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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职工政治思想研究会里，多少对赵有点抵制，没有完全按照他那一套办。
1986年时，要研究、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党政要分开。我在会上发言说：是不是给他的意思稍微做点补正，加上〃职能〃两个字，即党政的职能分开。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共产党是个执政党，你讲分开是个什么意思呢？当然，搞成党政合一是不对的。所以，分开不是别的意思，而是各有各的职能，即从这方面来加以分工，分工清楚之后，政府工作还是在党的领导之下，通过合法途径来实现党的领导。我把这一点文字修改的意见讲了以后，胡耀邦不赞成，赵紫阳也不赞成。
在胡耀邦主持王作期间，他对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基本上不闻不问。赵紫阳代替胡之后，就在各个方面贯彻他自己的那一套。赵特别强调党政分开。他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在有的文件里讲，党委书记兼职，兼工厂的副厂长，实际上把党委和书记当成了行政的附属物；还有使党的领导属地化，即工厂在哪个地区或县，就归哪个地区或县来领导；还有使党的工作和活动业余化，即在8小时工作之内，党委的工作人员不能进行活动，只能在8小时以外进行党的活动。这些事情就都陆陆续续地出来了。赵就是要淡化党的领导，他还提出要改造政治思想工作，究竟如何改造，他也说不清。〃淡化〃和〃改造〃是赵的两句名言。
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和赵相对立的是康世恩。康对彭的意见也不赞成，他说：根据自己搞企业工作的经验，还是应该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对于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工厂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是首钢的办法），康都不赞成。武钢是支持康的意见的。康直截了当地对武钢的厂长黄墨滨说过这类意见。武钢的办法与首钢的不同，甚至是对立的。首钢宣传的是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实际搞的是周冠五个人的负责制。武钢搞的是名符其实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武钢在经济和思想政治工作上，都搞出了自己的一套，有些很宝贵、很成熟的经验。黄墨滨是〃一二·九〃运动中五个著名教授之一黄松龄的儿子。
在这个问题上，康和赵是两种路子。康直至去世，仍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他也有担心：即他们这一代——大庆的老人都退下来以后，大庆会搞成什么样子，他很担心。
我不赞成赵的做法，这是明确的。但说我是完全支持康的，我也没有这个想法。根据一些企业的经验和我的调查，我一直是这样一种认识：党委集体领导，离不开群众和职工的支持，所以必须很好地依靠职工代表大会；而发挥职代会在企业生产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作用，体现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又必须通过党委的渠道来做这些工作。厂长负责制要真正起作用，不依靠工人不行，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群众。因此，尽管渠道不一样，一个是党委要依靠工人，一个是厂长要依靠工人，但党委和厂长的最终目的，都是要使工人在企业里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个看法，我在1986年同长岭炼油厂同志交换意见时就说过。
我在武汉的分组会上发表了这么一个意见。新华社的记者喻权域很同意我的观点，把讲话整理出来了，想作为新华社的一个内部文稿发给各地。稿子交给我，我没有同意。后来，把其他的意见稍微充实了一下，这个讲话收到《邓力群文集》里面了。原来的题目是：〃党政分开，党要管党〃，后来改为：〃党政职能分开，党要管好党〃。
由于赵是总书记，他的权力大，声音也大，我的这些想法，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在企业领导管理体制上，中国搞现代化，实际上是学资本主义的。根据公有制的性质和我们自己的经验，究竟企业领导体制应该是什么形式的，还有待于把那些好的经验加以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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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八年之事
二 回桂东老家
从1949年到1988年，湖南解放近四十年了。我离开家乡的时间则更长，将近六十年了。早就思念故乡了。退下来以后，无官一身轻了，恰好我的四哥建黄从美国回来，于是两人相约回桂东一趟。我父亲的儿女中，长房（即大哥）那一系有邓经元，四哥那一系有庆元的一个女儿，我们一家有老俩口和儿、女各一；我的姐姐有一个儿子在桂东，缺三哥的后代。一批人就这样一起回了老家。
回家后，在祖父坟前鞠了三个躬，献了一束花；在父、母坟前鞠了三个躬，献了一束花；在外祖父、外祖母坟前也鞠了躬、献了花。在老家没有住，在县里看了一下，住了两晚，路上也问了一些情况。
家乡确实有变化，县里有了公路、电灯，我们村也有电灯了。房子还是老的居多，少数几户盖了新房，大多数还是住老房子。老百姓可以吃饱肚子。衣服可以御寒，穿破衣服和带补丁衣服的人是很少的。但也只是这样一种水平，根本说不上富裕。桂东是全区最贫困的一个县，在全省是倒数第二。
