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象在接受什么指令一样；或者，人们在一个画廊里，慢慢往前移动着脚步，眼盯着画面，无暇旁顾他人，那么全神贯注，好象在读着什么指令。
这种观点跟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相符合，那就是，对于意义的理解力似乎在我们一生下来就植入了我们的大脑。我们一生下来就带着一些模版，随着生命的继续，把所有适合的东西都嵌入这些模版。有一些神经中枢自发地产生关于各种生命事实的无数假说。我们积累信息，就象细胞积累能量一样，当我们碰巧找到一个与感受器直接匹配的事实，那么，我们的大脑深处就发生一次爆炸，那一观念突然扩大，收拢，充满新的能量，并开始复制。有时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爆炸，摇撼了一切，就象我们平时所说的，想象受到了震动。
这一系统似乎只限于人类。因为只有我们才有语言，虽然黑猩猩有能力按照某种句法使用一些符号。我们与其他动物之间的一大区别，可能是由语言造成的质的差别。我们的生活靠的是把能量转换成话语，加以贮存，再以受控爆破的方式释放出来。
没有语言的动物做不来这样的事。它们办事局限于一锤子买卖。它们也象我们一样，东游西荡寻找与假设相符的事实，但当感受器碰着对号的事实时，只有嗒的一声响。没有语言，象弹簧一样卷曲在信息里的能量只能使用一次。独居蜂即土蜂在临近产卵的时候，高高地在天上飞舞，头脑里只有一个概念：找一只毛毛虫。这时候，它实际上是一只长翅膀的毛毛虫感受器。找到了符合假设的一个时，它飞扑而下，刺之，使之瘫痪，攫之起，飞下，把它准确地放在圆形洞穴的门口（那洞穴，是它着迷于同一概念的不同版本时早就准备下的）。它放下毛毛虫，钻进洞穴，最后视察一遍洞里有无异常，然后出来，把毛毛虫拖入洞中以便产卵。看上去，它的动作深思熟虑，井井有条。但是，如果在它钻入洞中作最后检查时，你把毛虫移开一点距离，它重新考虑这事时就不是那么聪明了。它钻出来，找一会儿，找到，拖回到原先放的地方，放下，又钻进洞中作那最后的检查。如果你再次拿开毛虫，它就会重复先前的程序。假如你有耐心并且忍心，这套把戏你爱玩多久就可玩多久，可以一直让它专心干那一件事。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本质上是神经质的行为，象尤内斯库（Ionesco， Eugene， 1912－，法国剧作家）描写的人物一样没头脑。可土蜂就是想象不出干这事还有另外的做法。
跟土蜂一样，淋巴细胞由遗传的程序规定的任务是巡察，但它们每一个似乎都只获准有一个各不相同的意念。它们在组织中漫游、感觉和监测。由于它们数目太多，所以可以作集体的猜想，能够觉察到地球表面任何抗原性的东西。但它们干起事来都是一次只能完成一个意念。它们在体表的感受器里携带着特殊的信息，表现形式是一个问号：那边有没有我要找的那种特别的分子构型？生物信息大约是本质如此吧，它不但把自己象能量一样积累起来，还怂恿大家去找寻更多的信息。这是一个不知屠足的机制。
淋巴细胞显然熟知它们周围所有的异物，而有些淋巴细胞有着特殊的装备，使之适合一些原来并不存在、后来由有机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合成出来的聚合物。这些细胞能做的不只是预言现实；它们显然还有作出大胆设想的程序。
可以想见，并非所有动物的淋巴细胞都有同样的信息范围。象语言一样，这一系统是由基因制约的。在不同物种之间，在同一物种的近交系之间，都有着遗传上的差异。有些聚合物能适合一个种系的脉鼠或老鼠的感受器，但不适合另一个种系的感受器；有响应者，也有不响应者。
一旦联系建立，一种装有特殊感受器的特殊淋巴细胞跟一种特殊的抗原相遇，大自然中一种最了不起的小小奇观就出现了。细胞增大，以极大的速度制造出新的DNA， 转而发生极其恰当地被称作的细胞爆炸。它开始分裂，按原样复制出新的细胞，每一个都带有同样的感受器，带有同一个问题。新的群体是不折不扣的记忆。
这种机制要想有用，这些细胞就得准确无误地紧扣要点。任何意义不清，任何游移不定，都会给这些细胞带来严重的危险，而给它们的主人带来的危险更大。只要有一点点误差，就要引起一些反应，邻近的细胞就会被视为异己而卷进反应。有一种理论说，衰老的过程可能就是由这种误差的累积造成的，是信息质量的逐渐降低。这个系统容不得半点偏差。
也许就是在这个方面，语言跟其他生物通讯系统最不相同。用言语从一处向另一处传播重要信息时，模糊性似乎是至关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成分。为传达意义，经常需要有一种微弱的奇异感和扭曲感，没有语言的动物和细胞做不到这一点。淋巴细胞表面被按种别跟踪抗原，不能派该细胞去寻找完全不同的抗原；当蜜蜂使用偏振光追踪蜜源，象我们看手表一样观察太阳时，它不能分心四顾，去发现一朵花的动人魅力。只有人的大脑能这样做，面对被跟踪住的信息，也还能骋目他顾，不断寻求新的、不同的旨趣。
假如我们没有感知所有语言的字词所具有的这种模糊性和奇异性的本领，我们就无法识别意义中多种声部的层次，我们就会整年整月坐在石墙上抬眼望着太阳出神。的确，那样我们就会永世使用那二十六个字母讲讲柴米油盐，大概还会达到能够闲聊的程度，却不大可能从简单的词语进化到巴赫式的复调。人类语言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防止我们停留在手边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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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尸野外
