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我没睡觉。没过几分钟房门又开了，简带着一位谢顶的医生走进来。
那医生和蔼可亲，但做事干脆利索。“请脱光衣服，”他用英语说。我犹豫了一下，但简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便剥去了身上那点衣服。赤身裸体站在她面前还真有些难为情，可她的脸上除了关切之外没有任何表情。我了解到，裸体对于瑞典人来说只在一定情况下是和性有关的。
医生一言不发地捣捣戳戳，看看听听，用了各种仪器，叩叩拍拍，摸摸按按，然后收起仪器和听诊器，点头说道，“严重营养不良和维生素缺乏，更严重的是，据我看，他还患有双侧肺炎。巡官，我建议你叫一辆救护车。”
“是，医生。”简马上跑了出去。
半小时不到，我已被安置在一所干净而高效率的小医院的单人病房里。我在那里疗养了一个月。一位穿制服的警官时刻守在我的门外，但更像是陪伴而不是看守。
每天简或克丝敦、巡佐或卡尔来看我，每次都带来一点东西，花束、糖果、杂志或其他小礼物。
我住院期间没人问到我的罪行，也没人提到我将要接受的审判或对我的指控。
一个月后我被送回了“牢房”，中午时卡尔拿来一份菜单。“我们没有厨房，”他抱歉地说，“这上面的你随便点，我们从酒吧间给你端来。我向你保证，饭菜是很好的。”
确实很好。不到一个月我的体重便回升到两百磅。
我出院的第二天简来看我，旁边跟着一位瘦男子，五官很生动。
“我是瑞典国家警察局的简·伦德斯托姆巡官，”她正式地说。“我有责任告诉你，你将被扣留一段时间，我还有责任对你进行审问。这是一位牧师，他将担任翻译。他的英语很流利，并且熟悉你的所有那些美国俚语和成语。”
我目瞪口呆。“哦，得啦，简，你的英语就很流利呀。”我抗议道。“这是干吗？”
“瑞典法律规定，讯问外籍犯人时，要有一位熟悉犯人本国语言的翻译在场。”简依然用那种正式的语调说道，仿佛以前不认识我似的。
“法律还规定你有权请律师，审问时你的律师必须始终在场。由于你没钱聘请律师，瑞典政府为你指定了一名辩护律师。她叫艾尔莎·克里斯蒂安森。今天她会和你见面。我说的你都明白吗？”
“完全明白。”我说。“那么明天见。”她告辞离开。
一小时后我的房门被敲响，门开了，一名看守带来了我的晚餐。他把丰盛可口的菜肴摆在一张便携式小桌上，仿佛他是一位侍者而不是看守。
他回来收餐具时，朝我笑了一下。“你想散散步吗？”他问。“只能在楼里走走，在我巡察的时候。但我想你关在屋里可能呆闷了。”
我跟他走到厨房，来自附近餐馆的一位侍者从他手里接过托盘和用过的餐具。厨房其实算不上是厨房，只是看守们煮咖啡的一个角落。然后他带我在监狱中巡视了一圈，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只能容纳20名犯人。每到一间牢房，他都是先敲门再打开房门，笑着同犯人打招呼，询问犯人的需要。在锁门前向每位犯人愉快地道一声晚安。
我回到自己房间时，艾尔莎·克里斯蒂安森在等我，还有我的翻译卡尔·格里克牧师。我奇怪他怎么也来了。他解释说，克里斯蒂安森夫人一点英语都不会说。克里斯蒂安森夫人也没有询问我的案情。她只是在介绍到她时打了个招呼，然后告诉我明天早上简开始审问我时她会到场。
她是一位端庄的高个子女人，约莫四十来岁，举止有礼。但我对她做我的律师有些疑虑。可是我别无选择。我没钱聘请自己挑选的律师。法国警方没收了我在法国的所有财产，至少我猜是这样。在我被捕后和在押期间他们从未提到过我的财产，我获释时也肯定没有退还任何钱款。而在瑞典，我无法从我那些贮藏处提取资金。
第二天简和克里斯蒂安森夫人、格里克先生一起来了。她立即开始询问我在瑞典的犯罪活动。格里克把那些问题翻译给克里斯蒂安森夫人听，她默默地坐着，时而点一点头。
在前两次审问中我对简老是搪塞，要么拒绝回答，要么说“我不记得了”或“我说不上来”。
下期第二天简来向我祝贺，同时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我不能在克里潘那所舒适的小旅馆里服刑，而将被送到马尔默的国家监狱，它坐落在欧洲最古老的学府隆德大学校园内。
56、回美国重新受审
她还知道意大利的法官和陪审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并非那么仁慈。
我们开始想方设法阻止把我引渡到意大利，我上书给主持审判我的法官、司法部长甚至国王他老人家，希望在我被释放后能继续呆在瑞典，或最坏被遣返回美国。我申辩说如果拒绝让我在瑞典避难，无论我到哪个国家，都将为同一个罪行被一次又一次地判罪，我的余生会在一个个监狱中度过。
我的每一个请愿都被拒绝了，引渡到意大利似乎不可避免。在要被意大利当局引渡的前夜，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琢磨着如何作最后一搏。我感觉如果意大利的监牢真如别人所说的那样残酷，我是不可能活下去的，我宁可在逃跑时被打死，也不愿死在类似于佩皮尼昂的地狱般的监牢中。
午夜刚过，一个侍卫出现在我面前。“穿上衣服，弗兰克，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他对我说，“这里有人想把你带走。”
我站起来，有点恐慌。“是谁？”我问，“意大利人不是要到明天才来带我吗？”
“不是他们，”他回答道，“是瑞典军官。”
“瑞典军官！”我惊叫道，“他们想要什么？”
他摇摇头，“我不知道，但他们有把你带走的合法文件。”
他押送我出了监狱，来到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旁。后座上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打开了车门，示意我坐在他旁边。“法官想见你。”他说。
