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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笛女士摇了摇头。我抬头一看，导演助理已经写出了“６７”，那时候我虽然自己还不十分清楚，但觉得这样是对的，于是又对草笛说：“一共是６７年。所以还不是钻石婚，不庆祝也罢。”
话一出口，连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对劲儿。刚才是我自己闹腾着要为人家庆祝钻石婚的，现在却又突然说不必庆祝了。
我转向镜头说道：“嗯，这不是因为我们上了年纪才糊涂了，我从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草笛女士立刻说道：“所以我从来不在人家跟前说有关数字的话。”
“是啊，还是那样看起来聪明些。”
听我这么一说，草笛女士美丽的脸上神色有些矜持，说了一声“是啊。”
不过，到这里话还没有说完。我最后又说道：“６７年也非常了不起，离钻石婚还有几年呢？用７５减去６７就知道了。”
草笛女士只装做没有听见。导演助理在前面举起了“８”。
“啊，还有８年就是钻石婚了！”
“哦，是吗？”
草笛家的这桩可喜可贺的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通过观众们打给电视台的电话可以得知，大家并没有觉得我们的这段对话“太傻了”，而是有很多人笑着收看了这期节目。这样总算没有对草笛女士做出失礼的事情。有趣的是，据说有一位中年的女士打电话来坚持说：“还是黑柳女士说得对，应该是７５年吧！”
过了几天，我把这个故事告诉好朋友野际阳子，野际和我不一样，她的算术是很好的，我刚说了没几句，她就说道：“哎呀，你用爸爸减妈妈，这怎么行呢？”
我说：“是啊，我以为已经结婚７５周年了，是钻石婚呢，可结果是弄错了，真遗憾。”
野际立刻说道：“可是你想一想，草笛女士并不到７５岁啊！”
“哎？！就是啊，她是父母结婚后第二年就出生了的，如果结婚已经７５年了，那草笛女士也该７５岁了呀！”
这时候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草笛女士虽然并没有表示强烈的否定，可是她的表情看上去总显得“好像不太对”，原来如此啊！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祝愿草笛女士的父母能够健康地迎来钻石婚，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的。那时候我就能够很自信地说：“爸爸减妈妈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怎么算都是钻石婚！”
你是个低能
现在不太能听到“低能”这个词了，可是在过去这可是个常用的词。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就曾经很直接地说我是低能，所以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词。在小豆豆的学校，也就是小林校长先生创立的巴学园里，没有一位老师会对学生说这种话。可是战争开始以后，这个风气自由的小学也不免受到了战争的影响。有一天，一位由文部省派来的女老师做了我们的班主任，来到了电车教室。这位老师几乎没有笑容，我倒并不特别怕她，更多的是觉得她像一个铜像。不过，这位老师也并不反对巴学园的教学方式，每天早晨，她也是把一天中要学习的全部科目的问题都写在黑板上，我们可以从自己喜欢的科目开始学习，这一点和过去一样。
可是，有一天，我做了一道算术题，把答案拿给老师看。老师盯着我的笔记本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看着我说道：“你是个低能！这样子就叫做低能！”
我自己也想：“确实是这样吧？”那道算术题是这样的：一个大齿轮有２０个齿，一个小齿轮有５个齿，小齿轮围绕大齿轮转。问小齿轮要转多少圈才能绕大齿轮一周？这道题的目的大概是想让孩子们学习除法的运算，可是我当时想不明白，就写了一个“７”作为答案。所以老师说我“低能”。老师给我讲了２０和５的关系，然后说：“我再来出一道题，把数字换一换。把这个当做例题。”
于是老师慢慢地说：“有一个大齿轮２５个齿，还有一个小齿轮５个齿。５个齿的齿轮要转多少圈才能绕大齿轮一周？”
我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思考起来，可还是想不明白。我在坐位上坐了很久，这时老师转了过来，看到我本子上写的“９”字，老师叹了一口气。在我听来，老师的叹息和“低能”是一个意思。
从那以后，我的数学更加糟糕了。本来还想好好算一算的，一想“反正我是个低能”，就又泄了气。不过，尽管我回到家里一直是无话不说，老师说我“低能”这句话我却一直没有告诉爸爸妈妈，这也是小孩子让人同情的地方。最近也有报道说，有的孩子在学校里被老师或者朋友们欺负，但回家以后却守口如瓶，我非常理解这些孩子。这是因为小孩子不想让爸爸妈妈为自己担心，不想让爸爸妈妈也伤心难过。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孩子们可能比大人们考虑得还要多呢，真是很可怜。说我是低能，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事实，也倒罢了，可是这世上还有许多事情并非是事实，那是很不合理的。
不过，我不是一个让人说成是“低能”就那么认了的孩子。回家以后，我先用硬纸板做了一个２０个齿的大齿轮，接着又做了一个５个齿的小齿轮。然后我试着让小齿轮围着大齿轮转动。真的动手这么做的话，我发现那道题目很是奇怪，因为小齿轮只有５个齿，无论如何齿和齿之间的间隔都会很大，没办法让它好好地围着大齿轮转动。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规则吧。但至少在我看来，要让两个齿轮切合得很紧密，只能通过想像才能办到。我用手指按着小齿轮，终于成功地让它转动了。于是我终于明白了要绕２０个齿的大齿轮一周的话，５个齿的小齿轮需要转４圈。
