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正式表示，他个人认为司徒雷登去北平不会得到批准，并以交通不便，婉言拒绝。
黄华当然把司徒雷登的要求报告上级。中共慎重考虑后作出反应，让燕京大学校长陆志苇给司徒雷登写了一封英文信，信的签署日期是6月16日，陆在信中说已见到过周恩来，周恩来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要求来北平，可获当局同意。陆以个人身份邀请老校长司徒雷登到北平看看燕大，是因为司徒雷登常在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回燕大过生日。周恩来这样通过私人渠道的联络，既对美国方面的试探作了适当反应，给了美国一个改善关系的机会，同时也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到北平变得名正言顺，堵住美国国会内反共议员的口，让担心中国变成“南斯拉夫第二”的苏联也无刺可挑剔，双方都可以避免外界的不必要猜疑。
6月27日，傅泾波带着陆的信见黄华，说司徒雷登不知这是何用意，要黄华去电问明北平意见。黄华报告周恩来并获得指示，在6月28日明确告诉司徒雷登，北平已同意他去燕大，他希望与当局会晤亦有可能。司徒雷登表示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国会于七月底即将休会，时间来不及，同时国会内派别复杂，现在去北平会增加许多不便，他要请示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来决定。
7月2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艾奇逊来电要司徒雷登在7月25日前赶回华盛顿，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要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南京。行前，司徒雷登对黄华表明，中国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而是方法错误，并对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和《论人民民主专政》所表达的对外政策方针感到迷惑不解，前者容纳各国，后者偏于一方。毛在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申明新中国不关闭同帝国主义进行建交谈判的大门，毛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一边倒，是孙中山先生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底经验教给我们的。（中略）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决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但艾奇逊否定司徒雷登的请求并不是对《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的反应。
按周恩来个人的愿望，新中国应该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特意把与司徒雷登有师生关系的黄华调去南京，和美国大使进行私人接触，当然是以和美国改善关系为重要前提的。利用私人的交往和友谊，是周恩来搞统战和外交的惯用手法。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45年1月曾致函在驻华美军最高负责人魏德迈参谋长，表示了愿意访美的愿望。由于魏德迈不在重庆，他和美国大使赫尔利之间又有代为拆信之约，中共中央的信被赫尔利扣压未报告罗斯福总统，中共方面也未得到美国方面的答覆。后来，美国又支持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进行内战，中共和美国的关系中断。1949年4月后司徒雷登虽然多次表示过美国方面的友好信息，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做出根本性的实际行动来显示自己的诚意，周恩来通过陆志苇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大，实际上是把球又抛回到美方，检验美方到底有多大决心来和中国建立新关系，1970年代的乒乓球外交也和此有相似之处。正如基辛格后来对周的外交手腕的评价所说：“周恩来知道如何做出姿态使你不能拒绝。”结果美国方面还是下不了决心和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犹豫不决，临阵退却，艾奇逊否决了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的请求，错失和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良机。而毛则在司徒雷登离华后发表了一系列激烈地批判美国的檄文，实际上也是提醒党内国内一部份所谓的亲美派不要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幻想。
如《真假周恩来》一书所说，1949年前后，美国国内确实有人主张放弃国民党，支持中共成为“南斯拉夫第二”。但当时美国不会从根本上放弃错误的对华政策，杜鲁门主义要求美国人在全球承担反对共产主义的义务，美国国会内又有一些如麦卡锡、尼克松那样的极端反共议员，和国务院大唱对台戏。当时遭到麦卡锡主义迫害的所谓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士不少，著名演员卓别麟亦因此不能返回美国。由此可见，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要求和中共建立新关系的愿望在当时国会以及美国对共产主义实行冷战遏制政策条件下根本无可能实现。因此美国国务院内一些在华的中国通回国后都被迫到国会听证会上被追查丢失中国的责任，再也没有被重用。即使象费正清这样的学者都感到政治上的压力。直到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后，周恩来不忘当年老朋友，他们得到邀请又来到中国访问。
关于中共在南京解放后与美国的关系，黄华有「司徒雷登离华真相」一文，司徒雷登也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周恩来邀请他去北平的事。他也没有否认周恩来在此中的作用。由此可见，《真假周恩来》一书在「“忘了”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一节中作出的推测，“他（指周恩来）和毛一样，都被快速赢得的全国胜利冲昏了头脑，（中略）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同它（指美国）建立关系”，说周恩来对关闭中美关系大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纯属无稽之谈。周恩来实际上是作了努力和尝试，没有收到成果的责任不在他。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和冷战也影响了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由于美国对于中国的强大压力，中国也不能不以对苏友好一边倒的战略来解决眼前的困难。但因为毛泽东长期以来对莫斯科的指手划脚阳奉阴违，甚至于对抗，所以苏联斯大林也对中共放心不下。毛泽东1956年4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满地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中略）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０年两年对我们压力很大”。尽管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在1949年初对秘密来华会谈的苏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强调中国新政府将是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国有多党存在的意义；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也向斯大林介绍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异同点，中国新政府将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但如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怕中国变成“南斯拉夫第二”的担心并没有消除。
