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谁的（哪种形式的）愉悦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腐朽的、甚至危险的？这些都是关于话语的问题——与意义和文本在社会中传播的方式有关。他们也关注主体性、认同，以及使我们显露出本性的非理性的以及无意识的过程。
以上讨论的那些研究文化产业的方法对这些问题都不予考虑，但是文化研究学者却以极大的热情积极调查这些问题，他们指出，社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所消费着的文化形式常常遭到抛弃和斥骂。在这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对肥皂剧（Geraghty；1991）和女性杂志（Hermes；1995）的研究极其重要。
本标41题下还有一个注意事项。一些重要的文化研究工作曾经致力于实证研究，如研究电视观众群体如何与电视进行互动。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现了不少对于此类研究的评论，但实际上此类研究在当时并不多见［经常被讨论的是昂格和莫雷（Ang；1985；Morley；1986）］。在近些年对该领域几乎没什么研究［格里斯潘（Gillespie；1995）和曼柯卡（Mankekar；1999）是少有的两个例外］。文化研究的这一趋势代替了死抠文化概念和文化认同问题的理论工作。虽然此类工作非常有价值，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文化消费和文化受众的实证研究还远远不够。
《文化产业》 第一部分 超越文化研究……
超越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其他方法
就以上所讨论的而言，当然也包括其他方面，文化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文化和权力做出了极大贡献。考虑到该方法在质疑现存权力关系上的兴趣，你可以料想，那些认为“社会正义事务不存在问题也不能被改变”的保守主义者必然会对此大肆抨击。但是文化研究也遭到了潜在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联合攻击。对文化研究最强烈的攻击来自于政治经济学和激进的媒介社会学中的左翼分子，那些家伙经常诬陷文化研究是保守主义者的地下同谋。［如吉特林（Gitlin；1998），米勒和费罗（MillerandPhilo；2000），及其他］但是文化研究依然如故，而这些政治左派也把它们作为攻击的靶子。也许是由于对“反对社会不公正”有着不同的理解，激进分子们争论不休，于是媒介和流行文化研究领域便分崩离析成两个阵营：政治经济学阵营和文化研究阵营。
这个观点不仅重复出现在已出版的书籍和已发表的文章中，还无休止地在研讨室、会议厅等处被提及，都认为“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就像x轴与y轴一样背道而驰”。甚至当一些作家声明要从这种纷争中逃脱出来时，他们却又随之从其中一个阵营所认同的阵地继续攻讦对方多么讽刺可笑。
因此，迷思得以延续（Grossberg；1995）。但是，“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媒介与流行文化来说都不是精确而有效的方法。它将本章所讨论的众多不同方法之间不一致和冲突的整个网络简化成仅有的两端。因此，问题不在于“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就好像对研究方法的质询仅仅由42这两种方法构成似的。问题也不在于“文化研究与其他方法”，这是一些作者以想象中的讽刺手法刻画出来的。真正的目标在于找到一种方法，去理解研究文化的所有方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就目前的情景看来，关键问题是取各种方法之长加以综合，从而富有成效地说明文化产业中的变迁与延续。在这一部分，我将把我的视角放在相关方法之间重要的论争上，并加以简要概括。
1生产与消费由于忽略了主流文化经济学、媒介社会学、文化实证社会学等对生产所采取的态度之间的巨大差异，忽视了最好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中论述的消费重要性，政治经济学经常被简短的“生产研究”来代称。类似地，文化研究的方法也经常遭到嘲讽，好像它所涵盖的几乎都是受众的实证研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却常常发生在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身上。我在本书中选择用于说明文化产业的那些事实——原因我已经在导论中概括过了——表明我将主要采用能够理解文化生产动力和管制/政策动力的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文化经济学的一些文献、激进的媒介社会学和文化实证社会学。生产和管制只是文化流程中的两个（而非全部）方面而已（见图1—1）。我想我不必解释为什么在此图中我更注重生产和管制这两个环节。因时间和精力所限，这种选择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这里的重点是这两方面，我们仍需要考虑它们与所展示出的与其他因素之间
图1—1文化流程图（duGayetal。，1997）此图改编自英国开放大学（OpenUniversity）书系《文化、媒介与认同》（Cultural；MediaandIdentities）。请注意文化各方面之间的互联关系。理想化的分析将考虑所有这些不同的环节，但是在实践中，即使只限定几个现象加以解释也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此图的思想应主要归功于理查德·约翰逊的一篇文章（RichardJohnson，1986/7），而他引用了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之关系的著作。
的关系：消费、认同和文本。正如我以上所坚持的，文化研究对于更全面地理解文本意义和文化价值有重要贡献，当然其他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做到。但是，要完全综合产业分析、组织分析和文本分析确实仍有相当的难度。
2文本、信息与娱乐文化研究有时候会受到那些过度关注文本意义的其他方法的支持者的非难。实际上，虽然文化研究对于确定43意义和认同如何与社会权力问题相关这一理论多有建树，但在其最成熟的模型中，却几乎没有关注到文本阐释和评估问题。反而是其他与文本密切相关的方法，对发展文本分析帮助甚多，例如批判的话语分析（Fairclough；1995）、美学理论（Carroll；1998；Frith；1996）、社会符号学（VanLeeuwen；1999）、批判的音乐学（Walser；1993），更不用说是精辟的批判理论了（Reynolds&Press；1995）。此类研究的焦点并不像某些传统人文学科那样，试图揭示出伟大艺术家灌注于其作品中的复杂意义，而是聚焦于文化文本的非刻意的复杂性。
