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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了农会主席兼村长。
解放了，老式的村塾也变成了正式的小学校。时年我八岁（当然罗氏之子也八岁），鉴于某些农民对孩子上学的事不感兴趣，认为干好农活才是正道，因此小学校的生源少，学校难办，校长、老师便要求我们这些“在校生”四下里动员其他孩子上学，动员成功了还给予我们表扬。我动员的对象中，就包括罗大肠子之子。但他听了上学的事就害怕，就逃跑。后来他之所以勉强同意上学了，还是得力于他的爹。他爹是农会主席，处处要带头，便抢先找人给八岁的儿子起了个名字“罗吉利”，继之把儿子往小学校扭送，一边骂着：“小兔崽子！如今你爹是村中王！必须处处给我作脸！如今上级还说了个新词儿，叫‘文化翻身’！你要给我抹了黑，我立马把你扔到井里！我说到做到，信不？”
他信，因为他太了解他爹的脾气了。
他上学了，成了我的同学。
他上小学的时候，对所有的科目如算术、语文、自然、修身，凡是牵涉到笔算、笔答的事，几乎都头疼得很，因之也很难及格。但一经靠嘴逞“才”，尤其是编“革命”性的顺口溜，就往往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例如校长、老师动员学生宣传“土改”时，他都能站到开会的台上说出合辙押韵的顺口溜。这是他爹当年做“叫花王”时的强项之一，今天年纪小小的他就继承了此种“宣传才能”。他唱出的顺口溜是：“我磕头，我下跪，平地冒出了新社会！土改好处千万宗，如同天上掉大饼！斗地主，要争前，穷人今天要成仙！斗地主若是胆子小，只配老穿破棉袄！翻身若是往后退，一辈子睡不上缎子被！”
无论如何这也是“才能”，他能落得小学毕业也可能与此有关。
不过细想起来，也有使我不解之处。他爹和他虽然在土改、斗地主时干了很多过分的狠事，连对地主富农的孩子也不手软，偏偏对我格外关照，示以温情。后来我从他爹的口里得知：其实他爹也有很迷信的一面，有些时候很信神鬼、命相。这老叫花曾当着我的面一次又一次教训他儿子：“小子！嘴上虽然不能说，但心里还是要信命！信报应！我是注定下地狱的人，你可别照我的模子办！你别忘了当初你和他（指我）互换衣裳的事！这事说吉利就吉利，说不吉利就不吉利！你和他要互相照应，互相借光。你此后坑一千人、害一万人我都不管，唯独你不能伤他！你们俩，是一形一影，失一不可！”
孩子谁信这样的“鬼话”！听过也就忘了。
还是把话说回来吧：后来，我小学毕业，随之中学毕业，他却因多次留级仍读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时高小毕业仍是被学校恩赐的。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的顺口溜编得好，在“土改”、“抗美援朝”、“反对包办婚姻”等宣传活动中都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出色，也出了名。
一九五七年，我已经读大专。回乡时遇到他，见他穿上了制服，得知他在县委宣传部当了小小的干事，我当然为他高兴。他还请我到数里外的县城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喝了一顿酒。他似乎是懂得感恩的人，一边喝酒一边指着他这一身蓝制服对我说：“我得谢你！没有你当初劝我上学，认几个字儿，我怎能混上这身蓝制服穿穿？当一辈子农民有啥出息？”
我说：“你也得感谢你爹。没有你爹下狠心把你扭送到小学校，也就没有你后来的出息。”他并不感谢他爹，这似乎也是另一种“觉悟”。他爹当农会主席不到两年便被上级撸了，原因之一便是他不是正经农民，劣迹很多，有文化的上级领导称他为“流氓无产者”。我的这位同龄人罗吉利，觉悟之一便是懂得了以他有那样的父亲为耻。当着我的面还挖苦他爹说：“多亏他两年前死了，省得他那些下作事和他那个臭名声弄得我脸上无光。否则，连在县城里找个对象都甭想！再说，我在县里的政治宣传部门里工作，除了要有一点文化之外，还要靠会说。说什么？大都是政治名词、政治道理、政治口号！但我爹呢？满口的‘叫花子经’！下流话一大串，连正正经经的贫下中农的土话都不会说，话里话外透着下三烂味！我自己也得提高呀！有他那样的人添乱，我怎能大抬头？”不过，他还是说了他爹的几句好话：“说到根儿上，我感谢我爹的还是他赐给我的贫雇农出身！没有这一条，后来的福气全都有可能等于零！想入党？熬一辈子都未必有戏！像你，就连想都不要去想！”
无论如何，我也必须承认他有“明白”的一面。
在小饭馆里吃过了饭，喝过了酒，他还特意要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坐坐，要我“旁听旁听”。
我问：“旁听什么？”
他说：“旁听我审右派分子呀！”
我的心一抖。为什么抖？那时因为反右派的风声早已传进我的学校，我的几个老师已经受到“揭发批判”了。何况，也有人说过“学生里也有右派”。
我怀着很复杂的心情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见他要单独审问的人竟然是我所认识的人，为此十分吃惊。此人正是当年我上中学时的景校长，两年前他刚刚提升为县教育局的局长。
提到景校长，据我所知他是一个“极为革命”的人。他出身于本县大地主家庭，上大学时是“闹学潮”的悍将，并成了地下党员。解放后搞土改，他抢先登台揭发了他父亲、他大哥很多鲜为人知的“特殊罪行”，并将他那位经“父母包办”始终在农村生活的妻子认定为“地主分子”，并登报做了离婚声明。