正因为被说成是“低能”，我索性把例题中的２５个齿和５个齿的齿轮也做了出来。后来一想，那５个齿的小齿轮，我明明可以用上一道题中的就可以了。对于一向手拙的我来说，把硬纸板剪成齿形可不是件容易事。例题的答案是要转５圈。我把４个大小不一的齿轮摆成一排，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算术实在太可怕了！不过我通过自己亲手做出来看，也稍微领会了一些除法或者说九九运算的关系。
不过，在“这样子就叫做低能”之后，我就非常讨厌算术和数字。后来我上了女校，我对数字的厌恶越来越严重，代数总是考０分。而与之相对的是，几何却大抵总是考１００分，这真是非常奇特的。我想这是因为我用硬纸板做了齿轮看，所以对可以用眼睛看到的东西产生了兴趣的缘故吧。但是，如果什么都得用眼睛看得到才行的话，那实在太麻烦了，所以我直到现在也不善于计算。但如果用东西来演示的话，我倒还能做得出来。
比如说有一道题：３＋２＝？我会先去拿一些苹果过来，然后把３个苹果和半个苹果放在一起，然后再放上两个苹果和一个切成４份的苹果的其中３份。把这些苹果数一数（切开的苹果也合成一个整儿来数），得到六又四分之一个苹果，即６。我不知道自己算的这个结果对不对，可是实际上用东西来看的话就是这样的。也许喜欢数学的人会觉得根本不必拿一个一个的苹果来算，只要在脑子里想一想不就行了吗？而且苹果也不是无穷无尽的，要是非得这样才能做算术的话也太困难了。不过世界上也确实有像我这样的人。
再说几何吧。这虽然也需要数字，但是几何有图形，在观察图形的过程中我就能够找到自己求解的方法，所以我很喜欢几何。比如：“如图所示，以ＡＣ为直径的圆Ｏ内接于三角形ＡＢＣ，求ＢＣ之长。”对这样的题目，我不用那些固定公式去求解，虽然没办法向别人说明我的方法，但是我能够得出答案。我一般都能得到１００分，老师大概会奇怪我是怎么得出答案来的吧？我总是在题目下面只写上答案就交卷了。按理说似乎应该写出计算方法，可是老师好像对此也没有什么兴趣，从来没有问过我。前一阵子我跟人说起这件事，人家说如果老师对我的解法感兴趣，从而对我那与众不同的解法表示关注的话，也许我会成为爱因斯坦式的人物呢。逗得大家都笑起来。
不过，由于我的代数总是考０分，再加上有一次考试的时候，我在答题纸上写道：“老师说谎。对学生说谎可不是好事。”这使得女校的那位男老师给我打了负１０分，即“－１０”。一定是以后不想和我有什么关系了吧。我之所以在答题纸上写下那样的话，是因为在一件关于给我们新课本的事情上，老师明显地说了谎话。
几天后，我在走廊上碰到了那位老师，他叫住我说：“上次我给你打了负１０分，作为一名教师，这是不应该的，我取消那个分数。”
我问道：“那么会是多少分呢？”
“０分。”
听老师这么说，我小声说道：“那就不用了吧，不用取消了。”
在这以前，在老师问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曾经问道：“我们为什么要学代数呢？有什么必要吗？”
老师答道：“我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回答你。”
第二天，老师这样解释道：“学习了几何，就可以不必爬到树上却能够计算出树的高度来，也不需要过桥就能够知道桥到底有几米长。”
我听了就想到：“的确如此，这是很有必要的。”但老师接着说道：“不过，代数究竟有什么用处，我也不太清楚。”
我觉得很是遗憾。如果它有什么用处的话，也许我还会想去学，可是它却……就这样，就算我几何能考１００分，我的代数却总是０分，数学平均只有５０分。我就是这样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在“低能”的感觉之中长大。电话号码我也只能记住一两个数字。
我对数字完全不在行，可是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数字，我却能够记得非常清楚，有时连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当我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而去很多国家的时候，我完全不用笔记本就能够记住很多数字。亲善大使视察的旅途是很辛苦的，我和朝日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摄影家田沼武能先生、报社的几位记者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大约一星期的时间里，要进行约１００小时的活动。一路乘坐汽车或者小型飞机前行，访问医院、学校，和孩子们见面，有时还要和总统会面，还要视察难民营、沙漠、埋有地雷的地方、被破坏的房屋等等，总之，几乎在奔跑中查看。深夜我们还要核对数字，例如“那座难民营中有多少人”之类，所有的数字都要由电视台、田沼先生、记者们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互相核对无误。因为如果向外界公布的时候出现差错，那可不得了。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不带笔记本。因为我和孩子们见面的时候，如果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没法抱孩子们，也没法和他们握手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时候的数字我都能清楚地记住，让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奇。
在内战之中的安哥拉，１０００名儿童中有３７５名在５岁之前夭折。卢旺达的纷争之中，５０万人以上被杀害，２００万人以上沦为难民逃往国外，在刚果（旧扎伊尔）周边的３５座难民营中，有３８４８００名卢旺达难民，另外还有１５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