他们开车把我送到了法官家里，这是一所朴素的住宅，周围环境很好。法官夫人把我迎了进去，而那个军官仍留在外面。夫人把我带进了法官的书房，指着一张宽大的皮椅子，亲切地说，“请坐，阿巴纳勒先生。我去给你倒杯茶，法官马上就过来。”她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几分钟后法官来了，同样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和我打过招呼后，坐在我的对面，默默地端详了我几分钟。我什么也没说，尽管有成堆的问题想问。
最后法官打破沉默，以一种柔和的、深思熟虑的口吻说道：“年轻人，你的问题我已经考虑好几天了。事实上，对你案例和背景我作了很多调查。你是个聪明的年轻人，阿巴纳勒先生，我认为如果你不选择歪路，本可以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不仅在你的祖国，可以在任何地方施展才华。很遗憾你已经犯了你所犯的错误！”
他停顿了一下。
“是的，先生。”我温顺地说。我希望我到这里不只是上一堂教育课。
“你们都知道，年轻人，如果明天你被引渡到意大利，你很有可能被判20年徒刑。”法官接着说道，“我对意大利的监狱是有所了解的，阿巴纳勒先生，它们和法国监狱很相像。并且当你在那里服完刑，又将被引渡到西班牙。正像你请愿书所说的那样，年轻人，你很可能在欧洲监狱中度完你的余生！”
“我们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做的了，阿巴纳勒先生，正如把你从法国引渡到我国一样，我们不得不同意意大利的引渡要求。我们不能蔑视法律而免于惩罚，先生。”他又一次停了下来。
“我知道，先生。”我说。我感觉希望锐减，“我想留在瑞典，但我明白我留不下来！”
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步，一边说道，“阿巴纳勒先生，如果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会怎样？”他问道，“你认为你这一次会选择正路吗？”
“如果我有这样的机会，那是当然，先生。”我回答道。
“你是否认为你已经吸取了教训，像你的那些老师说的那样？”他追问道。
“是的，先生。的确如此。”我说道，心中希望陡增。
他又坐了下来，看着我，最终点了下头。“阿巴纳勒先生，今晚我做了一件令我自己也惊讶的事，”他说道，“如果两星期前有人让我这么做，我会觉得他一定是大脑有问题！”
“年轻人，今晚我打电话给我美国使馆的一个朋友，让他做了一件按照我们瑞典法律来说是属于违法的事，我让他注销你的护照，阿巴纳勒先生。我的朋友也就做了。”
我盯着他，从他的微笑里我知道自己诧异的表情是那么明显。我对他的行为感到十分困惑，当然那只是一会儿工夫。
“阿巴纳勒先生，你现在在瑞典是不受欢迎的外籍人士，”法官微笑着说道，“我现在可以合法地把你遣返美国而不去理睬任何引渡要求。阿巴纳勒先生，几分钟之后，我将命令门外的军官护送你去机场搭乘去纽约市的飞机，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当然，你应该知道你们国家的警察会在纽约机场等着你。先生，你在你们国家同样是一名通缉犯，我觉得把我的行动通知他们比较妥当。我已经告知联邦调查局你的航班号和到达时间。
“我敢肯定你将在你的本国受到审判，年轻人，但至少你是回到了你的祖国，我敢肯定你的家人会到法庭给你支持，如果你被判刑，他们会去监狱中探望你。还有一点，也许你不知道，一旦你在美国服了刑，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引渡你了。美国的法律禁止他国从美国本土引渡你。
“年轻人，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为了各方面的利益，特别是你的利益。当你在你自己的国家承受法律惩罚以后，我希望你能有个甜美的幸福人生……阿巴纳勒先生，我用我正直的人格打赌，希望你别辜负我的期望。”
我多想拥抱亲吻他，然而我只是紧握他的手，满含泪水地向他承诺我一定去创造一个美好的将来。事后证明我的诺言仅维持了18个小时。
那个军官开车把我送到了机场。使我高兴的是，简正在那里等着接管我，她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里面装有我护照、其他文件以及我在监狱降落伞厂挣的工资。
下期我不知道我何时开始琢磨如何逃避等待我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也不知道我为何感到必须背叛那位如此信任我的法官。大概是因为我在波士顿监狱的短暂经历吧，我想到了那简陋的单人牢房。
57、在飞机降落时跳跑
在把信封交给飞行员之前，她给了我一张20美元的零花钱。“这位先生是被驱除出境的，”她对飞行员说，“在纽约机场，美国官员会来接管他，到时请你把这些转交给他们。”
她转过身抓住了我的手，面色严峻地对我说：“再见了，弗兰克，祝你好运！希望你有一个幸福的将来！”
我吻了她，这使飞行员和一名旁观的女机组人员大为惊讶。这是我对简第一次有所表示，表示我对她由衷的敬佩！“我决不会忘记你，”我说，事实上我也从未忘记过。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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