店员都不见了。
其中一个男人拿着一杆滑膛枪，还有一个端着的仿佛是一挺短管机关枪，另外两个都拿着手枪。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歹徒在抢劫店铺，那些店员和顾客都躺在地板上了。
但是当我转身想躲在架子后面时，一个男人喊道，“阿巴纳勒！”
我弯腰躲在架子后面，不料又看见三个穿制服的宪兵，都用手枪指着我。他们从四面八方朝我逼近，穿制服的，穿便衣的，手里都拿着手枪、滑膛枪、机关枪或猎枪，枪口都指着我。乱七八糟的命令像响鞭一样，在我耳边炸响。
“举起手来！”“把手放在脑后！”“靠在架子上，四肢分开！”“脸朝下趴到地板上！”
我举起双手。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要服从哪条命令，我只知道自己肯定不愿意被开枪打死。而几位警官摆弄武器的架势令我感到害怕。实际上，他们也把其他警官吓住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开枪，”我喊道。“你们有一个人告诉我怎么做，我照办就是了。”
一位又高又瘦、表情严肃的男人用手枪指着我。“趴在地板上，脸朝下！”他吼道。我在几只很不温柔的手的帮助下，照他说的做了。那些粗暴的手把我的胳膊扭到背后，另外几只无情的手用钢环牢牢铐住我的手腕。
然后，我被十分无礼地拉了起来，四周都是保安局侦探、国际刑警组织官员、宪兵和其他天知道什么警察，我被推推搡搡地拥出小店，粗暴地塞进一辆没有标志的双排座轿车的后座里。我不能说法国警察是野蛮的，但我要说他们对待嫌疑犯的态度过分严厉了。我被径直押送到蒙彼利埃警察局。路上没有人说话。
在警察局里，那个表情严肃的侦探和另外两位警官，也都是保安局的，把我引进一个小房间。法国警察在对付罪犯，尤其是审问嫌疑犯时，享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他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根本不顾罪犯可能享有的权利。我认为一个小偷在法国没有任何权利。
“我叫马歇尔·加斯东，是保安局的，”那个瘦高的官员用严厉的口吻说。“你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是不是？”
“我是罗伯特·蒙佐，”我火气很大地说。“我是来自加州的作家，是一个美国人。我怀疑你们这些先生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加斯东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我脸上顿时火辣辣地痛。“我犯的错误大多数都是严重错误，先生，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弄错。你就是弗兰克·阿巴纳勒。”
“我是罗伯特·蒙佐。”我顽抗地说，企图在他们脸上找到一丝怀疑。
另外一位保安局官员上前一步，一只手攥成了拳头，但加斯东抬起一只胳臂阻止了他。加斯东的眼睛始终牢牢地盯着我，然后他耸了耸肩。
“我们可以给你吃点苦头，强迫你招认，但没有那个必要，”他说。“我有的是时间，阿巴纳勒，但我不打算在你身上浪费太多。我们可以把你一直关到世界末日，或者至少等我们找到证人证实你的身份为止。在那之前，除非你决定合作，不然我就把你送进关押普通醉鬼的刑事犯的牢房。你可以在那里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这在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但你不会有东西吃，也不会有水喝，除非你决定招供。你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们现在想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呢？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们知道你做了什么。你只会给你自己找麻烦。
“还有一点，阿巴纳勒。如果你逼着我们费尽周折，把你现在就能告诉我们的情报从你嘴里掏出来，我是不会忘记的。而且我向你保证，你也会永远记住这样做的后果。”
我望着加斯东，知道他说的每个字都不是儿戏。马歇尔·加斯东真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我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我说。
我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坦白交代。我从不主动提供我在法国从事的任何犯罪活动的任何细节。但如果他们知道某个具体的事件，并且大致描述给我听了，我就点点头，说，“大概就是那样的，没错，”或者“是的，是我干的”。
下期我在蒙彼利埃关了六天，在此期间有几位律师找到我，提出要为我服务。我挑选了一位中年男子，他的相貌和举止言行使我想起阿曼德，尽管他坦率地说明他认为不可能为我赢得自由。
48、黑漆漆的监狱小屋
加斯东起草了一份文件，记录下我的许多罪状，以及我被捕和被审问的情况，然后让我看了一遍。“如果大体符合事实，你就自己在上面签个字吧。”他说。
我对这份文件提不出什么异议。他甚至把他打我一巴掌的细节也写进去了。我签了字。
这份证词还透露了我是怎么被捕的。法航空公司在蒙彼利埃不设航班，但经常有空中小姐和其他航空人员光顾这个地方。两个星期前，法航的一位空中小姐来蒙彼利埃来看亲戚，无意中看见我在买东西，认出了我。她看见我钻进汽车，就记下我的汽车牌号。回到巴黎后，她找到她的机长，把她的怀疑告诉了他。她是那样确信无疑，机长就报告了警察。
“我敢肯定就是他。我和他约会过。”她一口咬定。
我始终没有弄清跟我过不去的是法航的哪位空中小姐。谁也不会告诉我。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与好几个法航空姐都逢场作戏过。我希望不是莫妮克。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个报信者到底是何许人，但我认为不会是莫妮克。如果莫妮克在蒙彼利埃看见我，她一定会上前来同我见面的。
我在蒙彼利埃关了6天，在此期间有几位律师找到我，提出要为我服务。我挑选了一位中年男子，他的相貌和举止言行使我想起阿曼德，尽管他坦率地说明他认为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