同时，政治经济学、激进的媒介社会学和自由多元主义传播学研究开始更加关注信息文本，诸如新闻和时事；也更加关注受众能在多大程度上从文化产业那里获得公民所需的信息资源，来对抗不公正和权力滥用。但是这些方法对信息内容的强调远重于对其形式的关注，而且对认知的、理性的思维模型的评价要高于审美的、情感的和情绪的思维模式［麦奎根（McGuigan；1998）有类似的论述］。因此从整体上评判，这些方法可能会受到44所谓公正的指控，指控它们将娱乐仅仅视为一个“令人分心的事物”、一种“消遣”，而偏离了大众传播最理想的目标：关切、理性、参与的公民的行动主义。文本分析和文化研究的最好形式可以帮助我们反驳这种偏见。
3认识论问题“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对立的迷思过分强调了两组方法之间的冲突，却低估了它们与其他方法之间的共同区别。与文化实证社会学、文化多元主义传播研究等更具实证倾向的研究相比，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同样都把对文化权力理论的理解作为基础，在这一点上他们颇为相似。然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这两者在理论上和认识论上却剑拔弩张。简略地说政治经济学学者在认识论问题上倾向于现实主义：即假设在我们的认知过程之外还有一个物质世界，这个世界所具有的特殊性最终都能够被我们所理解（Garnham；1990：3）。
这种观点无异于认为我们能够获得关于独立现实的客观知识。文化研究学者则喜欢采用各种各样的建构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认识论方法，在某种情况下旨在通过认识观察者对被观察者所施加的影响来获得更大客观性［参考库卓（Couldry；2000b：1214）关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论述］；在另一些情况下，又表现出对“呼唤真理”秉承激进的怀疑态度。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尤其如此。因此我再一次强调，这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问题。文化研究中激进的“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与我在本章前几部分概括的研究文化产业的所有的方法（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都不一致。传播研究与文化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者，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现实主义者立场相差甚远，与后现代的文化研究也罕有相似之处。
4政治把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截然分开这个奇怪的想法是以一个错误的政治二分法为基础的。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文化研究从政治行动主义和思潮中获得了灵感，即把性别、种族、性等社会认同问题作45为焦点，而不重视经济和资源再分配问题。参考霍尔（Hall；1992）有关对文化研究的说明，该说明将其描绘成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特定形式（尤其是那些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形式）的反作用。
对社会认同的关注意味着放弃了通过建立联合体来反对由于经济和政治权力而导致的压迫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上述一些政治经济学学者认为文化研究也暗含着保守的性质：他们认为文化研究误解了权力（Garnham；1990）。但是，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学者站在这种立场上，激进的媒介社会学学者也经常持这种观点，此外还包括传播研究和文化实证社会学中的许多学者。这再一次证明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对立的观点是全盘错误的。
对文化研究的一些回应也反映出一些重要问题。如果紧紧围绕着某一群体（你自认为属于这一群体）面临的压迫和不公正来建立一种政治纲领，这无疑是拿与其他群体的团结和感情作赌注。但是对于一些激进的评论家来说，其轻率的论辩无助于达成积极的目标。与同政治学和文化新的重要的思考方式进行对话并寻找反对新保守主义的共同根据相比，这些激进的评论家更愿意去攻击宗派主义者。他们嘲笑的对象经常是这样一些学者：这些人实际上在考虑建立边缘人群联合体，但前提是这些组织要获得左翼机构的认可。
由于文化产业身兼双重角色——作为生产系统和作为文本生产者，所以这些问题在文化产业的环境中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想要批判由文化产业所生产的某些文化形态及其生产方式，那么我们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聚焦于政治经济学的再分配的政治学问题，一是聚焦于文化认同问题的认知政治学问题（Fraser；1997）。
5决定论与简化论问题一般来讲，简化论是一种很超前的批判，它不仅存在于文化研究之中，也存在于传播研究和文化实证社会学之中，它反对把复杂的文化事件和进程（例如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形式，或者电视肥皂剧的本质，或者作为传播媒介之一的电视的发展）归因于单一的“政治的/经济的”分析，例如那些控制了生产46手段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或者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者和执行者对创利的需求。
然而确实有一些简化论者的说明没能够恰当处理文化相关因素间复杂的交互作用。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天生就是简化论者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鉴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