最明显的变化，是教育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以我读书的流源小学来说，我读小学时，男孩子能读书，女孩子就不允许读书，当时小学里一个女孩子都没有。我们那时是完全小学，不能每年招生，隔一年招一次，完小是三个年级。一个年级只是四、五十人，合起来不过百把个学生。教师也只有三、四个人，包括校长。仅四、五人。这次回去看，女孩子不仅可以上学，而且人数已经不少了，据说入学率达90％以上。有了初中（九年制）。教师已经有三、四十个人。教育的变化比较明显。
乡镇的变化不大。因为是贫困县，在免除农业税、公粮和购粮方面，每家每户得到了实惠。扶贫救济资金每年有一点，但这些款项多数被各级政府用于建公房、私房了。我去的时候，桂东县扶贫年份快到期了，县里的领导希望我和省里说一下，再延长几年。湖南省委的负责人熊清泉不错，同意延长扶贫年份，一直延续下来了。国家的扶贫政策给地方的好处，各级干部比基层群众要多得多。这个问题，恐怕很多贫困县都是如此。在那些好的地区、县、乡，如苏南的张家港、河南的南街、北京的窦店，情况当然不同。这就使人想到，我们的宪法、党章和文件上写的，以及口头上说的，要求干部要为人民服务，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干部不能真正贯彻这个宗旨，按文件、条例来办事。有了好处干部先得，老百姓得不到多少，只能得点残羹剩饭。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这算是回故乡的一点感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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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八年之事
三 在北京召开《当代中国》丛书编写会议
到了5月份，在北京怀柔召开了一次《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工作会议，丛书各卷的主编或副主编都参加了。开会的第一天，北京市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没有出席我们的开幕式，但他们却参加了与我们在同一个院子里召开的另外一个会，那个会是北京市工会的会议。这样一来，很多参加丛书编写会议的同志就议论纷纷了。当时的传说很多，有些参加会议的同志，就是来观察邓力群的表现的，因为两次落选了嘛。结果发现邓力群没有因为这件事垂头丧气，而是精神状态饱满。丛书的另两位主编马洪和武衡同志都参加了会议。这是自丛书开始编纂后三位主编同时出席的唯一一次会议，我感谢这两位老同志。
我在这次会议上讲了话，主要是针对否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言论。当时，有一种说法：个体经济又重新发展了，私营经济也发展了。港澳台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来了，那么，50年代的〃三大改造〃不是白费力气了吗，即有不应该搞〃三大改造〃这样一种情绪。还有更为尖锐的言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因此，有人就不想编写这几卷书了。就这个问题，我发表了意见，我说：今天有今天的情况和今天的政策，过去有过去的情况和过去的政策，从研究历史而言，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过去的情况，如果符合，就应该说这件事就是对的，就应该肯定。不能因为今天的情况和政策变了，就反过来说过去都错了；如果没有〃三大改造〃，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根本无法确立，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嘛。
我还说，我原来和小平同志讲，希望退下来以后，还有几件事要继续搞下去，这几件事情中就包括继续主编这套丛书，因此，这也是合法的。
这样一讲，原来以为邓力群落选以后，《当代中国》丛书就要改变主编的同志，感到了欣慰，认为这个工作还能继续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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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八年之事
四 在黑龙江考察和整理文稿
这一年我没有去北戴河，和刘白羽、林默涵相约去大庆休假，受到康世恩的欢迎。7月下旬，我带着卫建林和丁树奇，从北京经过辽河油田，然后去了大庆。几天后，康来了，余秋里也来了。左等右等，刘、林都没有来。我在大庆住了两个星期。旧地重游，看了一些老熟人。大庆人对我是友好的，因为我几次替他们说话。《论总纲》时，替他们说了话；后来在转发大庆经验时又替他们说了话；〃渤海二号〃事件时又一次替他们说了话。这些事，大庆的职工都了解，知道邓力群和他们是息息相通的，因此，我受到他们的友好款待。
离开大庆去齐齐哈尔、五大连池、黑河，又去哈尔滨、佳木斯，回来又到了牡丹江，把黑龙江主要的地方都看了看，过去都没看过。原来总以为，黑龙江两岸都是崇山峻岭，以为大、小兴安岭都是很大的山和岭，一看才知道，黑龙江两岸都是大平原，大、小兴安岭的山势也很平缓，不是陡坡。从佳木斯回来的路上到了镜泊湖，参观了唐代渤海国的遗址，第一次知道了历史上该国的周围也是大平原，有三、四百万公顷的土地，这成为其建国的一个经济条件。
在哈尔滨时还参观了一个飞机厂，引进生产法国的直升机，能够倒着飞；还有运十二，能坐20人，性能也不错。
在东北考察期间，我听到一种反映：胡耀邦要把国营农场办成家庭农场，赵紫阳对此没有制止，反而加以助长，结果损失很大。东北的土地都是成片的平原，是用拖拉机耕种的，分给农户之后，每家只能分几条垄（一条垄有一公里长），每户分8至10亩土地，也就是七、八条垄。家庭没有拖拉机，就只好用牛耕，这样就不如拖拉机耕得深，耕种也不及时，结果就减产了。搞农场的同志和地方上的人，都认为这个办法不行，于是开始停止这种做法，并逐渐恢复国营农场。后来，除了搞了雇工经营的国营农场不愿被收回去，其他的都陆陆续续地收回了。这是后来的转变。
这一次去东北，带了一些延安整风以后的文章，整理了一遍。可能是太疲劳了，我的右眼黄斑区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