但今天，他有可能成为“右派分子”。而审问他的，又恰恰是我的那位同龄人兼同乡罗吉利，即那位叫花后裔。此时，我也确实有“崇拜”他的地方。我虽然是大专生，且又读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而他只是个“半文盲”，但他摆出的“革命干部”架势，以及使用的政治语言，都比我成熟多倍。
后来他送我出门时，我也说了些景校长（景局长）的好话，意在为他说情。但他却狠狠地嘲笑了我：“说你是书呆子就是书呆子！这是什么形势，你懂吗？定右派是有指标的，谁敢少算？单是姓景的那个地主出身，就命里注定当右派！你不要管别人的事了，先管管你自己的事吧！看在你我当年友情的分上，我透露你一点秘事吧：你上学的那个学校不是也在搞反右吗？整老师也整学生，你也是榜上有名的人！材料都转到我们这里了。说到这儿，你应当懂得谢我！多亏我在回答你们学校派来的调查人员时，说了你小时候的一件大功！那功劳，抵得上缴获国民党军队的一挺机关枪！”
经他提示，我记起了五六岁时的事。那一天，住在我村的一伙国民党兵奉命擦枪。时值三个兵正在拆卸、擦洗、组装一挺重机枪，拆卸时将机枪零件摆放一地。我和我的那位同龄小友出于好奇，便蹲在一边看，我见机枪中的一个小零件（其实是“撞针”，机枪中的最重要机件）很好玩。时值几个机枪兵累了，躺在几米外的一株树的浓荫下小歇时，我的那位同龄小友向我递了眼色，示意我将那个撞针偷走去玩，我遵命了。我们走后，兵们听到紧急的集合号，便急匆匆将机枪草草组装一番，不一会就奉命开拔了，那挺机枪自然成了废枪。
今天，我的这位同龄人对我说：“这件往事我已经向你们学校派来的人如实说了。你一定要咬住：虽然你当年是少爷，但在我的帮助教育下，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爱共产党，恨国民党。”
我在感谢他之余，不得不问他：“你我出身不同，你的阶级觉悟又高，何苦这样关照我？”他见四下无人，低声对我说：“什么阶级不阶级的，你以为我真信那一套呀？嘻，就看你会不会玩这一套罢了！我从几岁上跟着我爹讨饭时起，敲过多少人家的门，见识了多少人的德行！富人里头有坏蛋也有好人，有欺负我的也有救济我的；穷人也一样，有好人也有缺德鬼！有心疼我的也有坑我的、耍我的！下起手来也特别狠！如今搞的是以穷为荣，这也叫‘玩成分’。不就是比玩吗？我比谁都拿手！不信就等着看，用不了几年我就会‘玩’上去，步步高升！我对你的特殊关照，是因为你对我有恩！第一恩是当年你从你家里偷吃的东西给我，偷旧的衣裳给我，即使挨家里人打也不出卖我。第二恩是高低哄我上了学……”
我插嘴说：“你那么懂事理，为什么不尽量关照景校长一下？”他不屑地说：“他？没救！你知道他当右派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其一就是革命过了火！刚一有反右的风儿，他就抢先告密，将一大串右派名单递了上去。人家能不反咬他吗？这叫不会玩！”
原来如此。
若干年后，我做了多年很受气的中学教师，而我的这位同龄人兼老乡罗吉利真的步步升官了。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直至批“右倾”，他都是受宠者。他虽然认字的数量不多，未必达到高小水平，但他却特殊地能说，对流行性的“革命大道理”、政治口号玩得很熟，而且将他当年敲门讨饭时唱顺口溜的本领大大发挥了，能将政治口号变成“诗”。举个例子，他在宣传“大跃进”时，就能信口作出这样的“名诗”：“超老英，赶老美，全凭我们甩开腿！钢铁年产千万吨，中国人民有信心！有了信心加决心，钢铁一夜变成金！”
有此“才能”，罗氏步步迁升，由县级干部递而升到地区级、省市级。
“文革”来了，他也当了几个月的“走资派”，但很快就被“解放”了，其中的原因也有特殊处。某次，他在被弄到台上受批斗之前，事先将他父子穿过的破衣烂衫（花子衣）换上了。登台之后便大喊：“只要你们看看我的无产阶级本色，就会明白我反党不反党！搞不搞修正主义！”这样的表演确实奏了效。当然，他之所以早早获得“解放”，更主要的一条是靠对某些上司、同僚（包括下属）的“入深揭发”。对种种“反目成仇”、“卖友求荣”、“落井下石”勾当，他早就从他父亲的习性中继承了下来。当然，必要的选择性还是有的。
他很快被“三结合”了，并成了省市机关的“革委会副主任”。
我在承受了五六年的苦整、苦斗、苦打时，趁“造反派”们互相厮杀之际，偷偷逃跑过一次。逃到哪里呢？哪里有可能成为我的活命之处呢？我左思右想，怀着冒险之心跑到了千里之外的罗吉利处。
他乍一见我，先是一惊，几分钟后就扯来一个写着“造反兵团”字样的红袖章递给我，强行给我戴上。并用“威胁”式的语气对我说：“如果有人问，你就说你是从外地来本市搞外调的！千万别说漏了嘴！否则，我也遭殃！”接着他又沉思一阵，嘱咐我说：“如果有人问你此次外调的对象是谁，你就说调查一个我单位的反革命分子！反正他前几日死了！”
对我的这种保护，我自然心存感激。但住了几天之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罗氏的冷酷、凶残也是醒目的。有些时候，我甚而能猜想出他父亲当年做“花子王”时的模样。
几乎天天、时时有由他示意手下人干出的血淋淋事件，受伤者不少，而死者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