斯大林对中国疑心重重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由周恩来组阁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组织成员的构成特别是对民主人士的优遇是让苏联人担心的问题之一。斯大林认为联合政府不能够向一党负责，应向各党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证，你们的计划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不利的”，建议中共尽快实行普选，组织一党的政府。
组成联合政府，不搞一党制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为反对国民党独裁而提出的颇具赢得人心效果的方针，当时国民党受到美国压力，共产党也受到苏联压力，双方都有让步。其中周恩来为统战以及中国和平民主所作的努力，深得各方人士赞扬，连马歇尔将军也承认：“在达成了有关停战，成立联合政府和整编军队的协定时候，没有理由怀疑共产党的诚意”（《马歇尔使华报告书》408页）。新中国成立时，政治协商会议中非共产党人士相当多，这当然和周恩来的安排有关。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中共代表为朱德，刘少奇，高岗，其余三位为民主人士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五十七位委员中，民主人士占了二十七人；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有民主人士郭沫若、黄炎培；十五（二十一）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了九（十一）人；三十四个部级单位中，有十五个正职让民主人士来担任。总之，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在新政府中的比例几乎和共产党旗鼓相当。他们的入阁给新政府增添了光彩，同时也可能形成对共产党的监督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国旗、国歌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民主人士的提议，如周恩来原先考虑照顾人民传统和习惯，许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称后面加注“简称中华民国”，在民主人士马叙伦、陈叔通等的反对提案下，又广泛听取了辛亥革命以来的老前辈的意见，最后在政协会议上取消了“中华民国”的简称；在周恩来强烈要求而留下的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当面反对毛泽东同意的一颗星一条黄河的国旗图案；徐悲鸿提议用和《马赛曲》同样激励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深得也在法国留学过的周恩来的赞同。
新中国首届内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中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基本上是由周恩来负责提出的。虽然有其搞统战的意义，随着毛泽东的个人权威的上升，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民主人士逐渐失去在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周恩来确实履行了他在旧政协时对民主党派所作的诺言，考虑安排之周到，使民主人士感动地说，“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到）总理啊！”。当时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中又不乏主张和美国搞好关系的人，他们对毛泽东的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也提出过反对意见。建国之初的中共领导，确实显示过礼贤下士的风度。著名妇科大夫林巧稚曾说她对共产党的认识起源于和周恩来的最初会面，北平解放后，周恩来会见一批知识分子，有个教授拒绝和周握手，周恩来毫不介意，仍然和大家谈笑风生。应该说，在中共高级领导中，周恩来是最能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原国民党人士、文化艺术界名流保持私人朋友关系的人，同时也处心积虑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努力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方便创造条件（本文将在以后介绍有关史实）。性格刚强不好交际的彭德怀对此看不惯，不免口出怒言；想当部长会议主席的高岗向苏联人告状说周恩来是亲美右倾的人，要把周拱下台。
把中国的新总理周恩来说成是中共党内的亲美派，当然不确切。但和美国方面喜欢和共产党人周恩来打交道相反，苏联共产党对新总理周恩来的印象开始并不好，他们应该知道周在重庆和南京时与美国外交官、记者们的友好的私人关系。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前，曾经询问过斯大林周恩来是否要去。1949年12月16日毛在和斯大林首次会谈时，提出要协商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斯大林不理解，反问：“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结果双方发生误解，毛泽东坐上了冷板凳整天无事可干，终于对着苏方代表大发脾气，“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西方通讯社也猜测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苏联方面不得不改变主意，以便取得会谈的实质性进展。毛泽东于1950年1月2日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定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周恩来于1月20日率领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参加中苏首脑高级会谈，当时中共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屈服于苏联压力作了让步，但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