你在城市附近的公路上见到的动物尸体大都是狗，也有少许的猫。深入乡间，动物尸体的形状和颜色就是陌生的了。那是些野生动物。从车窗望去，它们残缺不全的肢体，让我们联想起土拨鼠、獾、鼬、田鼠、蛇，有时是残破到面目全非的鹿。
这景象总给人以莫名其妙的震动。一半是突然涌来的悲悯，一半是没来由的惊讶。见到死在大路上的动物简直就是令人震惊。这种心灵上的伤害倒不全是因为它们死的不是地方。不管它们死在什么地方，也不该这么触目惊心地横陈在我们面前。你不希望看到动物陈尸在光天化日之下。动物应该独个儿地、远远地、人不知鬼不觉地死去。这才是它们的本性。不该看到它们倒卧大路之上，不该看到它们死在任何地方。
万物皆有一死，但我们只觉得死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站在草地上、山脚下，仔细检视四周，几乎目之所接的所有东西都在死亡着，大多数东西要在你之先早早死去。若不是你眼前一直进行着更新和取代的过程，那么，那片地方终将在你脚下变成石头和沙砾。
有些生物似乎永远不死。它们只是整个儿地消失在自己的后代当中。单个的细胞就是这样。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如此下去，过一会儿，它自己的最后一点痕迹就消失了。这不能看作死亡；若撇开变异不论，那么，那些后代仅仅是第一个细胞，重新活过一遍。粘菌的生活史中有些结束阶段，看起来象是死亡，但是，那带有柄和子实体的干枯的鼻涕虫，却显然是发育中的动物的过渡性组织。游来游去的阿米巴状细胞集体地使用这种机制，来产生更多的细胞。
据说，地球上任何时候都有着成亿兆的昆虫。按我们的标准，其中的大多数寿命都很短。有人估计过，在温带的每平方英里的上空，往上延伸到数千英尺的大气中，悬浮着二千五百万个形形色色的昆虫。它们在层层大气中象浮游生物一样漂游，在不断死亡着，有些被吃掉，有的只是随时随地掉落下来。它们这样围绕地球，无可计数，死了随即分解，没有人看到。
谁见过死鸟？那么多鸟当然有许多要死去，但谁见过那么多的死鸟？死鸟是不宜见到的。见到死鸟比突然飞起的活鸟更叫人吃惊。我们心里一定会认为什么地方不对劲。禽鸟总是死在背人处，死在丛中石下，从不飞着栽下来。
动物似乎都有这样的本能：独个儿去死，在背人处死。即使最大、最招眼的动物到时候也想法荫蔽起自己。假如一头大象失检死在明处，那么，象群不会让它留在那儿。它们会把它抬起，抬着它到处走，一直找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适当地方再放下。大象如遇到遗在明处的同类的骸骨，它们会有条不紊地一块块将它们捡起来，在哀思绵绵的纪念仪式中，疏散到邻近的大片荒野中。
这是自然界的奇观。世上万物皆有死，每时每刻都在死，其数量跟每个早晨、每个春天让我们眩目的新生一样多。但我们看到的，无非是面目全非的残肢，十月的别墅门厅里挣扎的苍蝇和公路上的残体而已。我这一辈子一直揣着个闷葫芦：我的后院，有的是松鼠，满院都是，一年四季都在，但我从来也没在任何地方见过一只死松鼠。
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好。假如世界不是这样子，死的事都在公开进行，死尸举目可见，我们就永远忘不了这东西。幸而，我们可以在大部分时间忘了这事，或认为那是可以有某种方法避免的事故。但是，这的确也让我们把死的过程看得比实际更意外，当我们必须处于这一过程时更觉为难。
我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尽可能使自己跟自然界协调一致。报上的讣告栏告诉我们，我们在死亡着，而出生栏则用小字排印，毫不显眼地印在页边上，告诉我们后继有人。但从这里我们还是把握不了那规模之大。我们在地球上有三十亿众，在我们的一生中，这三十亿到时候都要死去。年逾五千万的巨额死亡，在相对悄悄地发生着。只有家里人或朋友死了，我们才知道。孤立地来看这些死亡，就认为是不自然的事件，是反常，是伤害。我们低声地谈论这些死亡，他们是被疾病击倒，或者是死于非命。好象可以见到的死亡只能有什么原因才发生，是可以避免的一样。我们送花圈，悲痛，举行葬礼；撤骨灰，却浑忘三十亿，都在此途中。所有这芸芸众生的血肉和意识终将消失，被大地吸收，而暂时的幸存者，对此则毫无知觉。
过不了五十年，替换我们的后人要超过此数的两倍。难以想见，有这么多人死亡着，我们还怎么能继续保住这一秘密。我们将不得不放弃这一观念，不再认为死是一种灾难，是可恨的事，或是可以避免的事，甚或是奇怪的事。我们将需要多知道一些我们之外整个生命系统的循环，知道我们跟这一总过程的联系。任何事物的生，都是某一事物的死换来的，一个细胞换一个细胞。意识到这一同步过程，许是一种安慰。这种过程表述如下：我们都在一起走着下坡路，我们的伙伴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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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
作为人类行为表现的科学，其本质的盲目性还没有被广泛地意识到。当我们从科学活动中遴选有价值的新东西时，我们也不断发现，活动时某些部分似乎需要更好的控制、更高的效率，而其不可预测性则需要减少。我们愿意花得少一些，而更加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