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钱学森说：“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他进而声明：“我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对如何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钱学森其实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首先要有创新的学风。
他回忆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习生活说：“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
他认为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必须开阔学生的视野，鼓励学生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他说：“当今的科学技术都不是小科学技术，不是爱迪生时代，可以关起门来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搞发明创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专家、院士，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社会主义建设要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有大批的专家，更需要能统率这些专家攻克重大难关，取得重大创新的帅才。”他认为目前大学将学科分得这么细，培养不出拔尖人才。
他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因子、原因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因子弹都提到了。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儿也不排斥。”
钱学森认为，学理工的要懂一点儿文学艺术，特别是要学会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科学家要有点儿艺术修养，能够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能够大跨度地联想。他说，科学的创新往往不是靠科学里面的这些逻？推理得出来的，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思维，在于大跨度联想，它会突然给你一个启发。产生了灵感，你才有创新。灵感出来了以后，再按照科学的逻？思维，去推导、去计算，或者设计严密的实验去加以证实。所以科学家既要有逻？思维也要有形象思维。逻？思维是科学领域的规律，很严密，但形象思维是创新的起点。
钱学森一生兴趣广泛，知识面很宽，他不仅是科学大师，而且在音乐、绘？、摄影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在早年求学时他虽然学的是自然科学，但同时也学过钢琴和管弦乐，曾是上海交通大学í管乐团的重要成员。他曾师从著名国？大师高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2）
希尧先生学习绘？，而且成绩很好，得到高先生的表扬。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钱学森曾多次驾驶一辆二手的老爷车，à着几位中国同学去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为了听音乐会他宁肯节衣缩食，十分节俭地使用他打工挣来的钱。他常说，他在科学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
钱学森的父亲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钱学森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他去上音乐、绘？这些艺术课。钱学森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对艺术也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他回忆说：“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加以验证。”
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时，他致谢时特别说起他的夫人 著名声乐家蒋英对他的帮助，认为他的科学成就也要归功于夫人在音乐艺术方面给他的熏陶。
钱学森认为要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必须有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他说；他当年就读的加州理工学院给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利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他说：“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的，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出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他说：“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他说：“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2006年11月20日，面对前来参加座谈会的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温家宝总理说：“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今天向大家求教。
“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2009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调研时又一次谈起了这个话题，他说：“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
2009年10月31日，一代大师钱学森带着遗憾和忧思走了。可是他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诘问却像警钟般在人们的耳边回响。
从2009年10月31日至2009年11月6日，各大网站上钱学森逝世的新闻跟帖数量均以万计，仅新浪博客中，打上“钱学森”标签的博文就多达67。5万篇，大家议论的话题只有一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3）
个 激赏钱老逝世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批评中国最缺乏的是“创新型人才”。此篇系统讲话发表于2009年11月5日的人民日报。
人们在反思，一个有着13亿人口，大学、研究院所林立的泱泱大国，为什么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英国剑桥大学仅三一学院就有31位诺贝尔奖得主。
人们在反思，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可是美国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只有253所，而我们却超过了310所。2008年，我国培养出的博士人数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有如此多的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有如此庞大的博士队伍，为什么我们国家仍缺少创新型人才，缺少像钱学森、钱三强这样的大师？为什么在今年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贝时璋等老一辈科学家及学术大师相继辞世后，许多人会发出 “他带走了一个时代”、“世间再无钱学森”的慨叹？
对这些为什么，武汉大学原因校长刘道玉的解释是：“中国高等教育出了问题。什么问题？依我看，中国大学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 乱 。”
怎样一个乱法？他指出：“近20年内，高教领域里发生了太多事件，例如大学合并、教育产业化、建设一流大学、本科高速扩招、研究生数量急剧膨胀、专升本、学院改名、学术造假、教学假评估、建大学城运动、大学圈地运动和建设豪华校园等。”
他说，值得肯定的是，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进步，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办学条件也有所改善。到2007年，大学在校生已达2700万，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部分省市已步入普及化的阶段。但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研究生泡？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愈演愈烈，大学中的铺张浪费严重，官本位越来越严重？？
华中师范大学原因校长章开沅在《？在“折腾”中国的大学》中描述这种乱现象指出：
“在 跨越 的号召下，出现了弥漫全国的 升级 狂热。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学院，学院升为大学，其实好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升级条件。许多正规大学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甚至连 教学型与研究型 这样的双重身份都不满足，一定要往 研究型综合大学 蹿升；而已经具有 研究型综合大学 特殊身份的所谓 985 大学，又纷纷向 世界一流 狂奔。
“大学的各系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纷纷争先把握这千载难逢的 升级 良机，于是好多系上升为学院，个别系还分身为几个学院。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后，自行提升为牌号甚大的研究院。某些 特大 大学又在校、院之间设立学部，俨然泱泱 大国 气派。与过往相比，现在的大学管理机构名目繁多，层次重叠，越来越像庞大而又复杂的官僚机构，与原因先标榜的 精简、效率、效益 的革新目标背道而驰。”
而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对目前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对钱学森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有着自己的认识。
他认为目前国内高校里学术权的使用已经进入了三大误区。一是将学术权与行政权对立，将学术权片面理解为学者的权利，与行政无关，而事实上学术权也包括了许多与学术相关的行政管理权。二是学术权有行政化的倾向，高校普遍存在学术评价偏离甚至脱离学术发展方向的现象。三是学校资源配置行政化，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我曾亲眼目睹一